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向人讲爱罗先珂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爱罗先珂因为是个诗人，所以他特别敏感，记得第二次到中国来时，北京大学请他来教书。据爱罗先珂讲：中国人与日本人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不同处，是日本人对于事理的呆板与冷酷。而中国人却洋溢着很厚的人情味。其证据是：当他在日本登岸时，遭受了日本官厅的拒绝。因此，日本警察对爱罗先珂不特搜索了他的身体与行囊，还给了他难堪的侮辱，他在中国虽也遭遇警察的检查，但警察却对他一点没有横暴的行为。而警察自己，还在一旁咕噜着：他是个瞎子啊，我们也太那个了。因此，爱罗先珂断定，中国人只要觉醒起来，很容易得到助力，因为中国人能以同情给人。至日本，那只有到处碰钉子。因为日本人眼中，已没有别的人类存在了。这是爱罗先珂思想上的敏感。爱罗先珂又因为是盲人，他的身体上的感觉，也特别发达。天要雨了，天要晴了，他是常常预先知道，要是有人找过他一次，第二次如再去找他，不论换个什么地方，或换个什么时候，他一听脚步声音，就晓得是某人来了。不必等那人讲话或报名出来，甚至有时他听生人的脚步声，也能断定，来者是怎样性格的人。
爱罗先珂还特别害怕女人，有一次他到北京女师大讲演，完了以后，学校给他备了好吃的点心，他却坐得笔直，因为有女人在现场说话，他一也不敢动。鲁迅问他：“今天这里预备的点，都是你平素非常喜欢吃的，为什么今天一样都不动呢？”爱罗先珂竟答：“那里不是有女人吗？”
是啊，不独怕女人。爱罗先珂一直独身，在日本的时候，喜欢上过一个寡妇，狠写过一阵子诗歌给人家，可是见了面，却不敢说一句话。所以，故事的结局自然是悲伤的了。
鲁迅向荆有麟说到爱罗先珂时，曾经猜测他是一个处男。鲁迅说：“他每回来中国，住过几个月之后，便喊寂寞呀寂寞呀，好似住在沙漠里似的，这回非回去不可了。可是说完以后不是在中国便是留在日本，却并不回俄国。”
有一次无意中读到冰心的一篇回忆文字，写她的大学时代，有一段文字提到了鲁迅先生和爱罗先珂：“这时我在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里，任务也多得很！自治会里有许多委员会——甚至有伙食委员会！因为我没有住校，自然不会叫我参加，但是其他的委员会，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时我们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都得‘自治会’自己筹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戏卖票！我记得我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时我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教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我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等，我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得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我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话，还是很短的，因为我负责请名人演讲，我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生……我主持演讲会，向听众同学介绍了主讲人以后，就只坐在讲台下听讲了——我和鲁迅先生的接触，就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从哪一位同学手里买到戏票的。”
冰心的回忆所提到的鲁迅先生和北大同学的一番争论，这里的争论便是指鲁迅和魏建功的争论。
是在1922年年底的时候，北大建校24周年纪念，学生团体北大戏剧实验社演出了托尔斯泰的名作《黑暗之势力》。当时俄国著名诗人被日本驱逐来到中国，蔡元培聘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课程。是日晚，他和鲁迅一起观看了这场演出。然而，看完以后，诗人很是不满意，于12月29日写了一枚评论，后经鲁迅翻译发表在1923年1月6日的《晨报副刊》。这篇文字写得十分刻薄。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爱罗先珂像是将所有对中国的疑惑都在这篇文字里发泄了一番似的，他很看不惯在舞台上男扮女装的奇怪现象。他以为，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一个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人们以为正常不过，可是女人却不能和男人同台演出。没有女人上台，所以，只能让男人来演女人，显得男不男女不女，不伦不类。
当时的北大戏剧社的骨干魏建功22岁，恰好，因为骨格清秀而时常在剧情里扮演女角，所以，当他读到爱罗先珂的文字里不仅大为恼火。他以为，爱罗先珂先生是一个盲人，你如何能“看”得懂舞台上的美好。恰好，当时他识得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急匆匆地写了一篇长文，反驳爱罗先珂的观点。这篇《不敢盲从！》发表在1月13日的《晨报副刊》。因为文章是鲁迅先生翻译的，所以，魏建功在文章里还专门挑衅了鲁迅，感谢鲁迅先生的“美意”。在魏建功的手稿里，“美意”两个字是加了引号的。而且标题中的“盲”字也是加了引号的。在全文发表的时候，编辑孙伏园没有删除（冯雪峰主编鲁迅全集时，删去了引号），还在文章的后面加了一段编者的按语：“题目中的一个字，和文中有几个字上的引号，颇表出了水大好的态度，编者为尊重原作起见不敢妄改，特此道歉。（晨报副刊编者）”
现在再来翻开这篇文字，发现，当年22岁的魏建功非常的克制，文字倒有有股子论辩的力气，但只是因为他在文章里说到爱罗先珂是“以耳代目”看，而且在近五百字的内容是反复纠缠爱罗先珂的耳朵和眼睛，这引得了鲁迅的反感。
看到魏建功文章的当天，鲁迅便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魏建功的指责，文章的标题叫做《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文章开头第一段便表明意思：“在副刊上登载了爱罗先珂君的观剧记以后，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很有人疑心这一篇是我做的，至少也有我的意见夹杂在内：因为常用‘观’‘看’等字样，是作者所做不到的。现在我特地声明，这篇不但并非我做，而且毫无我的意见夹杂在内，作者在他的别的著作上，常用色彩明暗等等形容词，和能见的无别，则用些‘观’‘看’之类的动词，本也不足为奇。他虽然是外国的盲人，听不懂，看不见，但我自己也还不肯利用了他的不幸的缺点，来作嫁祸于他的得罪‘大学生诸君’的文章。”
魏建功的文章发表以后，还引起了其他社会人士的反应。作为知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自然不会放过有话题碰撞的机会。鲁迅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1月16日的副刊上还刊载了一篇学生的继续反驳爱罗先珂的文字，还有周作人为代表的社会各界的反应。
北大学生的名字叫做李开先，是爱罗先珂批评的剧组的成员之一。他的文章的标题叫做《读爱罗先珂先生〈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的感想》。相比较魏建功的尖锐的观点表达，这一篇文字更像一封带有自我辩解性质的感谢信。所以，这篇文字并未引起接下来的争论。倒是同一天的报纸上，周作人的一段话非常结实地回敬了魏建功的剑走偏锋地讽刺，录下来看：“读了魏建功先生的《不敢盲从》，心里不很舒服，因为这篇文章的态度实在不大好。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的议论无论如何不对，尽可自由地反驳，何必拉到他的残疾上面去。我不能断定这《不敢盲从》的题目里已经含有刻薄的意思，但是文中许多用引号标明的看字却已确实地证明是在嘲弄他的眼瞎这一件事了。我不愿意因了这一点事便牵涉作文者的人格上去，但我可以宣言这篇文章的文格确已完全没有了。‘学优伶’还未必与人格有关，做出这样的无文格的文章来倒是很可惜的事，更值得辩明哩。”
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第二天即1923年1月17日副刊上，周作人还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的文章，来介绍爱罗先珂的身体和生活以及精神状况，可谓是用心良苦。周作人写文章擅用典故，在这篇文字的结尾处，他特地引用了日本小说家菊池宽的一个小说的情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
好在这件事情并未再继续恶化下去。鲁迅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在报纸上被自己的文字吐了一脸唾沫的学生竟然就坐在自己教室的第一排。
当时的魏建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那一学期他选修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课程。鲁迅当时已经是在北京大学代课的第三个学期。上课的地点就在沙滩红楼西北角四楼或者三楼上，时间为每周二的三四节课。当时鲁迅因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孔已己》和《阿Q正传》出名，前来旁听他讲课除了北大的学生，常常还会有一帮社会生，比如后来和鲁迅长期合作的李小峰、孙伏园等。
魏建功在《忆鲁迅先生》一文里详细说了他和鲁迅以后的交往。在文字论战过后，魏建功照旧每堂课均去听讲座，一节不拉，后来，在同学台静农、孙伏园等人的推荐下，在争吵的当月下旬便结识了鲁迅：“由于伏园、维钧，尤其是台静农等几方面朋友的关系，我跟先生慢慢地更接近起来。按照先生收集杂文的时序，这篇文章（鲁迅批评魏建功的文章）该收在《热风》或《集外集》里，但是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唐弢同志编《全集补遗》才收录了。唐弢同志的‘编后记’说：我看这两篇是先生故意删去的，理由是‘暂时的误解’。”
是的，这篇文章，在鲁迅全集出版之前，一直是没有收录在任何鲁迅的杂文集里的。
魏建功大学毕业以后，颇有建树，1925年，他曾与人创办黎明中学，当时尚未到厦门大学去的鲁迅先生正在和许广平写两地书的开始部分。可是当魏建功邀请鲁迅去他们学校代课的时候，鲁迅“没有犹豫，满口应允”。所以，后来，定居上海之后，鲁迅有一年去北京做演讲，给许广平写信，在《两地书》中有记录他与魏建功的交往：“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
甚至到了1934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时，一向对书法颇有鉴赏的鲁迅突然想到让魏建功帮助他来抄录序文，也说明两人的情谊一直不坏。
可见，鲁迅先生一向一个也不宽恕的名言也并不是全都属实，这不，魏建功就是一个由开始对骂，到最后成为朋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