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欧美国家的盛行，世界传播产业日益进入所谓“全球媒体新秩序”阶段，后者由少数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而雄踞顶峰的又是十家左右媒体公司。到了90年代，像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那样的超级媒体脱颖而出，它们越来越倾向成为全球公司，并进而成为全球媒体的代表。正是在跨国媒体的新发展、媒体控制的集中趋势以及相关的商业化扩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传媒大鳄”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占据了不容置疑的地位。
90年代中期，网络传播从军事和科研领域走向商业，走向民用，并作为一种媒体工具，为全球传媒业的格局带来了新的参与者和竞争者，也促使全球媒体巨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采取应对的行动。
网络传播十年的发展构筑了当代世界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也为传播媒体的业界和学界提供了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中，立于信息革命的背景，分析所谓“全球媒体新秩序”与网络传播的关系、有代表意义的传媒巨头“触网”的经历和教训、其间的矛盾和互动作用、对中国传媒业的文化启示、重要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延伸与转型，等等，无疑是不可忽略的方面。
在传播学史上，有关“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最早争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就比较确定的顺序和范围而言，它是1974年联合国大会认可的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继续和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要义是：反对在原料生产方面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换；对无限制接近发达国家的市场问题进行协商；强化金融流量并重新修改国际货币基金会贷款的补充条款；建立关于技术转移的准则；颁布针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规范准则；以及制定国际机构在帮助第三世界重新部署工业方面的措施等，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争论的基调，并以种种方式制约着后者的发展方向。
在传播领域和媒介产业的发展问题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媒介体系的发展途径日益呈现出一个本质特征，即“这是一个受跨国公司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靠利润驱动、其总部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设在美国的媒体网。”另一方面，世界旧的殖民体系发生崩溃，地球同步卫星等新媒体在使廉价的全球电视和广播成为可能的同时，也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希望，使之有可能利用先进的媒体、摆脱落后的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样的要求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现状所能够提供的条件相距甚远，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引发了关于传播媒体的社会含义、信息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等问题的大辩论。
推动这次辩论的力量来自不结盟国家，20世纪70年代该组织有90多个成员国。“在突尼斯，1976年在一个由不结盟组织的专题座谈会上提出了‘信息非殖民化’的必要性的主张。同一年在科伦坡举行了第五次不结盟国家会议。这一次决定性地提出一个信息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后来演变成‘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国际论坛上，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问题中的许多观点和声音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在通信时代、电子时代、现代媒介传播时代具有开创意义：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不再是像从前那样，单一地由西方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任意评说了；即便在有关的学术领域，也改变了50、60年代主要是由西方经验派学者——大部分是美国学者，如罗杰斯、勒纳和施拉姆等——进行实验研究和发表见解的局面了。
为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论坛提供主要辩论场所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有信息中心的职能。它的构成赋予它的责任是通过保护世界图书遗产，鼓励信息资源的交换，组织合作来保存、增加和传播知识，以使世界各国人民获得世界任一国家产生的出版物。”这使得国际范围内的信息传播以及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问题成为这个组织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这样的关注点自70年代以来，特别地表现在大众传播与信息工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上，而它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公布于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MacBride Commission）报告，其主要内容发表在著名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朝向更加公正有效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一书中，围绕着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和看法，例如，有一种观点是这样的：“其中，最令人感到可贵和欣喜之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批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同意识形态里的成员竟然能够在一份要求‘朝向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文件上达成一致看法。……尽管报告的研究结果和建议中有多处地方意思不清，容易产生不同解释，但这是16位成员真心达成协议的代价。他们愿意付出这一代价证明了他们有诚意争取国际间的和睦相处。”
“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不仅是当时“世界经济新秩序”争论的继续与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人们注意到以工业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注意到这样的不平等尤其表现在经济和信息方面。不结盟组织将信息与传播的现有秩序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认为它作为一个信息与传播机构的垄断系统，主要是为跨国公司和广告商服务的，目的是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比起“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其他组成部分，有关“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争论具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集中体现着争论双方制度上的差异，它也因此渐渐地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通信设施、信息资源和传播途径等方面的不平等状况被看作是危及国家主权、危及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批评者们担心由于媒介技术和权力的过分集中，会造成文化差异的消失和某种强求一致的精神压力，因此要求制定国际条例和采取某种措施。在这方面，美国的媒介产业及其制度是最主要的攻击对象。如同美国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的代表人席勒所说，“国际传播文化界”中弥漫着普遍的焦虑情绪，而美国是引起“全球传播污染的主要来源”。诸如此类的批判在当时的信息与传播的国际论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引进的电视节目、广告技术和形式尤为引人注目，在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论坛上最辛辣刻薄的讨论发言也一直是冲向美国的电视节目。其中心论点是：美国的跨国电视网络公司利用推销商品和刊登广告以期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使之成为倾销其产品、达到其目的和愿望、并宣传其体系的市场。除此之外，与路透社和法新社并称为“西方四大通讯社”的美联社和合众社也受到了公开的挑战，批判者说它们作为国际新闻报道的主宰力量之一，利用传播的“刻板成见”将其他国家人民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固定下来，尤其是将关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图像固定下来。
在相当程度上，关于“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把西方传媒业、传播学界和相应的政府机构都调动起来，卷入到对于所谓的“新闻信息的自由流通”的辩护当中，从而进一步使这个争论掺入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使之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媒介制度斗争的焦点所在。《纽约时报》1982年曾报道说，“西方”由于教科文组织限制记者活动而感到忿闷不平；而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除了在大部分报刊中刊登反对文章以外，最极端的莫过于1985年与英国双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举动。
时过事迁，今天我们回顾70年代开始的“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间的深刻意义：
（1）新兴的传播媒体首次在整体上使处理世界信息传播网络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
（2）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就传播秩序在国际论坛上发出声音，并一度在教科文组织等负责处理通讯传播的全球机构中占有大多数；
（3）“信息流量的不平衡”真正引起了国际机构的专家们的注意，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精力被吸引到现代化的指数和模式的计算上”——正是这样的转向，后来在传播学领域引起关于“发展”概念的大讨论；
（4）媒介技术的发展第一次以尖锐的形式同时将两幅图景呈现出来：通讯卫星给欠发达国家带来希望，使之有可能获得超常规发展；另一方面，已拥有雄厚实力的西方媒体网络也有了加快控制世界信息传播的基点，并且开始表现出无视任何国内、国际权力机构的倾向；
（5）在许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立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前者反对后者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在信息传播秩序方面扮演霸主角色；后者则将问题引入争论对手的内部，攻击发展中国家对国内信息流动的压制和管制政策；
如此等等。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大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仍然存在，它所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