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晴。上午往仁济堂买药。买米五十磅，五元九角；啤酒一打，二元九角。收诗荃所寄书两包五本，合泉十六元四角，又《左向》一本，《文学世界》三份。午后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一小时。晚内山邀往漫谈会，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共十八人。夜钦文及淑卿来，未见。”
日记里所描述的这张照片好玩得紧，上面有十八个人，鲁迅和郁达夫坐在一起，除了他们两个人睁着眼睛，其他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闭了眼睛。
每一次看到这一天的鲁迅日记，我便想到了当下的文化名人的生活，也不过是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翻版。上午在家里睡个懒觉，然后喝点小酒，下午去做演讲或者泡吧，晚上的时候参加有偿的活动，或者像鲁迅先生这样，到一个书店里参加一个沙龙。
内山书店的漫谈会颇有规格，比如1930年8月6日晚上，参加的人有鲁迅、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郑伯奇、山崎百治、神田喜一郎、泽村幸夫、内山完造等中国和日本文化艺术界的十八人。阵荣颇为壮观，比我在北京期间参加的单向街、时尚廊、雨枫书馆等新书推广活动的沙龙名头要大多了。
这一年，鲁迅与内山完造交往特别多。这年三月，因为鲁迅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而被国民政府通缉，所以，三月下旬，他曾避难于内山书店一周。后来回到景云里住处后，鲁迅又发现被人跟踪，所以，鲁迅四处奔走着“看屋”，以图搬迁。在鲁迅先生1930年3月的日记里，涉及到看屋的条目甚多，多是由柔石陪伴，又或者他自己没有力气去看了，给柔石一些盘缠，让他代为看屋。比如日记3月23日：午后柔石及三弟来，同往近处看屋，不得。下午广平来，未见。晚柔石来，同往老靶子路看屋，不佳。3月27日：往儿岛洋行问空屋，不得。3月28日：下午同柔石赴北四川路一带看屋，不得。3月29日：午后往齿科医院，除去齿槽骨少许。柔石及三弟来，同往蓬路看屋，不得。3月31日：下午同柔石往海宁路看屋。
几乎是天天看房子。
查日记可知，直到4月8日才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看好了北四川路194号的一个叫作“拉摩斯公寓”的地方，付了定金，四天后搬入。
从3月19日离寓，一直到4月12日搬入新居，鲁迅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内山书店或者内山完造的家里居住，关系可谓亲密。
内山书店的开设，是内山完造为了让妻子美喜子有些事情做。一开始仿佛只售一些基督教方面的专业书籍，后来，有一些顾客来这里让他们代为订购其他书，才将营业的范畴渐次扩大的。书店最早的选址仿佛在上海四川路的魏盛里，面积只有十几平米，后来，书店隔壁的房间也被书店占用了，才算正式了些。面积扩大以后，内山完造才辞去了工作，帮助打理书店。
内山完造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也喜欢代为文艺读者购买一些国内买不到的书籍，有时候，他也打听着日本国内有什么新书，便也会主动进上几本。
于是，一有新书，便会有一些文艺青年来书店里闲坐，甚至还会争执，讨论，内山完造也喜欢看着这些有理想的青年们讨论，便准备好了沙发和点心，让他们安心地坐在那里翻书，议论。这便是内山书店“文艺漫谈会”的源头。内山书店的“文艺漫谈会”成为引起上海文艺青年注意的事情应该是在1922年。因为作家谷崎润一郎，在1923年发表的《上海见闻录》一文中就描述了他在内山书店的见闻：“除满洲以外，这个书店是在中国的日本书肆中最大的一个。书店里面的火炉四周摆着连椅和桌子。来买书的客人，可以边品茶边交谈——想必这个书店是喜爱书刊的人聚会的地方。”
鲁迅在日记里所写到的这个“漫谈会”已经有了八年的历史了。
鲁迅日记注释“漫谈会”这个词条时，这样写道：由内山完造邀请作家、新闻记者、画家、职员等参加，主要是漫谈当时政治、文艺等问题。
参加漫谈会的人不仅仅要谈论具体的文艺作品，还要谈论时政，这的确符合鲁迅先生的笔墨。在上海的十年，鲁迅除了回文学青年的信、编辑文学青年的稿子以及养儿子，便是批判中国现实。
鲁迅先生的议论，曾经像一堆火，不单点燃了那个年代文艺青年的希望，还给了他们光和温暖。
所以，当1927年鲁迅进入内山完造的视野内，便也将内山完造点燃了。上海的十年，和鲁迅交往最多的人应该便是内山完造了，几乎天天见面，甚至鲁迅先生逝世前最后一张字条，也是写给内山完造的，他们创造了一场战争下两个个体交往传奇。
还好，内山完造并没有像无良的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是日本的间谍特务，要不然，鲁迅的帮凶的罪名，将永远也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