尽管不是火伤夺去了他的生命，萧铜总还是在一场火灾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挣扎了两个月也是徒然。他的妻子杨明的女儿凤凰从日本来看望他们两人，但他却不能如传说中的凤凰般在火中复活，而是长逝，使人只能感到哀伤。
我们都叫他“萧先生”，虽然知道他并不姓萧。身份证上记载着他姓沈，名健中。六十年代以前还在台湾时，他姓生，名鉴忠，讣闻上他的数位兄弟的姓名证明了这才是他的原来的姓氏，他们都是忠字辈的生家的子孙。但传说他们原来也不姓生，而是姓年，是清朝雍正皇帝手下大将军年羹尧的后代，年羹尧以功狗而骤被诛，据说后人避祸，改姓为生。但清以前就已经有姓生的人。年羹尧是满洲的族人，萧铜却是江南的镇江人。传奇性的故事好像和他们家没有多大关系。
有人说，萧铜的谐音是小童。只是，为什么不是萧桐呢？萧萧惊落木，天地一孤桐，更有诗意。
萧铜不是有这种诗意的人，但他却大有童心。他喜欢看连环图画，见了就买，买了就看，看了并不就随手抛弃，他是少有的连环图画收藏家。他以爱书、藏书出名，藏的并不是什么经、史、子、籍的善本、珍本，主要是两大类书，一类是有关戏剧的，一类就是连环图画。龚定庵是“六九童心尚未消”，他是六十六岁还看连环图画的人。
我曾经在买到的文艺书籍上，发现有“生鉴忠”的圆章，知道那是他的藏书的流失。没有发现“沈健中”，也没有“萧铜”。沈健中显然是他在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广东籍官员面前说了标准的北京话，叫的人想不到有人会姓“生”，那就由他马马虎虎报上沈健中算了。
至于笔名，除了早年写小说用祥子这笔名，很可能由于是受了老舍的《骆驼祥子》的影响，其余如赵旺、贾六、花得雷、金大力……几乎都是京戏人物的名字，他写杂文、小品时随手拿过来就用上了。我对京戏实在外行，不能一一找出它们的出处。
用得最多的还是萧铜。在台湾，用祥子的笔名出过小说集，我没有看到。在香港，用赵旺的笔名出过《无风楼随笔》，用萧铜的笔名出过《京华探访录》，长篇小说《风尘》……也用祥子的笔名发表过小说。他晚年写得最有权威的京戏和地方戏的评论文章，用的笔名也是萧铜。萧铜就像是他的本名。
他的京戏评论是的确权威的。他从小就看京戏，大了还“票”过京戏，懂京戏，爱京戏，谈起来头头是道，句句中肯，来香港演出的剧团，都很留意他的评论，常常用来纠正自己的缺失。
他也写电影剧本。在台湾写了两百多个台语片剧本；在香港，写了《我又来也》等剧本，拍成了电影。
他的戏瘾很大，为了看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这些名角从北京到香港的演出，他一九六一年从台湾来到了香港。有人说，他从此回不了台湾。看戏固然是他来香港的直接动机，但事实上他也已经有了离开台湾不再回去的心理准备，行前他把一些心爱的书送人就是证明。
在香港一住下来就是三十四年，占了他六十六年生命的一半岁月以上。
初留香港时，他是电影界。围绕着李翰祥这个导演，他和宋存寿等人在邵氏有一个搜集资料、编写剧本的小组。宋存寿后来也成了有名气的导演。胡金铨、田丰、乔宏都是比较意气相投的同事、同行。在台湾，还有李行一些人。
在台湾，他编过《华报》、《大华晚报》、《自立晚报》的影剧版，但他主要不是新闻界。
他在邵氏的时间不长。当李翰祥离开邵氏到台湾自办国联求发展后，他在香港就靠写作为生了。
他在香港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新晚报》。当时主持《新晚报》副刊的是用蓝湖的笔名写影话的高朗，是高朗把他引进这条爬格子的路的。高朗是从写诗开始的作家，萧铜和这位诗人比较合得来。
和另一位也写影话的诗人何达就不怎么气味相投了。一次旅行中同住一房，你要开灯，我要关灯，我关灯，你开灯，你开灯，我关灯，这样一开一关，又一关一开的斗气，就是他和何达闹出的喜剧。
他少年气盛，直到五十岁以前，还是气盛，一言不和，一点事看不惯，就容易和人家吵起来。这里有文为证，是从《三次上京记》抄下来的。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他从上海回广州的火车中。
同一节车厢有个香港旅客宁波肥佬，此人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特别健谈。还没开车，就与同车旅客夸夸其谈，开口就是香港如何如何，喋喋不休，我想睡个午觉也被他吵得无法安眠。这肥佬据说是香港某保险公司的职员，他对同车旅客说，他脚上的那双皮鞋价值人民币五十元，那些旅客莫测高深，唯唯而已。
晚饭后，宁波肥佬又对一个上海人说：‘上海的面勿好吃啦，阿拉香港的澳洲面交关好吃啦！’
一位戴眼镜的上海人，是个出差的，说：‘澳洲就是澳大利亚。’
‘勿是啦！’宁波肥佬哇啦哇啦：‘澳洲勿是澳大利亚啦，澳洲是澳洲啦，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啦！’
“我忍无可忍，自卧铺上跳起来，对着这个不识之无的香港宁波肥佬，予以迎头痛骂，骂得他停止了他的‘独唱会’，悄悄回到他的卧铺去睡觉了。”
骂得真是痛快！差点没打起来。
这一年，他还只有四十九岁，不到五十岁。“少年气盛”！
就在不到一个月以前，在北京——
我们来到老舍先生的故居——正在整修中。
我们与舒师母（老舍夫人胡絜青）、舒济小姐同在一屋里聊天，我不知说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舒师母。我说着说着，呜呜失声，痛哭流涕，使得全屋子的人都为之愕然与黯然。
我的失态，实在是情不自禁，实在是控制不住……
“……走回旅馆，回到房里，芳愀然不乐说：‘今天晚上你怎么搞的？你那么一哭，舒师母和小姐都怔住了。’”
芳就是他妻子杨明。
不过，哭得也是痛快！敢骂、敢哭，这就是年轻一些的萧铜。我猜想他也敢打，少不了和人打过架。
只是到了他最后的十多年，他就比较“炉火纯青”了。对于许多事情，都用“没关系、没关系”来淡然处之。只看到他的任何一面，都不是完全的萧铜。
《三次上京记》是第三次上京，那是他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到台湾后，第三次由香港去北京。这以后，他还去过多次。他是长江边上的江南人，但就像燕山脚下的旗人一样，北京是他青梅竹马的“故乡”，他一身京味，从语言到文字都是，从豆汁到二锅头都在他飘泊于台湾、香港时的梦寐之中，一有了可能，就要朝着燕云奔去，一次又一次，以慰乡思。
他总是先去江南，后去塞北。“文革”中他的母亲被“疏散”回了江南，上海又是他妻子杨明的家乡。好几次，他都是先送杨明到上海娘家，然后单人匹马上北京，陶醉在那京味的生活里。几十天后，才尽兴而返。
他在弥留之际最后的清醒中，不能说话却还可以写字时，最后的一张字条上写的是：“我想吃饺子，带二两白干。”北京人的一句俗话：“好吃不过饺子，好看不过嫂子。”是用儿童的口吻传出的心声。
他去世后，《读书人》月刊上重登了他的一个短篇：《有一年的除夕》，就是充满京味的过年吃饺子的故事。这篇东西是我们在“文革”兴起的一九六六年办《海光文艺》时，他应邀而写的，写得很不错。《读书人》付了他三毫子一个字的稿费，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拿到的最高稿酬，可惜是死后！
在“文革”末期他有一次准备随一个统战性质的旅行团作江南之行时，出发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中有人忽然通知我：不能让萧铜去，他有特嫌（还是肯定他就是国民党特务，我记不清了）。那回他因此被刷了下来，没有去成。
当他出殡那天，灵堂上宣读了新华社的一封唁电，赞扬他“一生致力于新闻及文学艺术活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贡献良多”时，回思往事，真有些不是味道。当然，这称赞和赞他“一生为人耿直，忠于友情，乐于助人”也都没有脱离事实。正是这样，就更令人感到有些“昨非”。后来的多次旅行，不正好证明了那“内部鉴定”的胡说八道？
丧礼过后的第二天，报上有人说，萧铜“曾经还服侍过蒋总统，掌有第一手国共斗争内幕资料”，真不知道是何所据而云然。这和说他是特务，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又说他的专栏一个一个被砍掉，是自由市场的规律，怨不得谁，为他的不幸表示同情也受到嘲讽，甚至于还说他“身后萧条，自己的责任似乎更大，按说老前辈生前喜欢无缘无故骂人，那么又怎样希冀人家的关切呢”？
骂人未必一定对，也不一定不对，像上面那样的骂那香港宁波肥佬，是不是“无缘无故”？我也是曾经被他连骂了十天半月的人，为了我主编的报纸发表过文章，同情他的为稻粱谋而爬格子的辛苦，他以“丈夫何必受人怜”的心情拒绝了这同情，既骂作者，也骂编者，还骂我这被他赞过对他喜好的主编。我们对他，都能谅解。后来他在别的报上的专栏一个一个被砍掉和他的善怒能骂并不相干。
我们几个朋友，曾为他只剩下半个专栏而着急，替他向几家报纸进言，希望这能争取到一些用文之地，但都失败了，毫无办法，市场规律在起着主要的作用。
最使人叹息，而又只能徒唤奈何的，是他在这种困境之下，接受了一位副刊编者的好意，写了些十天完的黄色小说。这是那位编者亲口告诉我的。我默然久之。我们能责备他和他么？
丧礼过后的第三天，我又读到这样的文字：“萧铜最值得敬佩的就是不因穷而改笔炮制媚俗或咸料文章……”这当然不是嘲讽，我们该怎么说才好呢？
他是的确没有写媚“左”的文章企图取得某些好处的，加“咸”就未能免俗了。我还能责备他“为五斗米折腰”？
我并不因此改变对萧铜应有的敬佩。当此时此地，有人以“咸”为时尚，为豪放，为可以沾沾自喜而炫耀于人时，我只能为他被迫制造市场经济的如此商品感到十分委屈了。
一九九六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