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案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才告结束，其时吕留良已死，被“剉尸枭示”，诗文著作被禁毁，其长子吕葆中及门生严鸿达被开棺戮尸，其他被株连者上百人。曾静因为检举出了“幕后黑手”，所以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得到任用。雍正让曾静往湖南观风整俗史衙门听用，以赎本该万死之罪。同时，雍正就此案亲自主持刊印了《大义觉迷录》。书中对曾静的供词采取问答方式，由承审官员转述雍正的问话，曾静供答。全书试图用君臣“大义”来“觉悟”民众对清统治者的“迷惑”，达到天下之人趋向“自新”的目的。也就是说，该书中的这段话非但不能作为雍正篡位的证据，还起了辟谣的作用。
雍正既未篡位，那康熙最终为何选中雍正呢？这有其历史背景。
起初康熙选的太子是皇二子允礽，后允礽被两立两废。以允礽为首的太子党第一次被废后，以允祀为首的皇八子党夺嫡呼声最高，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均是其党羽，朝中许多大臣也均表示支持八阿哥当太子。康熙认为这是结党营私，就拘禁了允祀。允禵、允禟身带毒药，愿与允祀同死，允禵还公开保奏允祀无罪，康熙大为震怒，拔刀欲杀允禵，被皇五子劝阻后，拿起板子要打，又被允禟跪地抱住，气得康熙打了他两个嘴巴。允礽后来又被立为太子，但因结党营私再次被康熙废除并囚禁。此后，直到康熙病故，康熙一直不设太子。后来康熙重用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西征，平定准噶尔叛乱，允禵战功显赫，原来的皇八子党转而支持允禵，允禵也认为自己有接班可能。在康熙在位最后四年里，越来越多的朝中大臣把允禵作为实际上的皇太子看待，康熙也不以为忤。
康熙临死前，允禵远在西北边疆，朝中诸皇子中，能与允禵匹敌的，只有同母胞兄四皇子胤禛及三皇兄允祉。允祉有文才，曾参与编纂我国第二部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参与过祭祀及处理一些政事，但是他政治能力差，做皇帝并不合适，所以康熙不太可能选他当接班人。四子胤禛没有参加夺嫡派系，他自己的集团形成较晚，人数虽不多，但能量极大。由于他平时活动隐蔽，锋芒未露，康熙未曾觉察他结党营私，认为他是孝子。另外，康熙多次让他执行一些国家公务，胤禛都完成得很好，很得康熙的赏识。以当时的情况看，他最有可能当选。因为，允禵当时远在数千里之外，处于弥留之际的康熙随时都可能离世，如选择他，而允禵未能及时赶回，君位悬虚，众皇子虎视眈眈，必定发生内乱。所以康熙迅速召回在天坛斋宫的胤禛，同时召集七位皇子和国舅隆科多，宣布由皇四子胤禛即皇帝位，即雍正皇帝。（见《清圣祖实录》）
雍正登基后，确实如传言所说，对众兄弟大开杀戒。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允祀、允禟、允禵结党，势力很大，对其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他暗令朝臣上奏弹劾。隆科多等人领会圣意，上疏陈述了允祀四十大罪，允禟二十八大罪，允禵十四大罪。雍正趁势下旨：“把允祀、允禟削去宗籍，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塞思黑（满语“猪”）。”不久，允祀、允禟在张家口和宗人府几乎同时暴病身亡。雍正对自己的同母弟弟允禵宽容得多，先是将他禁锢于寿皇殿，后改禁圆明园旁的关帝庙内。雍正曾打算将其释放，并委以重用，但允禵始终不屈，不为所用。（见《清史稿诸王子传》）
雍正铲除政敌后，又迫令他的亲信年羹尧自杀，隆科多被“圈禁”，这决不是杀人灭口，而是因为他们结党擅权，罪恶太多。年羹尧狂妄自大，给内阁呈文时，不依规矩，竟然在封筒上用“右仰内阁”的文字。“右仰”原本是一句客套话，但是，年羹尧在正式公文上这样随意用词，显然不是客套，而是没把内阁放在眼里。接听圣旨时，年羹尧也不摆香案跪听。同时他还贪污受贿，可谓劣迹斑斑。隆科多则结党营私，还企图将允祀党人作为自己党羽，且目无法纪，包庇违法之人。两人死有余辜。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的行动，但反对派依然存在，因此，关于他玩弄阴谋的传言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做了十三年皇帝的雍正驾崩于圆明园。由于史书没有记载雍正的死因，结果又引出了“雍正暴死之谜”，纷纷扰扰数百年。
前文提到雍正没有“子随父葬”，随前辈祖先埋在清东陵，而是另选清西陵，以致被诬为是心中有鬼。本节就来详细说说这件事。
清朝定都北京后，顺治皇帝把“万年吉地”定在北京以东的河北省遵化县昌瑞山麓，史称“清东陵”。
清东陵的地理环境确实不同凡响，北有昌瑞山，南有金星山，中有影壁山，东有鹰飞倒仰山，西有黄花山，群山环抱，似四方来朝。东西两条大河似两条玉带环绕夹流，更使此地雍容不迫。据说当年顺治皇帝到这一带打猎，被灵山秀水所震撼，当即传旨“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从此昌瑞山下便有了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清东陵。
清东陵是清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
看了上面这个名单，你可能会奇怪，按照清王朝以孝治天下的规矩，雍正皇帝应该在康熙景陵旁边选址建陵，以求子随父葬，然而雍正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远离父亲陵墓的易县另起陵墓。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说是因为当年雍正篡改了父亲康熙的遗诏才当上了皇帝，因此不敢葬在父亲的旁边，怕百年后无脸见父亲。前文已对雍正篡位一事作了澄清，事实上，雍正另辟陵区完全是因为风水问题。
雍正登基后，起初打算在清东陵为自己建陵墓，并且已经确定自己的陵墓在孝陵、景陵附近的九凤朝阳山。后来，经堪舆之人再三相度，又觉得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另寻佳处，但一直没有找到佳穴。后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雍正将目光转向京师西南一带，终于在易州境内（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寻找陵墓的人称赞此处“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山脉水法条理详明，诚为上善之福壤。适符盛治之昌期，此天心之誉佑，默然非人力之相度偶遇也！”
雍正对此处甚是满意，于是决定在这里另建清西陵，希冀以此“万年龙虎抱，每夜鬼神朝”的风水宝地庇佑大清江山延绵万代。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私下则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依据来。怡亲王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礼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这样一番铺垫后，修建清西陵成为顺理成章的事。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棺材）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规范，被雍正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清东陵和清西陵。
清西陵占地有方圆两百华里、面积八百平方公里，其中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九位皇后，五十七位妃嫔，两位王爷，六位阿哥，共计七十八人。
看了清东陵、清西陵的随葬名单，不禁又会产生疑问，西陵既然如此好，为何乾隆以及后面几位皇帝都不随父葬，而是东一个西一个的错开呢？
原来，登基不久的乾隆本来也打算跟随其父葬在西陵，但是当吉地选好后，他却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最后相得胜水峪。
乾隆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若从自己开始，以后的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势必会因为香火渐衰而荒废。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他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关于这一点，乾隆在六十一年（1796年）传位于其子嘉庆的谕旨中说的很明了。在这道诏谕中，乾隆除说明了他将寿宫选在东陵的原委外，还做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在西陵，则子在东陵。也就是说雍正在西陵，乾隆应在东陵，而乾隆在东陵，他的儿子嘉庆则在西陵。以此类推，不可违旨。为了防止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独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乾隆又特别规定，以后的子孙选陵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这样就断了后世不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