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1926年1月2日写道：“晴。午后往山本医院，值其休息。往女师大维持会。”1月10日记下：“星期。晴。上午国民新报馆送来上月编辑费三十。季市来。午后培良来。交与泉十为长虹旅费。下午往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晚半农至女师校来访，遂同至西吉庆夜饭，并邀季市。夜收《新性道德讨论集》一本，盖章雪箴寄赠。”1月13日，日记又记道：“昙。上午赴女师大校长欢迎会。得季野信。夜静农来，交以《莽原》稿并印费六十。往女师大纪念会。得凤举信。”
这三段日记，分别出现了“校务维持会”、“女师大校长欢迎会”两个专指名词，这里面每一个名词都有故事，注释出来，便可以大体看清鲁迅这一年来的繁忙和执著。
鲁迅与北京女师大渊缘颇深，因为许寿裳1923年出任女师大校长，甫一上任，便向鲁迅发了聘书，担任国文系小说史课程。1924年春节刚过，大抵是因为北洋政府想要杨荫榆做校长，逼迫许寿裳辞职。于是，杨荫榆做了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虽然留学美国多年，回来后治学却复古之至，大抵和当年的两级师范学校的夏震武类似，想要尊孔，甚至到处去搜罗一些八股文章写得好的前清文人来校任教。这种教育方针，鲁迅自然不喜欢配合，1924年的8月13日，鲁迅将自己的聘书寄还给了女师大，决定辞职，不陪杨荫榆玩了。
然而，终于并没有辞掉，学生们自然不愿意，杨荫榆也一定是挽留了，日记里有杨荫榆拜访鲁迅的记录。
1925年3月11日，鲁迅接到许广平的一封信，那书信甚长，调皮又暗含爱慕，鲁迅一眼便看出了写信者的质地，当夜便回复。当时女师大的学生正在和校长杨荫榆斗法，而学生会的主要干部便有许广平。
1925年5月7日，在校内国耻纪念会上，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带头将主席台上杨荫榆逐下了讲台。这次活动并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和去年冬天的“驱羊运动”连续。然而，强硬的杨荫榆随即做出反应，5月9日，杨荫榆贴出布告，宣传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学籍，并勒令离校。正在和许广平恋爱的鲁迅，自然十分激动，当即，他起草了一个宣言：《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让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七位先牛在“宣言”上签了名。
接下来，杨荫榆动用军警，借口暑假要修理校舍，让大部分学生搬出校外。1925年7月30日，杨荫榆竟然在深夜时贴出公告，宣布解散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同时利用警察的干预，强行关闭的食堂和宿舍，连校门也锁了。
鲁迅在第二天便住进了女师大学教务处，对抗杨荫榆，接下来，他又写了《流言和谎话》与《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用文字将杨荫榆的企图剥开。
由于学生和老师进行了坚持的对抗，北洋政府妥协，撤出军警，恢复供电。同时，杨荫榆辞职，调至教育部另任用。8月13日，女师大成立了校务维持委员会，由教员九人学生十二人组成，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是校维持会的委员。
然而，相比较校务委员会，教育总长章士钊决定亲自兼任女师大的校长，宣布停办女师大，直接改组为国立蓄意女子大学。不止于此，章士钊和杨荫榆一样，相信武力可以解决学生的问题，打砸了学生自治会，收买鲁迅不成，诬鲁迅鼓动学潮，于8月12日直接呈段祺瑞政府罢除鲁迅教育佥事职务，第二天，段祺瑞政府便准了奏请。于是便有了鲁迅在教育部唯一的一次官司。8月22日，鲁迅至行政院对章士钊提出了诉讼。与此同时，教育部的许寿裳及齐寿山一起发表了《反对章士钊的宣言》，抗议北洋政府非法免去鲁迅教育部职务。后来官司赢了，1926年3月，鲁迅官复原职，这是一段颇让人兴奋的民国案件。
1925年8月，被解散的女师大在报子街开办补习学校，鲁迅和其他三十余名教师接受了新的聘书，鲁迅还宣布义务教课。
这年年底，段祺瑞政府宣布女师大恢复。那么，1926年1月2日这一天，鲁迅去校务维持会所参加的会议内容，是确定新校长人选。当时参加会议的教授有许寿裳、鲁迅、陈启修、马幼渔等。在会上，大家一致提议由此次支持校维持会的教育维持会主席易培基任校长。1月10日，易培基任校长的提案被教育部通过，这天的会议内容主要是要解散校维持会。三天以后，由许寿裳主持，为易培基到校履职举行了欢迎大会。十分有趣的是，这次大会分别由鲁迅和许广平代表校维持会和校学生自治会致欢迎词。会后，全体人员照了合影。
1926年3月，女师大风潮终于结束，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也在缓慢向前走，鲁迅日记在3月6日这一天记道：“晴。晨寄霁野信。往女师大评议会。上午得凤举信。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静农、霁野来。培良来。”
“为害马剪去鬃毛”这句话颇引人注目，害马是《两地书》中许广平的代称，有学者认为，这一天为二人定情的日子，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此时国内形势却非常糟糕，奉系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矛盾激化，段祺瑞政府借日本海军的力量发动战争，1926年3月12日，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大沽口。国民军自卫还击。日本便纠集了英美法等国通牒段祺瑞政府，要求段祺瑞四十八小时以内给出合理解决方案。
这一下激怒了北京、天津等地的学生。3月18日，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北京二百余所学校和团体的代表集中在天安门前，反对八国通牒，要求政府驱逐八国驻中国公使，游行队伍十分壮观，下午一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国务院所在的东辕门，群众代表要求会见总理贾德耀，被拒绝。于是，总指挥又往北去，去找段祺瑞，然而正是在去往吉兆胡同的路上，遇到了屠杀游行人员的大刀队以及警察卫队，他们大肆杀戮，群众被杀害47人，伤二百余人，其中学生占百分之八十。
而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也在这一次屠杀中牺牲。
下午的时候，正在女师大念书的许羡苏回到西三条鲁迅的住处，告诉了中午时刘和珍和杨德群被杀的噩耗。鲁迅当时正在给几本杂志写专栏，其中有《无花的蔷薇》系列文字，可是，他写不下去了，觉得时间已经不对了，不是写这种闲笔的时候。他在《无花的蔷薇之二》的后面的小节里，完全不接着上面的文字写了，开始用愤怒的笔墨诅咒没有人性的杀人者，他的愤怒通过文字表达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那几天鲁迅几乎饮食难下，许羡苏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曾写到：“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许小姐，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几天以后，他才悲痛地说了一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李霁野那一段时间与鲁迅交往颇多，他也回忆到这一点：“我从未到见到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过。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并且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
3月25日，鲁迅亲自出席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他在礼堂外不停地徘徊，有学生会的干部走过来，求他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鲁迅便写了那篇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除了这篇文章外，关于“三·一八惨案”，鲁迅还写了多篇杂文，矛头对准了段祺瑞政府。
惨案过后，段祺瑞政府果然开始大肆抓人，京报报道了段祺瑞政府要通缉的五十人名单，竟然有鲁迅和许寿裳。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奉系段祺瑞下野。
然而，接下来上台的直系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作一起，他们以严惩“赤化分子”的名义列了一个百人大名单，竟然仍有鲁迅的名字。这一次，鲁迅开始了他在北京的避难生涯，在1926年的3月底至5月，他先后躲避在莽原杂志社、旧刑部街的山本医院、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直到五月上旬才回到西三条胡同。
鲁迅一边避难，一边还和许广平通着信，还帮着老乡许钦文校对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故乡》。直到1926年7月，先期到达厦门大学的林语堂听说了鲁迅在北京的遭遇，给他发来了聘书，邀请他去厦门大学教书。而此时许广平也正要从北京女师大毕业，准备回到母校广州女子师范教书，所以，两人约定，先让许广平好好地工作两年，然后在见面，决定是不是要终生在一起。
1926年8月26日下午，在一帮友人的欢送下，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经上海转船分别去广州和厦门。终于，为了爱情，或者一些别的什么，鲁迅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四年的北平。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可以再回来这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接下来的十年时间，他除了短暂地回到北京探亲或演讲，便再也没有长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