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的交往颇多。两个人关系最好的时候，便是林语堂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时邀请鲁迅至厦门大学任教。此后一直交往甚恰。《两地书》中，便有鲁迅对林语堂的议论多处，多是从友谊的角度谈及，笔触也多是温暖的。
然而，寓居上海以后，因为文学观念的差异，两人的交往疏远。《鲁迅日记》1929年8月28日：“晚霁。小峰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关于这一天的争执，林语堂在自己的自传里，曾经回忆如下：“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名张友松。张请吃饭，在北四川路那一家小店楼上。在座记得有郁达夫、王映霞、许女士及内人。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我们一些人。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两句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了一杯酒，突然咆哮起来，我内在也在场。怎么一回事？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的账，也与李小峰办过什么交涉，我实不知情，而且我所说的并非迥护李小峰的话。那时李小峰因北新书店发了一点账，在外养女人，与新潮时代的李小峰不同了。（我就喜欢孙伏园始终潇洒。）这样，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
同样也在场吃饭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也略记了此事的经过：“这一场事情，总是这样解决了（注：是指鲁迅和李小峰北新书局的官司）；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夫人，走下了楼。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剧在美国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林语堂日常的为人正像郁达夫所说的，有些迟钝和忠厚。比如，郁达夫在回忆鲁迅文字里曾经提到过，鲁迅和许广平住在一起了，林语堂才知道，原来鲁迅喜欢许广平。
除了这种对人之常情的不敏感，林语堂还是一个话唠，一旦有合适的场合，他常常有说不完的话。
这一次和鲁迅见面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觉得自己是坦荡的。他认为鲁迅不应该如此敏感，所以在谈话的时候，主动地说到了一个叫张友松的名字。张友松和李小峰一样，首先也是做出版的，其次也在大学里听过鲁迅的课，以鲁迅的学生自称。他有一次请鲁迅和林语堂等人吃饭，说李小峰对作者如何如何过分，老是拖欠作者的稿酬，他做人便不会如此。后来，鲁迅并没有答应与张友松合作，但是李小峰自然知道张友松拉拢鲁迅的事情。所以，鲁迅和李小峰打官司这件事情，李小峰一直疑心是张友松在后面出谋划策。
正是尴尬未定的时候，林语堂突然说出此人的名字，鲁迅自然敏感，如何解释呢。本来李小峰前几天还在打探张友松这个人，鲁迅当时喝了几口酒了，稍有些醉意，所以，他才会激动拍着桌子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林语堂的确是说者无心，而鲁迅却不这样认为，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说一些让人尴尬的话，即使是无心的，也不能这么理直气壮地和他争吵。林语堂和他在酒桌上对视了很几分钟以后，鲁迅拍案离席。
好在有郁达夫在后面追堵，才得以让酒席完整结束。然而，林语堂和鲁迅自此交恶，直到1932年的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政治事件接连不断，却无能为力，于是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共同筹划，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机构成立的目的当初是想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并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时的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自然，他做了民权同盟的宣传主任。大概是胡适的一篇文章，与民盟的章程相违背，民权保障同盟决定开除胡适的会籍，正是这一次举动，鲁迅和林语堂又一次站在了一起。
然而，不久，杨杏佛被暗杀后，林语堂没有出席杨杏佛的入敛仪式，致使鲁迅对他又一次误解。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和解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四天后，在美国的林语堂写下悼念的文字，有一段颇有感情，录一下：“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