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法国皇帝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睡狮，让它睡吧，一旦醒来，它将震惊世界。”中国人也总拿这句话陶醉。孰不知睡狮一度近于睡死，总是不挨打不足以清醒，如梦方醒或半梦半醒，却又缺乏反省。近一个世纪以后，清朝洋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指出：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真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日本的发展和表现，无疑是进化的一个最大奇迹，而且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事物的演变，日本人将更热爱工作，整个东方都将感到一只巨手在活动。
中国和日本不断为赫德的论断提供佐证。不仅外国的旁观者清，连鲁迅都说：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得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鸦片战争后，由于欧美在亚洲更主要的猎物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客观上为日本减轻了压力。但是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天助自助者。同样面临门户洞开、列强环伺、西方入侵的两个东方农耕社会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不能简单认定中国倒霉日本幸运，关键在于自身的反应程度如何，日本首相吉田茂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于日本人的机智和巧妙掌舵。
日本人比中国人认真而刻板、固执和保守，但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表现出中国所不具备的应变能力。在中国人看来是沉重的“三座大山”，日本却因势利导，把帝国主义当“靠山”，把资本主义当“金山”，把封建主义当“泰山”。“富强之机，转移颇捷”。日本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有机会更会把握机会；中国有机会没抓住，没机会就等待机会，结果却迎来无休止的厄运和危机。日本总是一蹴而就，而中国却常常举步维艰。
19世纪中叶，日本统一市场形成，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冲击程度超过中国，等级制度日渐解体，下级武士要求改变现状，农村青年离开家乡，渴望立身出世、成就功名。
1840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大败，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破灭。“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日本觉得比中国强的国家一定有可取之处，于是从中国上海了解西方，购进西洋军火，认识到闭关锁国绝不可以。
1853年，美国将军佩利率黑船来到日本。在无力抵抗下，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把洋人当作敌人，相反为避免激烈的对抗，果断打开国门，甚至感恩戴德，为佩利设立铜像和纪念碑，这被中国人认为没骨气，但是日本一步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走向独立。而中国对洋人打也打不过，并拒不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最后只能全盘接受西方所给的屈辱，割地赔款，这才是真正的丧权辱国。有人感叹：“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
1862年，德国首相俾斯麦见中国人只注重“船坚炮利”，况且只是学到皮毛，而日本则全面学习，就预言“30年后，日本将兴盛，中国将衰败”。甲午战争的结果验证了他的预言。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促进了社会变革。近现代以来，从中国人的服装上就可以得见变革之难、守旧之重。有人因此讽刺：中国人的裙子每向上提起一寸都是一场革命。
固然西方侵略、文化传入中国比日本要早，但日本较中国的反应却明显快速，后来居上，在接受时间上，海军早8年，留学早10年，文化制度早21年，近代大学早25年，机械印刷早28年，女子留学早30年，思想启蒙早35年，立法早39年，剪辫子早40年，宪法制定早58年，而且成效远比中国显著。通过改革，日本海陆军素养达到极高水平，随时准备挥出武士刀。
日本明治维新变革的局限性是发动侵略，但是只能由任何变革举措都阻力重重的中国为其买单。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占几乎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895年3月，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时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交谈，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 像一个饱经世故的老者，不断反复和停滞。鸦片战争失败时，清朝认为自己仅在枪炮、机器、技术上落后，而纲常名教、政治体制、伦理观念仍然唯我独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认识到政治体制稍逊，但自认为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尚可。几十年间，中国未能验证日本仅用几年就接受的道理。
鲁迅称赞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我们喝牛奶，只让它成为发展我们身体的营养，用不着担心自己会化作一头牛。”日本，第一个吃了螃蟹，食后满面红光，体格健壮。而以饮食文化第一自居的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唯独对最应该吃的鲜美的“螃蟹”，却疑虑重重，说日本吃了必将扎着、卡着、呛着、毒着。等日本并无大碍，我们再想吃时，日本却对我们潇洒做个鬼脸向前走去，只留下满地的螃蟹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