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日本行,中国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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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书画艺术

书法有甲骨文、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等不同风格的字体,被誉为中国第一艺术和文化瑰宝,具有绘画的形象美,舞蹈的动态美,音乐的节奏美。历代文人骚客无不通过挥毫泼墨、奋笔疾书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日本人说,没有书法就没有日本文化。晋唐书法对日本影响最大。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在日本流风遗韵,千年不衰。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而今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此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王羲之痛苦不安的情绪,集国事、家事于一身,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清末,杨守敬将汉魏六朝书风传入日本,掀起书法革命,风骨成为日本书法的主流。泥金书法和唐代怀素创立的修建笔冢的习俗为日本人沿用,中国一度失传,成为绝学。

明治以来,内阁成员在正式文书上要以毛笔画押,平常备有笔墨纸砚。岸信介、三木武夫、田中角荣等首相书法水平十分突出,韩国前总统金泳三、金大中的书法水平也很高。

在日本,适当场合露一手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宫泽喜一卸任首相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朗诵了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引起举座赞叹。

中国书法以唯美主义为主,但始终受制于传统观念,囿于师承的经验规范,很难跳出帖或碑的束缚,缺少纯情自然和开拓精神。日本书法大胆创新,思维开放,摆脱从属于中国书法的处境,走向了独立自主的新风格。小野道风一改日本人一味模仿中国书法的框架,成功地开创了和样书法和假名书法,字体饶有风润,富于流线美。外国人提起东方书法就指日本,并冠以“日本主义”,一度对中国艺术的了解仅限于雕刻和绘画。

汉字的组合结构和表意内容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艺术性。日本专门到中国组织书法比赛,以此制作数字化中文字体。有数据显示,中国出品的字体产品只有421款,而日本出品的则将近3000款,中国在汉字传承上居然处于落后地位。

中国书法和绘画往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宋代以后,以文人画为代表的水墨写意画开始兴盛,有诗的意境,书的用笔,画的美景,用以抒情言志。中国绘画由此从雍容富丽转为典雅清秀,并日臻完美。

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之母。自唐至清,日本画家为深得沈铨等大师的真传而自豪。

日本现存中国历代570位画家的2000多幅作品,其中国家级画作1000多幅,包括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宋朝马远的《寒江独钓图》。

20世纪20年代,日本成为中国画的研究中心。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中国美术的巨著,对中国有着重大影响。有人说:“早期中国学者撰写的几部史学著作,如1922年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和1926年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基本上是依照日本学者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的结构,略有增减,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著作。”

19世纪中叶,日本的浮世绘、狩野绘、佛教美术、民俗根雕等艺术流入欧洲,形成可与文艺复兴比肩的“日本主义”和现代主义。受此影响,凡·高等一批印象派大师产生了以线条主导画面结构的技巧,这也是1985年后日本抢购欧洲印象派画作的原因所在。

明治时期,西方写实主义美术传入日本,影响了日本画的创作,冈仓天心成为代表人物。西方美术传入日本比传入中国早52年,西方画师传技早32年,近代意义的国立美术学校建立早42年,至于彻底的西方式艺术教育,有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改革开放后,中国画囿于水墨画传统,由于写实性冲击大,写意性趋微,变得食古不化,墨守成规,出现了“中国画末日说”,吴冠中以反传统精神提出“笔墨等于零”。日本评论家吉村贞司感到遗憾,“中国画已把曾经睥睨世界的伟大的地方丢掉了。每当我回首中国画光辉的过去时,就会为今日的贫乏而叹气”。

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悲鸿就提出建立代表国家形象的世界级艺术博览馆,但至今未见动工。中国美术馆缺乏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收到佳作,地方美术馆更是门可罗雀。

日本有1000多座美术馆,展览数量居世界之首,法国的世界名画赴外展览大都在日本举行。东京美术馆珍藏罗丹和凡·高的作品各50件以上,还有毕沙罗、雷诺阿、塞尚等西方大师的作品,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美术较完整的代表作体系。

世界美术圣地的对外介绍,除英语外,第二位的就是日语。法国卢浮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有日文而无中文手册。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由日本人主持并撰写中国美术史介绍。美国编撰的《简装世界美术全集》12本,涉及中国美术的只有1本多,涉及日本美术的却有4本多。国画大师李可染认为,“人家是对的,我们却往往过于自卑”。

20世纪80年代,日本购买了30%的世界顶级艺术品和世界两大拍卖行克里斯蒂与索斯比的一半名画,而且都是天价,比如毕加索的《德·拉玛尔的肖像》1.8亿日元,《红磨坊》7810万美元,凡·高的《向日葵》54亿日元。国际拍卖界出现“日本价格”这一专门术语。

中国书法家李必达称,将书法在中日两国的存在状态作一对比,不难发现正是“功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书法的生态环境,也从根本上导致了“文房四宝”的衰落。

日本收藏很多顶级的中国古代砚台,而中国反而不多。中国纸墨笔砚这一文房四宝制作技艺乏人相传,形式、功能、款式大大落后,日本后来居上。1997年11月,上海文房四宝展览会,国产品被冷落,日本品却倍受瞩目。

中国绘画的保存、修复仍承袭单一的师徒相传的封闭模式,落后于日本。中国书画由字画和装裱两部分构成。日本人买中国书画因为装裱太次,常常把裱扯掉,要自己重新装裱。日本裱品种多,工艺讲究,还发明了现代化的装裱机,使得装裱的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