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鲁迅影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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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北平五讲之北师大的演讲

要先录一段钱玄同回忆鲁迅的话:“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在《两地书》中说到这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

钱玄同是鲁迅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词,如若不是钱玄同的催促,那么便没有《狂人日记》这部中国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然而,正是1929年鲁迅去北京的这一次交恶。到了1931年11月,因为鲁母病重,鲁迅回北京探病,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五所学校进行了著名的“北平五讲”,这一次,鲁迅和钱玄同没有碰面,然而,却有人在记录鲁迅先生的演讲时说到了一件趣事。回忆的作者叫做潘炳皋,他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作《鲁迅先生访问记》,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写道:“从《华盖集》上知道他是住在西城的一个角落里;但是不知确切的住址。后来在一个同乡的地方才知道了他的住址,他说如果去访问的时候,顶好请钱玄同先生写一封介绍信,因为他们还很好,不然恐怕见不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就和钱先生打电话,一天也没有打通。别的同学打通了,他说钱先生不请,钱先生说我和鲁迅没有交情,他净骂人,你们要请,你们就自己请去,我也不拦阻。想不到鲁迅先生和北平文化界的关系这样坏,这也是先生的杂感使之也。第三天的下午,经师大文艺研究社执委会的通过,我和志之、永年就决定要访问先生了。”

潘炳皋的这篇文字发表在1932年的《北国月刊》上,在这篇访问记里,潘炳皋记录得非常详细,比如问到鲁迅为何不留在北京教书?问到鲁迅先生在上海的收入?北新书局欠鲁迅的稿酬结清了吗?还问到丁玲的写作如何?郑振铎新出版的文学史如何评价?等等。这篇回忆文字非常可信,因为,他并没有在建国后引起注意,所以,也没有被修改。

同样记录鲁迅在北平进行演讲的陆万美,因为写作时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修改,回忆文字中加了太多的水分,而导致我们阅读时不知该如何剪裁。

1931年11月25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晚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演讲,约以星期日。”

在此之前,鲁迅已经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进行过三次演说,而且还拒绝了清华大学朱自清的演讲邀请。此时,鲁迅的本意大抵是不想再演讲了,但是,他总是喜欢多和青年人交流,所以没有拂了邀请者的好意。

日记里的代表三人,后来查回忆便可以知道,分别是王志之、潘炳皋和张永年。

陆万美有一篇颇长的文字回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名字叫做《追记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前后》,这篇文章初稿写于1951年,定稿又修改于1978年,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陆万美写作不尊重历史真实,随便摘录一段,便可知道:“每次演讲,实际都是一次包含着很大危险因素的斗争。明明估计到: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策划着各种破坏活动,而在这种公开的混乱的群众场合,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大,谁也不敢肯定能确保先生的安全。但群众的要求很热烈、很迫切,同时也深信:先生能和群众见面,讲一次话,必将发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在这篇文字的前引中,陆万美更是用了夸张和联想的手法来写:“鲁迅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反动派更是如临大敌般地紧张起来,便衣特务四处活动,秘密监视先生,进行各种阴谋破坏。在师范大学讲话的一天,曾传说特务已经布置了要加害先生,后来他们虽然不敢下手,但那天会场上横眉竖眼的人确是不少,讲演完了也确在大门口逮捕了好几个听讲的青年。”

而这一天参加听讲和组织听讲的其他人员的回忆,却并没有这样夸张地记录,比如王志之,他是三个邀请鲁迅去北师大的人之一,他在回忆鲁迅的文字里介绍了学生们对于鲁迅先生的热烈追捧,听不到鲁迅先生的讲话,便要求鲁迅从教室里转移到学生操场上,还让鲁迅先生站在一个桌子上。

如果真是出于保护鲁迅先生的安全,能让演讲的人站在一张桌子上吗?这样的逻辑显然是不通的。

有一个当时在北方左联工作的于伶,也写过北平五讲的回忆文字,她写道:“这是鲁迅先生的在北平的第四回讲演。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师范大学门口贴有公布鲁迅先生演讲的大通告。所有过道的转弯抹角处,都贴有画着走向大操场的手指或箭头。大操场挤满了站着听讲的人群。到迟了的只能站得远远的,仰望着鲁迅先生了。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

于伶补充了王志之的文字,并说明,到操场上演讲也是提前就设计好了的,因为早已经贴出了引路的标志。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照片中的鲁迅先生一样,他的确是站在一个方桌子上的。那么,如果有危险,怎么能提大张旗鼓的公布预告,又让一个有危险的大作家站到桌子上呢?

其实,据朱正先生考证,1931年,当时执政北平的正是张学良的部队,他非常开明,并不执行蒋介石的所有政策,直到后来被蒋介石排挤,甚至下野。而不论如何,张学良时期的北京,绝不会像陆万美所说的,鲁迅做一个演讲,而身边都会布满了国民党反动派。

这实在是扰乱阅读视听的回忆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