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不认真，不讲纪律，让中国人吃了大亏。
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访日炫耀武力，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上舰参观，看到北洋水兵衣服放在炮管上，栏杆扶手也不干净，把他的白手套弄脏了，于是他向统帅部报告：“清朝海军舰艇虽然吨位高，但不堪一击……纪律如此，士气可知，虽有一两名将，何能为力？”教育家陶行知更是感叹：“兵舰的大炮好比是人身上的头脑壳，把一条裤子套在头上，则头成了什么东西，况且是示威，岂不更是笑话……从甲午一直到现在，日本之所以胜，中国之所以败，都被东乡一语道破了。”
无独有偶，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在葫芦岛乘军舰，他带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军舰上灰尘遍布，气得大骂海军司令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的。”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更何况是用于作战的军舰。一支纪律松懈、管理低下、缺乏精密意识和严谨认真精神的军队怎么能无往而不胜？
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一板一眼，服从已经成了习惯，他们只管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固然有时候刻板僵化，缺乏个性，却能严格执行军令。
抗日战争前，日本人到法国学习飞机驾驶技术，比中国学生摔的飞机多。就是因为当出现故障或天气不好、方向不明时，中国飞行员常会选择安全着陆，而日本人一定会研究原因，尝试突破障碍。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仍秩序井然，武器登记造册，枪械擦拭得干干净净。有的日军因为不知道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仍孤军奋战，单枪匹马死守阵地：小野田宽郎在菲律宾丛林里单独坚持26年，横井在关岛坚持了27年，被称为“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的广已田在菲律宾坚持29年。他们以采食野果和鱼为生，被人发现后拒不投降，直到当年的长官亲口下令，才走出深山老林，过上正常人生活。
严谨认真、忠于职守也是日本的国民特性。鲁迅回忆，他的讲义被藤野先生“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涂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鲁迅认为：“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马马虎虎病，这种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中国有许多事情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鲁迅在弥留之际还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
日本人讥讽中国人是“五分钟热度，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说：“日本人是彻底的，而中国人则是适可而止的。”
中国人常说“差不多就行了”，日本人不会这样说，他们是“差一点儿都不行”。一个是讲究，一个则是将就。中国个人善于变通，缺乏规则制约；日本个人则循规蹈矩，认真追求细致，有时连针尖、发丝大的事儿都会像对待卫星一样琢磨，如停车位置以厘米计算，火车分秒不差。
某冶炼厂日本顾问柴田幸男见中国工人闲聊，就一顿训斥。一中国干部以“中华民族不可侮”的姿态，义正言辞地驳斥：“这是中国人的事，不用你嗦嗦管闲事。”柴田气哭了。有人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不如外国人操心，这是我们的耻辱。”
日本人苦心孤诣地专注于目标，认真到极致，把担负重大任务当作男子汉的福气和荣誉，想自己必须做多少事，不是想自己能做多少事，坚信优胜劣汰，要么全部，要么全不。在困难面前他们孤注一掷，积极进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中国也不乏为了理想努力奋斗多年而终获成功的人，如陈景润、袁隆平等科学家。《我们的留学生活》总制片、总导演张丽玲付出千辛万苦，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努力跟踪拍摄旅日学人的生活，赢得日本人的尊敬和支持。最小的留日学生张素，到日本时一句日语也不会，在陌生的环境下，她努力学习，一年后成绩全班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