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夏公（夏衍先生）给别人的一封信，我保留下它的一个复印本，它虽不是写给我的，却等于是写给我的，因此我要保留它。
信上说：
××同志：手札及赠书均收到，谢谢。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古道可风”，甚佩。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当然我并不想了解这件事的底细。严寒已至，望多多珍摄。问好！夏衍、八六、十二、十六。
这“××同志”就是曾经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后为北京三联书店负责人的范用。他是有名的出版家，出了许多只供内部参考的书，也出了许多别人不敢出的书，以至于北京市上有这样的流言：“吴祖光什么话都敢讲，刘宾雁什么文章都敢写，范用什么书都敢出。”在他主办的《读书》杂志上，首先提出了“读书无禁区”之论，主张什么书都可以出可以读。这在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是很大胆的主张了。
信上说“给罗孚出了书”，是指一九八六年北京三联书店用中国图书出版社的名义给我出了《香港、香港……》这是我幽居于北京后出的第一本书，笔名用的是柳苏。
我当时自己订下了一个原则：以往的熟人，别人不找我，我就不主动找人。范用虽然认识，我并不去看望他，但有一位绀弩称之为“周四姑娘”的，我却去找了，因为我要通过她去看望绀弩。我不知绀弩住在哪里，但我知道她是在三联书店工作，因此去三联找她。我们在走廊里说话，大声了一点，惊动了房间里的范用，走出来看到是我，就拉我一起去吃午饭，去吃有名的门钉肉饼，还就此拉稿，这就拉出了一本《香港、香港……》，又选编了三本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就这样，我没有去找范用，是范用主动找了我。
也是由于有了这封信，我后来才去六部口的四合院里去看望夏公。此后还去过多次。他果然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件事的底细”，我也没有主动向他详谈。
我和他谈得较多的是叶灵凤、曹聚仁和聂绀弩。一九八六年聂绀弩逝世后，我们替他编辑纪念文集《聂绀弩还活着》，夏公答应写序，书编好了，也快印好了，他的序还迟迟未来，我们急了，就征得他的同意，由他谈谈他对绀弩的看法，由我笔录。他谈的使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认为鲁迅以后，当以绀弩的杂文为第一。这篇文章一字未改。后来曹聚仁有一本书由他女儿曹雷编好在上海出版，也是找夏公写序，由他谈由我笔录，可能笔录得使他不满意，改动了许多。这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做了。
夏公不想问我底细，使我记起巴金。一九九三年底，我为校对《聂绀弩诗全编》（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最后清样去了上海，住在柯灵先生在住宅以外为写作而另辟的一间书房里，他带我去看望巴金老人。巴老那时还精神奕奕，谈话不少，他首先就向我表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我从常识判断……”他的意思我明白，也是夏公信中说的，我是被“捉弄”了，受“折磨”了，他是因此才相信我这位客人，接待我这位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