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是否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似乎又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传播，尤其是借助于媒介的传播，通过信息的传递而参与了大众文化的构成。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垄断、控制和操纵功能，“议程设置”作用等等方面，都与之有关。
关于“意识形态”，往往具有几种含义，在起源上，“意识形态”这个词“通常被追溯到德斯蒂·德·特拉塞，人们认为，德·特拉塞是第一个在出版物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人。当然，这一概念还有其更早的形式，例如，培根的‘偶像’概念（意为‘知识的障碍’）。”就一般层面而言，“意识形态”指的是一个特定的观念和规范的体系，用来指导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在最终意义上，又受制于社会物质经济水平的发展。早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马克思就明确指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多样性。经济、政治和精神等是这一整体的基本类型，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其中，经济关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是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而立于其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构成整个的上层建筑，后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对经济产生反作用，其中，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在各种意识形式的交互中占据主导位置。
在写于1845—1846年，首次发表于1932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曲解性和欺骗性，从而把理论问题和政治统治问题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之中，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各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内容和作用能够得到批判性的考察。这也为一大批后来的思想家开启了方向。在他们那里，上述几方面的含义都相继得到了详尽的论述。“人们似乎以类似的方式来使用一大批术语：‘世界观’、‘集体表象’，有时甚至还有‘文化’，所有这些术语都表达同一个概念，即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开始，“物化”概念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现象而提出，因此开辟了一条关于传播的社会学、人文科学的研究传统，这个传统中包括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尔等。
在传播学史上，最早与经验主义的主流学派发生尖锐冲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30年代，这个学派的成员陆续流亡美国，并自40年代开始将美国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和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产生了直接的关联。这个学派的特点之一是将政治实践归结为文化批判，将革命斗争归结为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预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优势，并时时吞噬着人们的心灵，使他们不自觉地把资本主义制度当成永恒不变的人类秩序。”因此，同样是权威主义，它在美国的出现就具有与欧洲非常不同的形式，不是通过恐怖和高压统治，而是以一种更加缓和的方式来达到强求一致，这里的“缓和”便是求助于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随着美国地位的上升，此类形式终于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诚如马尔库塞在其以“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为副标题的《单向度的人》中所说，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奇之处是，“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文化的清洗，不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
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尔从受众角度、从符号的编码与译码的分析出发，来解读传播的意识形态特性。相对于大众传播的体制方面，他把更多的注意力给予了媒介传播的信息和符号功能。在他那里，大众传播媒介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意识形态的体制，因为传播体系造就了主要的象征性王国，并通过这一王国产生了占有主导地位的一致性。“视觉符号的内涵层面，其上下文参照及其在不同意义和联想的话语领域中的定位层面，是一个关键。在这里，代码化了的符号和某种文化中的深层语义代码相交，而呈现出附加的、更为活跃的意识形态特征。”大众传播媒介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制发生了更加直接的关系，而这样的作用又是凭借凝聚社会的霸权代码所发挥出来的。
当代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代表人A。马特拉追溯了传播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西方的发展过程，认为其历史根源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而其最新近的成熟状态便是今天的全球化。“西方把传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概念提出来，具有世界整合的意思。于是人们便认为这种整合代表的是全球利益，而事实上它只代表西方利益。”他本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传播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研究，重点在于揭露西方的一些普遍化概念的意识形态的本质涵义。
在网络传播出现以前，西方传播学中已经有了关于“意识形态消亡论”的争议。在总的方面，“经验学派基于维护现存秩序的潜在动机，总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他们依据所谓‘所有权分散论’和‘管理革命论’，在否认媒介所有者对传播活动施加控制的同时，认为媒介的活动在其内部受制于市场竞争的法则，其间不存在什么垄断与控制的问题”，因此，意识形态也已成为“一个古典的问题而不复存在”。对此，批判学派的回答是：“霸权和意识形态的诸概念对信息时代的理解依然至关重要”，因为它已改变了形式，以更加“柔性”的方式深深地渗入到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无意识之中。
当然，由于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也是因为受经验主义学派对于变化的认识的启发，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不能再满足于以往的框架了。无论是在上层建筑的诸因素之间，还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相互作用方面，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也引入了太多的新颖之处。特别是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大家族中，出现了数据网络、数据收集活动和新型的电子监测等，促使原有的意识形态之争更加具有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