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属于世界上公共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破坏性地震占全球的1/3，死亡人数高达59万人，占全球一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每年影响2亿人次，死亡70乣75万人，6200万人次需要就医，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元。1950擭帄2000年，灾害损失占GDP的5%乣7%，而日本仅为0.5%，迥异于人们通常的认知。
日本有防灾日和防灾周以及志愿者日和志愿者周，经常模拟地震、火灾、海啸、抢劫、枪击等天灾人祸的发生，从而提高抗灾救灾、自护自救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使弱者变成强者。1983年，日本为纪念关东大地震60周年，组织1600万人（约占国民总人数的13%），进行防震救灾演习。日本人都具有良好的自我保护防范意识和防灾抗灾能力，掌握使用灭火器、切断煤气等多种防灾手段。救灾时从容不迫，不畏艰险，团结协作。
日本人的存折、合同等重要资料复印多份，分处保存。出外随时携带证件，上有姓名、年龄、血型、电话等项目，以备急救或联系家属。每个家庭都有紧急避难用品包，备有最起码的日常用品至少27种，包括饮用水、饼干、药品等。
日本很多家庭的阳台都相通，以备起火等意外发生时互相支援或避难；中国防人却甚于防火，将阳台封闭，阻碍了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日本的宾馆、地铁、商店、影院等公共场所出入口都有“非常口”及指示标记。城市分区分片都有指定的避难场所，一旦发生非常事件可用来疏散。中国安全教育普遍缺乏，时间不足，预防演习少。
1983年，哈尔滨一宾馆因顾客吸烟着火，十多人丧生，而9名日本人却无一伤亡。原来，日本人事先就摸清了宾馆安全路线，起火时用被单做成绳子把人吊下楼，有的把被子沾湿挡住门缝进来的浓烟，从而脱险。
目前，中国平均每天意外死亡中小学生40多名，相当于消失一个正常的教学班。2008年5月汶川地震，教师“范跑跑”以自己没接受过安全培训为由放弃救援学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地震专家指出，中国公民防震意识比日本落后100年。对于地震时的处理方法，一般回答是：“跳楼”，“往楼上跑”，“往楼下跑”，“喊救命”，“不知道”。其实应该选择最小的空间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床底等；人多时应先打开门再去安全处躲避，以防房门因地震打不开影响出逃。
日本危机管理学家小松昭良认为，中国最缺的是“预测意识”，“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最擅长的恰好是意外发生后的应对，而不是危机前的预防研究，这让人担心”，“一旦发生意外，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国家准备好的优秀管理体系和硬件设备都难以发挥作用”。
1998年，中国骨髓库登记的志愿人员8000多人，而日本则高达100多万人。2000年2月，32.6%的日本人愿意在被判断为脑死亡后捐献出自己的器官。中国400万角膜患者每年仅有3000多个供体，眼库一度只有5个，日本则有50多个眼库。由于器官供体严重不足，一些可以挽救的生命提前结束。目前，遗体来源稀缺已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最大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