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之战并没有击垮华盛顿的意志，当年的圣诞节前夕和新年之夜，华盛顿利用英军疏于戒备之机，奇袭特伦顿和普林斯顿得手，俘敌近一千人，北美大陆军士气大振。
但接下来，华盛顿又一次遭遇了厄运。大陆军接连在白兰地酒之战和德国城之战中战败。1777年夏，约翰·伯戈因率七千英军从加拿大南下，企图与威廉·豪会师。但威廉·豪未按计划北上，反而率军1.8万南下，于9月夺取了大陆会议的所在地费城。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对华盛顿来说，这三场战败却不能算是“常事”，因为它损害了华盛顿在军中的威望。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些人试图推翻华盛顿的领导，让霍雷肖·盖茨取代华盛顿。
但就军事才能来说，这个盖茨确实也还不错。在华盛顿为德国城之战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盖茨却在萨拉托加一带，击败了约翰·伯戈因率领的英军。这个胜仗被后人称为“萨拉托加大捷”，它也被看成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它促使法国、西班牙、荷兰先后对英宣战。
军事人才的任命常常并不取决于军事才能，而是取决于政治，这次也不例外。在华盛顿地位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候，华盛顿在大陆会议的支持者再一次选择了华盛顿，这一事件被后人称为“康韦阴谋”。
虽然总司令的位置是稳住了，但华盛顿面临的局势依然不容乐观。总的来说，从1777年年底至1778年的冬天，大陆军的战况及士气都非常糟糕。
大陆军糟糕的原因不仅包括战败的损失，还包括恶劣的天气，以及由恶劣天气造成的后方补给匮乏。华盛顿曾经这样描述大陆军的遭遇：“没有毯子取暖，没有鞋穿，行军的时候脚上的血流到了地上，经常缺衣少穿，在严寒和冰雪中行军……”
对于这种恶劣的条件，士兵难免也有怨言，他们大声发牢骚：“没有报酬！没有衣服！没有给养！没有朗姆酒！”
当时确实也有一些士兵开小差做了逃兵，但大部分人还是留了下来，这既是因为伟大的爱国精神，也是因为他们对华盛顿的信任，他们相信华盛顿一定会带领他们渡过难关。
1778年2月，一名曾服役于普鲁士军参谋部的军官弗里德里希·冯·施托伊本，来到了大陆军驻扎的佛吉谷，他自愿帮助华盛顿训练军队。
施托伊本在佛吉谷的训练很有成效，它改进了大陆军的战术和作战纪律，大幅增进了军队的战力。有人甚至认为，这次训练是大陆军得以摆脱乌合之众状态的分水岭。
春天来了，天气逐渐暖和了起来，大雪封闭的道路终于可以通车了，后方补给随即有了保障，大陆军的严冬终于过去了。
1778年6月，华盛顿在蒙茅斯战役中，攻击从费城前往纽约的英军。由于这场战役的胜利，加上一年前萨拉托加战役中击败了伯戈因率领的入侵英军，北美的情势逐渐好转，美国独立战争也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这个时候，英军新任统帅克林顿，利用北美南部“效忠派”较多和靠近西印度群岛的有利条件，调兵遣将，决心将英军主力转移到南部，企图对北美南部诸州各个击破，并依托沿海基地和纽约遏制北部。
面对英国的这种分化策略，华盛顿的军队并没有直接攻击他们，而是前往驻扎位于纽约的西点军事基地。
到了1779年，华盛顿命令约五分之一的大陆军展开沙利文远征，对那些与英军结盟且常攻击美军前线堡垒的易洛魁联盟的6个部落中的4个发动攻势。
大陆军的这次进攻，并没有遭遇激烈的战斗，却轻易地摧毁了40个易洛魁村庄。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那些和英国结盟的印第安人被迫永远离开美国，迁徙去了加拿大。
到了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当年8月，康沃利斯率七千名英军，退守到弗吉尼亚半岛顶端的约克敦。此时，在整个北美战场上的英军主要收缩于纽约和约克敦两点上。
这个时候，华盛顿亲率法美联军秘密南下弗吉尼亚。与此同时，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也抵达约克敦城外海面，击败了来援英舰，完全控制了这个战区的制海权。
9月28日，1.7万名法美联军从陆海两面完成了对约克敦的包围。在联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之下，康沃利斯走投无路，于1781年10月17日，请求进行投降谈判。10月19日，八千名英军走出约克敦。
尽管英军仍在纽约市和其他地点活动直到1783年，但约克敦战役却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后一场主要战斗。此战之后，除了海上尚有几次交战和陆上的零星战斗外，北美大陆战事已基本停止。
1782年11月30日，美国与英国的代表在巴黎签订初步停战条约，1783年9月3日，英王代表与北美殖民地代表于凡尔赛宫签订《1783年巴黎条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合约签订几天之后，英国人从纽约撤离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