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珏 吴建平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绿地和生物种类减少、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面对这些情况，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全民环保”的方针，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作出了重大调整。然而，对环保行为的提倡如果仅停留在政策的宏观层面显然不够，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的环境心理学家就已经开始从个体层面研究公众的环保行为，本文综述了国外亲环境行为研究的主要进展，希望能有助于我国的相关研究，促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
1 亲环境行为概念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是指所有对环境产生较少负面影响的行为，如随手关灯、回收、采用可持续的出行方式等。
国外的研究并没有对亲环境行为与环保行为（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作严格区分，但本文认为两者存在差异。“亲环境行为”一词最早可能源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早年的研究者一直将“环保行为”看成“利他行为”的一种，因此，相比于“环保行为”，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更侧重于从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视角展开。所谓“社会困境”，即个体和集体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给集体利益带来损害。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亲环境行为面临着集体获得的长期受益与个体获得的短期受益之间的冲突。例如采用公共交通工具，虽然会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但对于个体来说，却增加了很多行为成本或时间成本。同时，如果说个体缴税给集体带来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那么当个体表现出亲环境行为时，其给集体带来收益却存在时间上的延迟性和空间上的不确定。因此，对于后者来说，个体所知觉到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相对不明显，个体自然更有理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表现出亲环境行为了。
2 研究取向
目前对于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个体如何面对此种社会困境，进而产生亲环境态度及亲环境行为。研究取向分为两种趋势，一种是探究人口学变量对于亲环境态度及行为的影响，另一种是对于亲环境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结构的探究。
2.1 人口学变量与亲环境行为
关于第一种研究趋势，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了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及受教育程度对于个体亲环境态度及行为的影响。就性别来说，一般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多地承担家庭事务，因此更有可能采取家庭资源回收行为，这一理论也得到一些研究的证实。其他研究也从收入、居住地属性等因素考虑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差异，均无统一结论，究其原因可能有四种：首先，现有研究在对亲环境态度或行为进行测量时，并未采用统一的变量，有的测量的是特殊环境态度或行为，有的测量的则是一般环境态度或行为；其次，很多人口学变量是具有交叉影响的，例如一般来说女性的亲环境态度水平优于男性，但女性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较小；再者，很多研究忽略了社会背景等情境因素的影响，现有的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大多是在美国或者北欧一些发达国家进行的，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国家或文化；最后，即人口学变量对个体的亲环境态度及行为确实不会产生影响。
总的来说，就现有研究看来人口学变量对于亲环境态度或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正如Buttel指出，人口学变量总体来说“在衡量亲环境行为时只能解释中等程度的变异”。
2.2 社会心理与亲环境行为
目前，研究的趋势逐渐从对外部变量的考察转向对影响亲环境行为的社会—心理结构的探究，通过考察亲环境态度来考察个体的亲环境行为。目前用于解释亲环境态度—行为的两大理论，一是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1991），另一种是Stern提出的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2000），前者主要用于解释特定环境行为，而后者则针对一般环境行为。最近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个评估亲环境行为的理论。
2.2.1 理性行为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在对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1975年Fishbein＆Ajzen提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理性行动理论指出，亲环境行为由亲环境意向决定，而亲环境意向又由亲环境的态度以及个人的主观规范决定。而个体的某种环境态度，是在个体对于亲环境行为带来的结果（behavioral belief）及每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进行全面评估（evaluation）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个体的主观规范由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和遵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决定，即个体会考虑某个特殊个体或群体对亲环境行为的期望程度，同时综合其允许每个群体对其施加影响的程度，进而形成自己的主观规范。
理性行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个体的行为必须是自由控制的，而现实中很多行为却不受个体自由操纵。为了将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大，研究者提出了决定亲环境意向的第三个因素，即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这就形成了计划行为理论。在知觉行为控制下又有两个子概念，即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和知觉能力（perceived power），前者是指所考虑到的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后者是指某种因素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的程度。
一项研究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发现加入了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后，模型的预测效力得到很大提升。很多研究证明了计划行为理论能够解释私人领域的特定环保行为，即环境意图可以解释个人环保行为，而环保意图由环保态度决定，至于主观规范对于亲环境意向的影响尚缺乏定论。
2.2.2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Stern提出的价值—信念—规范模型，该模型是在Schwartz的规范—激活理论（Norm-activation，1977）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亲环境行为源于个体与环境相连的某种价值观，当个体知觉到不采取某种行动会威胁这种价值观，且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时，则会感到有义务做出某种亲环境行为，即某种价值观导致个体产生亲环境的信念，进而觉得个人有义务做出某些亲环境的行为并将其付诸实践。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不同于计划行动理论之处在于提出个体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个体的亲环境信念。
价值信念规范模型关于与环境相关的价值观，不同学者观点不同。Schwartz从两个维度区分了10种价值观，这两个维度分别为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维度、开放（openness to change）/保守（conservation）维度。自我超越取向关注他人的利益，而自我提升关注个体自身利益；开放指个体遵从自身情感和理智作出决定，而保守则指个体更多地听从权威的意见。有些研究指出，在某些文化中自我超越的价值观和亲环境行为是呈现正相关。
2.2.3 应激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 stress）
无论是计划行动理论还是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其所侧重的角度是探讨个体认知层面的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侧重于动机保护，并未将应对方式与一般效能相结合。最近有学者从应激认知的角度提出了预测亲环境行为另外一个模型——应激认知模型。
Andreas Homburg＆Andreas Stolberg（2006）认为亲环境行为是对情境应激源作出反应的结果，情境应激源会激发个体认知评价加工，通过问题中心应对方式的调节，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该模型认为预测亲环境行的相关因素有3个，分别是需求评价（demand appraisal）、资源评价（resource appraisal）和应对方式（coping）。需求评价是指个体对与个人幸福感相关事件进行监测，如评价个人健康是否受到威胁；资源评价与应对方式选择相关，即评估某项行为是否有助于我们免受危害；需求评价和资源评价会诱发个体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上产生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不同的应激源引发不同的认知评价（需求评价和资源评价），进而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该模型的提出丰富了亲环境行为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视角，但是该模型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如今，研究者开始关注集体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的提出者Inglehart认为，发达国家正逐渐表现出一种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即在享有足够物质财富的情况下，个体逐渐开始追求生活的品质，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个体会开始关注环境，进而愿意做出亲环境行为。Schwartz区分除了6种主要的文化，即自治、镶嵌、等级、平均主义、自我管理及和谐，每种文化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其中和谐强调“适应世界的样子，努力去理解和欣赏，而不是改变和利用”鉴于目前的亲环境行为研究都是从个体认知角度进行，有学者提出了情感因素在预测亲环境行为中的价值。总之，目前来看以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为依据的研究逐渐成为亲环境行为研究的主流。
3 研究方法
亲环境行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亲环境行为发生。为了能够预测亲环境行为，目前亲环境行为的研究都倾向于建构模型。在模型建构中，自变量多是价值观、个人规范、责任、生态问题意识等（如Tommy Gǎrling和Satoshi Fujii 2003），因变量则为亲环境行为，或以亲环境行为意向（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为因变量指标。
3.1 传统研究方法
目前测量亲环境行为的常用方法是问卷法，让参与者评估自身的环保行为，如David Gutierre Karp（1996）通过自陈式问卷来测量被试亲环境行为（α=。82），并且通过因素分析将测量亲环境行为的16个项目合并为三个因子，分别为良好公民、积极分子、健康消费总结亲环境行为测量方式发现，亲环境行为是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自行编制的，尽管各亲环境行为问卷的信效度系数均较可靠，但测量项目并不统一，没有一个完整的亲环境行为概念，也缺乏相应的测量亲环境行为的理论与量表。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标准不统一，亲环境行为测量指标的差异性也增加各研究结果可比性的难度，不同学者在对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进行评估时出现差异的原因可部分归因于亲环境行为测量的不一致性。
3.2 新研究方法——中观系统的研究视角（meso level）
Louise Reid（2010）等人对亲环境行为研究提出了新观点，其将促进亲环境行为对象划分为宏观（macro level）、中观（meso level）、微观（micro level）这三个系统，三者属包含关系，但中观系统的分解并不等同于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的组合也并非等同于宏观系统。宏观系统指各地区、国家这些大机构在促进亲环境行为中的职责，中观系统指社区、家庭等社会单元，而微观系统则是强调研究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宏观变量通过中观系统的调节可对微观变量产生影响，而微观变量亦可反作用于宏观变量。Louise Reid提出宏观系统过于笼统，缺乏敏感性，而微观系统仅关注单一的个体行为，忽视人际间交互影响，与之相反，中观系统既考虑到人际互动又能够准确地反映某社会群体的特征，故Louise Reid强调应重视中观系统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
Louise Reid等人提出的观点，为研究如何促进亲环境行为提出了新的思考。Louise Reid的观点指出研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注重个体差异固然重要，但群体间相互影响也不可忽视。
4 总结
目前，在亲环境行为的研究领域，相关理论观点日趋丰富，如计划行为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以及最近学者提出的应激反应模型。将这三种理论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其实应激反应模型与另外两种理论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计划行为理论与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是对影响亲环境行为比较稳定、普遍的因素进行探讨，而应激反应模型不仅强调稳定的因素，而且注重情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将情境与个体因素的交互作用纳入到亲环境行为研究的考虑之列，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情境因素与亲环境行为一般因素之间的具体关系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针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通常以问卷法，对某个或某些具体亲环境行为或亲环境行为意向进行测量。该测量方法简便、可操作性大，但由于不同群体主要的亲环境行为表现会存在差异，因而问卷法虽然简单、易行，但随着对亲环境行为的关注增加，这种方法已不能满足研究亲环境行为的研究。正如Louise Reid指出，关于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应考虑不同群体特征及其相应影响因素的研究，可对亲环境行为的实行者以及亲环境行为种类进行细分，在此细分的基础上再作研究，无论在亲环境行为理论的研究还是运用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在研究取向上，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分为人口学变量和社会心理这两个变量维度，且表现出后者逐步替代前者的趋势，该变化使对亲环境行为预测的准确性得到很大提升。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如从中观水平展开研究和从应激的角度综合考虑人际互动与情境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5 问题与展望
有关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在近几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不管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存在很大的可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就广度而言，（1）亟待解决的是研究方法与范式相对单一的问题。目前关于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测量被试的实际亲环境行为的频率等，并利用所得数据验证某个理论模型。本研究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采用访谈、实验等多种实验方法相结合的形式，考察亲环境行为及其背后的一系列心理过程，以充实相关研究，实现亲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扩展。（2）要重视对于亲环境行为的跨文化研究。如今，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关于如何促进亲环境行为已经成为各国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们都在谋求国际合作，希望能对于亲环境行为形成更全面的认识，例如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等，因此关于亲环境行为的跨文化研究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的。（3）对于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也应更广泛积极地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例如考虑到亲环境行为作为行为的一种，必定受到个体认知以及社会背景的影响，因此借鉴认知决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将亲环境行为研究与行为决策学、社会认知相联系，从社会认知、行为决策的角度对群体性与个体性的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探究。（4）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齐头并进也是亲环境行为在广度进一步拓宽的着眼点。目前，对于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的逐渐增多正反映了这种趋势。
就研究深度而言，（1）关于亲环境行为的理论大多比较简单，只是对于动机和行为的普适性解释，较少考虑到亲环境行为的特性，如前面所提到的“社会困境”问题，显得针对性不足。因此，对于这种特定行为的研究应注意谋求共性和特性的兼顾，既要考虑到其作为行为的一种类型而具有的共性特征，也要考虑到其特殊之处。（2）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考察实际的亲环境行为，对于内部心理机制的挖掘不够深入。因此，对于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应多采用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行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不能只停留在数据本身，应加大对于相关领域的质性研究的关注，这也为进一步量性研究夯实基础。（3）对于亲环境行为领域中许多有争议的结论，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就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进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研究者对于研究结果的发布也应该更谨慎，对于结论的验证性重复研究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总之，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规范和探索，但经过几十年来无数研究者怀着不变热情的不断努力，该研究领域已经展现出许多傲人的成果，相信该领域的研究会具有更光辉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