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动员”和“精神总动员”等语句都来自日本。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用在日本身上很恰当。
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中日两国国民自古以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
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少有城墙，如一只孤悬颠簸于万顷波涛之中的小船，资源匮乏，地少人多，台风、地震、火山、大雪等自然灾害频发，突如其来，又迅疾而去，很轻易地摧毁劳动成果，仿佛天生注定没有前途。水稻插秧和收获，需要一周左右抢时间完成。樱花盛开时蔚为壮观，色彩绚烂，飘落似雪，日本人在赏花时生发了白驹过隙、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因此，他们对外来文化没有自大感，而是好奇和新鲜，包容和吸纳，勇于进取创新，在被刺激和挑战中竞争再生。他们尽可能地把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件，把被动变为主动，把被侵略被殖民变为侵略和殖民，创造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奇迹。
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代，徐福东渡带的“童男童女”是日本人的祖先。的确，有日本人自称是西周文王的长子太伯之后。日本学者神田秀夫认为，早在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灭吴时期，就有大量中国难民乘船东渡日本，开创了日本的早期文明。
徐福为给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带“童男童女”和“百工”东渡日本，把日本从渔猎采集的绳文时代带入了金石并用的弥生时代。徐福被当作日本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和司农耕、养春蚕、懂医药的大神加以供奉。日本前首相羽田孜认为自己的祖先姓秦，是徐福随员的后代。其实，徐福一行并不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唯一源头，早在徐福东渡之前，日本列岛上就有大量人口。日本先民的主体是欧亚大陆北方民族混血，其语言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与汉族迥异。但是徐福东渡对日本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象征。
604年，日本圣德太子依据中国的《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颁布《宪法十七条》，为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建立了隋唐模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安史之乱后，唐代辉煌不复存在，日本平安时代贵族也失去活力，遣唐使制遂告终止，世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盛大的学习壮举结束了。
17世纪，学者山崎斋问学生：“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孔子、孟子领军打到日本，我们该怎么办？”学生不知所措。山崎斋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当时，日本人认为，“春秋大义”在中国不复存在，“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就在日本。针对“华夷之辨”的观念，佐藤一斋提出，谁得到孔孟之道，谁就是中心。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对礼制和道德如流水一样昼夜不停的感慨。当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在本土日渐萎靡，却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扎根、发芽、壮大、结果，正所谓高山流水，他乡遇知音。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日本创造性地汲取儒学的东方价值观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公平、民主等理念，巧妙结合本民族的特点，摆脱了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束缚，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换，产生了东亚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儒学。“忧患兴邦、刚健有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诞生于中国的人格和社会理想，都在日本实践运行到极致，比提出这些思想文化的中国还成功，还有生命力。
孔子曰，“礼失中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31年，鲁迅说：“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