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厦门大学的晚上，鲁迅便给许广平写信，介绍自己的住处：“因为教员住室尚未造好（据说一月后可完工，但未必确），所以，我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上下虽不便，眺望却佳。学校开课是二十日，还有许多日可闲。”这是1926年9月4日晚上的时候写的信。
一周后的9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寄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有厦门大学建筑照片，其中有生物学院和国学院，恰好有鲁迅所住的那栋极大的三层楼，鲁迅便在明信片上做了一个标记，注明，我就住在这里。当时的厦门大学建筑在靠近海边的一片荒地上，大风吹过来时，因为毫无遮挡，所以，常常会将学校的房舍吹倒。9月10日晚上的一场大风，便将林语堂的住房的房顶拔掉了，门也吹坏了。鲁迅住的房子大概建筑得结实，倒无事。
许广平收到鲁迅的明信片，看到上面的一句话，说是大风吹倒房屋，十分担心，在回信里专门问道：“飓风拔木，何不向林先生要求乔迁？”十分担心鲁迅的住宿。
9月20日新生开学，鲁迅所开的课程有两种，但是其种一门课程是“专书研究”，因为学生少的缘故，竟然无一人选修，那么，鲁迅便只教一门文学史的课，所以，还不算忙碌。
9月22日下午，鲁迅给许广平写回信，又一次谈到自己的住室问题：“昨日到市去，买了一瓶麦精鱼肝油，拟日内吃它。因为此地得开水颇难，所以不能吃散拿吐瑾。但十天内外，我要移住到旧的教员寄宿所去了，那时情形又当与此不同，或者易得开水罢。（教员寄宿舍有两所，一所住单身人者曰‘博学楼’，一所住有夫人者曰‘兼爱楼’，不知何人所名，颇可笑。）”在厦门大学，鲁迅不喜欢顾颉刚，自然也不喜欢他推荐来的一些人，很快，鲁迅便得罪了一个“善于兴风作浪的人”：黄坚。
黄坚是林语堂的秘书，一开始鲁迅对他并没有坏印象，只是，有一次，他发现了此人的“鄙”：一则是对小职员的不屑一顾，态度傲慢；再则是答应别人的事从来是口头上的，实际上根本不兑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次林语堂正和鲁迅交流厦门大学的饮食的难吃，黄坚跑过来汇报工作，说到某个人的不好的，小声嘀咕良久。于是鲁迅“就看不起他了”。
然而，物以类聚。反感也总是相互的，很快，鲁迅找到了一个机会，让黄坚碰了一个钉子。黄坚果真是个斤斤计较的人，第二天便找机会报复。大致经过是这样的：鲁迅的住处因为要陈列物品，教师必须搬走，然而黄坚只是催促鲁迅搬走，却并不说明要他搬到哪里。鲁迅恼火了，发了脾气。黄坚便指了一间空旷的房间给鲁迅。但是，那个房间也太空了，连基本的床铺也没有。然而当鲁迅去找黄坚领取物品的时候，黄坚终于找到了报复鲁迅的机会，推托说物品被别人领完了，暂时没有，要鲁迅打地铺睡觉。这大约伤害了鲁迅的自尊。离开北京来厦门大学，目的是另起一行做一番事业的，没想到被这样的小人绊在这样一个小地下室里。恼火之后，又大发其怒，这一下果然奏效。“大发其怒之后，器具就有了，又添了一把躺椅，总务长亲自监督搬运。”然而即使如此，鲁迅的心也凉了半截，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因为玉堂邀请我一场，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所以我已决计将工作范围缩小，希图在短时日内，可以有点小成绩，不算来骗别人的钱。”
学校常常弄一些好笑的事情出来，譬如鲁迅新搬的住所，因为房子稍长了一些，便装了两个灯泡，可是，学校为了节约，规定一个老师只能用一个灯泡，好说歹说也不管用，终于，那个电工将鲁迅房间“多余”的一个灯泡摘下，走了。然而，那灯泡是摘了，电线的接口却裸露着，有一天晚上起夜，差点儿触了电，叫了电工过来重新收拾，才算周全。
房间比以前的宿舍大了，因为鲁迅被安排进了图书馆，邻居分别是会炒火腿的孙伏园和北大时的学生张颐。为了能让许广平更为直观地了解自己的住处，鲁迅特别用手绘了住处的图，一共画了五个小房子，并在下面的一行标住自己的住处的窗子。“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却比先前的静多了，房子颇大，是在楼上。前回的明信片上，不是有照相吗？中间一共五座，其一是图书馆，我就住在那楼上，间壁是孙伏园与张颐……我的房有两个窗门，可以看见山。今天晚上，心就安静得多了，第一是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也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
可是，住图书馆不过是临时之计，管理图书馆的主任出差不在家里，林语堂就自己作主把鲁迅安排了进来。然而，那主任回来以后，还不知会不会发生变化。不过，由九十六级台阶的高楼搬到了只有二十四级的二楼，心情好了许多。但是仍然因为没有许广平在一旁看着，生活变得单调且乏味。在九月二十六日晚的信中，鲁迅写到自己请了一个叫做“春来”的工人，便买了许多器具，锅碗瓢盆什么的。有人看到他和工人提着这些生活用具回来，打趣着说，看来要在此安下家来了。然而鲁迅却并不这样想，在信里，他说：“有人看见我这许多器具，以为我在此要作长治久安之计了，殊不知其实不然。我仍然觉得无聊。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需有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我也许敷衍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