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把勤劳当作基督教的新教伦理。中国人一直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勤劳，其实日本人的勤劳更胜一筹，日本列岛几乎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日本人的指纹。
中国为鼓励员工努力工作，时常组织政治思想学习，评选劳动模范，而日本人自主劳动意识强，不搞评比，都是“工作狂”、“拼命三郎”，吃饭快，办事也快，行程、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凑。几时出发、几时到某地做某事等等，都精确执行，准时高效。
通过走路就可以看出社会效率和勤劳程度。香港人走路速度是深圳人的两倍，深圳人是内地人的两倍。而日本人走路速度世界最快，大阪人步行30米仅用20秒，简直是一路小跑，甚至在电梯上也跑。
日本人按时下班被看作工作上出问题，是不好好干，公司经营不善，妻子也抬不起头来，怕人笑话。许多人都常年披星戴月工作，早出晚归，难得按时回家，甚至加班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也没有所谓的加班费。
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负担过重，日本产生了“过劳死”的现象。1988年到1993年，日本有150个市长“过劳死”。2000年4月，小渊惠三首相也因操劳过度去世。政府于是采取法律手段制止加班，公益广告宣传：“日本人，歇会儿吧！”让人感叹的是，一个呼吁减轻繁重工作的机构成员竟也出现“过劳死”。
有人说，美国人给钱就干，日本人不给钱也干，中国人给钱也不情愿干，还埋怨工资待遇低。许多中国人还极富美好想象力地说，最好在中国上班，住美国房子，娶日本老婆，乘德国汽车。
日本人工作有价值之处不仅在于勤劳，更在于高效率。许多生产行业每一个工作技术都实行动作分解，拿多重的东西，用哪只手拿，最先迈哪只脚，每步多少厘米，一分钟多少步，如何转弯，如何上下楼，迈几个台阶更快，移动的距离多远，都精密计算，严格规定和训练执行。工具摆放位置也以省时和方便为原则，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五步以上就跑步，以适应小批量、多样化和更新换代快等优点，减少不必要的劳动和时间。
精益生产方式是丰田汽车公司成功的法宝，被世界各国的各个制造行业争相效仿。其从采购到生产到运输到库存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尽可能地减少成本，用较少的资源，较少的劳动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去完成同样或更多的工作，从而使利润率大幅上升。而中国许多行业没有实行精益生产方式，造成成本上升，削弱了人力的低成本优势。
1984年，在鲁布革水电站建设中，中国水电十四局7000名工人沿用计划体制下“拉家带口”的模式，靠政治动员、搞大会战，却陷入工期拉长、投资失控、效率低下的窘境，工程进度节节拖后。在实行国际招标中，日本大成公司击败7个国家的竞争者，仅以中国企业竞标底价的57%中标，由30名日本员工管理424名中国工人进行施工。
当时有一种议论，认为日本人为了打入中国市场，不惜做赔本的买卖。然而，在实际的较量中，日本人给中国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也让国人了解到日本人并未做赔本的买卖。日本人带来的不只是一堆先进的掘进机械，更重要的是采用先进的“金钱加鞭子”管理理念和优化劳动组合。当工程进展缓慢时，日本负责人竟然掩面痛哭。隧道工程月平均单向推进222.5米，相当于中国同类工程的2到2.5倍；开挖圆形发电隧洞时，创造了单向推进373.7米的国际纪录；隧洞工程全线贯通，比合同计划提前了5个月。“鲁布革冲击波”对中国水电建设以至整个建筑业的影响和震撼是空前的，中国人开阔了眼界，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国务院为此召开全国施工会议推行鲁布革经验。
1987年，日本矿工人均采煤是中国的2.8倍，人均炼油产量是中国的10倍，人均水泥产量是中国的17倍。中国以高耗能、粗放式的方式生产，单位能耗相当于日本的9倍。
新中国成立后47年时间里，政府机构7次精简，7次膨胀。以1998年为例，日本企业厅仅有505人，中国国家计委有5400人。日本通产省管钢铁的只有一个课8个人，中国冶金工业部远不止800人，而钢铁业发展远不如日本。1996年，东京钢铁公司人均钢产量2000吨，位居世界第一，是中国钢产量最高的宝钢的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