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意义上，传播秩序的问题体现为对信息的占有和传播的竞争上，也是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表现和延伸。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传播秩序呈现的是多层次、多极化的格局，而在诸种矛盾之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网络传播的出现，虽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民主化、交互化的工具，但至少就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它的更加明显的作用是使信息实力强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如虎添翼。
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传播新秩序”之争的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朝向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1981年，北京对外翻译公司将此书引入中国。所以，至少在知晓和研究的层面上，中国有少部分人能够在当时就通过这部经协商达成的文件，倾听到、或关注着国际论坛上关于信息与传播秩序的论争。
就总体而言，尽管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传媒业的起步落后于在那次论坛上充当主力军的拉美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和巴西，这可明显见于与媒体产业密切相关的传播学科的发展上。“传播学在诸如墨西哥、巴西这样的拉美国家相当流行，20世纪60年代末，传播学在这些国家作为新闻学院的一个成果而开始存在。……拉美的典型的传播学院提供新闻学、广播、电影、公共关系、广告或组织传播学的学士专业课程。……传播学本科专业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大众媒体方面的工作魅力，墨西哥和巴西拥有拉美最强大的媒体产业……”
与传媒业起步晚的现状相呼应的是：中国传播学的建立和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的事了，与拉美国家相差近20年。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80年代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关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的浪潮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也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媒体经营人员或研究人员，而各国的论坛则是像《媒介亚洲》、《亚洲传播杂志》（新加坡）、《发展与传播评论》（泰国）、《发展传播杂志》（吉隆坡）、《第三条道路》（汉城）那样的杂志。中国在当时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还没有赢得现代化与大众传播、亚洲媒介、乡村发展、新闻传播等方面的实际发言权。
相比之下，在当代全球媒体新秩序出现和涌动之时，腾飞起来的中国的位置已不再那么无足轻重了。90年代初，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全球化的框架下，有关旧的世界秩序的崩溃、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的讨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定位性”评价：“冷战期间的美苏实力格局已被世界四大力量中心所代表：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按照西方人自己的看法，在这四大力量中心当中，“亚洲的发展很迅速，而西方力量的发展却步履艰难。亚洲人认为竞争不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国家体制之间的抗衡，这种观念指导着他们的行动。”中国作为亚洲的经济力量中心之一，仍然体现着东西方的对立，“因此，意识形态问题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成为全球化进展的核心。”
就信息传播的覆盖率而言，按照传统的电视拥有率、电视家庭比例、电视广告收入、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普及率等反映媒体发展的基本指标，亚洲的增长幅度超过了欧洲，而中国雄踞亚洲之首，所以西方媒介认为：“亚洲这个王冠上最大的珍宝是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而促使劣势变优势的推动力是与发展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政策变化和观念变化。这里的人口优势既包含显性的和隐性的市场，也包含低成本的劳动力支出，后者是合资、或独资兴办媒介产业的首选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媒体和电信巨头都在窥探方向，积累力量，有目的地运作，以便获得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最佳途径，而传媒大王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假借香港凤凰卫视的频道提供娱乐体育节目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想利用中国快速发展的有线网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得比较和衡量的指标又增加了新的参照系，对此，可以分几个时期来考察。
就因特网在线用户人数来说，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基本上处于第三层次，“在2001年Nura咨询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全球的因特网在线用户的人数已经达到4071亿。美国和加拿大占了将近1.67亿用户，即在线人口的41%。英国、日本和德国是另外5个排名最高的联网国家；其次的10个国家或地区是澳大利亚、法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中国台湾、中国、芬兰和挪威——整个这一组占了世界的90%。换言之，其余的95个主权国家仅占世界在线人口的10%。世界其他地区的在线用户人口总数，非洲是260万；亚太地区为6900万；南美洲是1070万。”这说明因特网起步不久，中国就以超常规的速度获得发展。
几年以后，中国的排位又向前移了不少，“十年前，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起步，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到八千万网民、35余万CN域名、60万网站的规模，CN域名的日解析量超过3亿次。‘现在，国家域名、中国互联网已经进入黄金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第二大国。’”
在现有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2006—2007年之间，中国便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互联网国家”。其根据是与几方面因素连在一起的，除了比较低的个人电脑拥有量之外，中国在移动电话数量、有线电视用户数量和网民数量等方面均居于领先地位。当然，与这样的预测相连还有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因特网的种种担忧。
世界格局和中国地位的变化，并非意味着中国已经稳稳地占据了世界主要力量之一的位置上；国外通信巨头和媒体巨头的兵临城下，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媒体只有被动适应这一条道路。70年代关于信息和传播秩序争论的直接技术推动力是地球同步卫星，它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利用先进的媒体、跳出困境的希望，也同时较早地将正在兴起的世界媒体网络之控制全球通讯的威胁呈现出来。90年代以后的全球媒体新秩序浪潮的直接推动力是全方位的信息革命，涉及计算机、媒体和通信、因特网等产业，它把上述两个“悖论”发挥到迄今为止的极致。
在目前阶段上，立于历史比较的角度，根据对网络的接纳、融入和矛盾，或与网络产生这样那样关联的当代全球媒体新秩序、新格局的特征，侧重于文化意义总结对中国传媒业的启示，应该是有必要的。
第一，当代全球媒体新秩序浪潮的明显表现方式是变化、有时甚至是混乱。其中尤以通信业的变化为主，这个领域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领域，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其他领域的变化。因此，发达国家对外开放电信市场、对内打破垄断格局的做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我们都具有借鉴性，而且新的数字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无法再容得各国传统的电信业继续维持垄断状态。所以，媒体自身的改革发展与电信业管制的改革发展的背景紧密相连，在很长时期内，电话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通信公司和媒体公司、制作业和传播业之间的竞争和聚合的关系，将是发展中国传媒产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
因特网的发展与传统电信市场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因此有关它们的管制方法带有连动效应。美国政府的基本管理政策是，“将采取逐步放松对传统电信市场的管制，以适应因特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增强对因特网的管制以适应传统的电信业。”除此之外，有些国家的管制是“将因特网纳入传统电信的框架，沿用传统电信的管制体制与政策对因特网进行管制。”进而言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因特网的管制主要集中在利用电信基础设施的有关问题上，而对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关的问题，诸如版权、隐私、信息内容与安全等，则在其管辖之外。这样的政策一方面适应了因特网的技术上的开放性质，因此促进了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电信业和因特网发展在全球中的特殊地位，而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打开了方便之门，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做深刻的思考。
第二，需要接受70年代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之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继续争取全球媒体秩序和格局的评判权、发言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将之视为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也就是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来最终赢得信息传播秩序中的位置和主动权。我们要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即当1985年美、英两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后，“受到惩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领导迅速地从世界新闻和通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和辩论中撤出，把与媒体有关的事仅局限于建立基础设施和培训记者的范围内。”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策则朝着全球市场经济又迈进了一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发展中国家需要国际组织的支持，需要借助国际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应该使这样的论坛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公正，但是归根结底，变革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发展中国家内部，来自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媒介业的全面进步。
中国的因特网发展较快的事实，将会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媒体新秩序中争取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并非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媒体格局中的地位有了根本的变化。网络传播对全球媒体新秩序的根本影响在于网上信息选择机会是否均等，在于网络传播形态与传统传播形态的融合程度，在于传统媒体如何支持和利用网络媒体、网络媒体如何推进和优化传统媒体，在于新时期媒介形态的共生性和互动性，在于媒介总格局对于社会和全球的作用。就此而言，面对中国因特网发展的乐观发展形势，而对其主要问题产生忧患意识，就不失为明智之举。
第三，卫星电视、录像机、光纤电缆和因特网的声像聚合式的传播等，是当代媒体巨头在全球传媒秩序中迅速扩张的突出表现形态，与之相伴随的是许多传统的机构障碍和跨国交易的法律障碍的减少或弱化，以及跨国广告、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加。“我们不再有理由利用国家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名义。今天的公司不仅是多国的，而且是跨国的，它们甚至倾向于成为‘多家族的’。”如果说70年代信息与传播秩序之争的焦点在于世界新闻新秩序、信息资源的平等观念以及媒介的政治民主化作用等方面的话，那么，在90年代“全球村不理会边界线”的前提下，图书出版、音乐录音等媒介产品的国际版权保护问题成了一个新的关注点，并对其他的主要方面产生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它都将贯穿于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过程之中，包括参与世界公约的制定与执行，争取权利、保护自己和履行义务，它也是当代重要的全球媒体政策辩论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
所谓“全球村不理会边界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因特网所促成的事实。全球媒体巨头“触网”的经验教训也表明，因特网的介入，将使全球媒体巨头的控制方式和领先方式发生变化。除了要使用各种方法使自己成为占有优势地位的因特网节目内容提供者之外，因特网技术、电子商务、书刊发行等也是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的重要领域，由此会生发出不同企业之间的文化冲突。美国的媒介产业市场化的成熟程度，能够帮助它们尽量避免和减少由跨行业文化冲突的损耗，也促使中国在面对同样类型的问题时，既顺应世界潮流和借鉴发达国家，也立足于自身的国情进行思考。
第四，全球媒体巨头发展策略中对于媒介产品地方化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在争取全球媒体新秩序中的地位时应努力保持本民族的特色，这不仅是对国外媒体产业策略的呼应，也是全球化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如同访问过中国上海的哈佛商学院的乔治·洛奇（G。Lodge）教授所说：“全球化既是一个事实又是一个过程。事实是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赖，而且这种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全球化的过程既是技术又是人类的发展过程。……它使世界的多样化变得更加明显。如果把世界想象成居住着1000个民族的地球村，那么，如今这1000个居民当中有564个亚洲人，210个欧洲人，86个非洲人，80个南美人和60个北美人。到2020年，非洲人的数目将以185比107超过欧洲，亚洲人将仍占明显多数，为577人。”
在网络传播的发展方面，也可以看到全球媒体巨头的“本土化”和“地方化”的尝试。迪斯尼公司就与中国国内的一家因特网公司合作，“新开通的网站既保持了迪斯尼一贯以‘娱乐、家庭’为宗旨的特色，既涵盖迪斯尼英文网站的全部精华，包括娱乐、游戏、家庭和度假等频道，又结合了中国国情，增加了儿童英语教学、趣味游戏等多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频道。”此外，贝塔斯曼中国书友会的扩大，“为BOL CHINA提供了门户网站最为稀缺的有效用户。在网站背后，是一个掌握了巨型消费群体的网络销售终端。这些用户和终端，为以后业务的广泛拓展，乘风而起创造了条件。”它们作为全球跨国传媒集团，在利用网络方面也采取了柔性政策，它们的进入及其方式，既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机构的重新组合，也是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实行跨文化的管理。
进而言之，就克服全球媒体新秩序的根本性的结构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媒体的标准化，娱乐对于公众领域的侵袭，媒体控制权日益集中等——来说，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坚持能够构成自身特性的东西，不仅揭示了人类的某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国传媒产业能够在全球媒体新秩序中赢得竞争实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