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姚克和斯诺一起翻译鲁迅《呐喊》中的几篇小说，有一些疑问，比如，鲁迅在《故乡》里写闰土文字里，便有一个生僻字：“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斯诺自然不懂这段文字中的“猹”是一种什么动物。姚克查证了一番，也不得而知。只好在年底的时候给北新书局写了一封信，让他们代转给鲁迅先生。
然而，这封信，等了两个月也没有任何回音。
1933年3月初，姚克不得不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终于到了鲁迅先生的手里，连同很早之前的一信一起。鲁迅书信集里可以看到鲁迅先生给姚克的回信，全信很短，我录在这里：“三月三日的信，今天收到了，同时也得了去年十二月四日的信。北新书局中的人办事，散漫得很，简直连电报都会搁起来。所以此后赐示，可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较妥。”“先生有要面问的事，亦请于本月七日午后二时，驾临内山书店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我当在那里相候，书中疑问，亦得当面答复也。”
关于这次会面，姚克曾经写过专门的回忆文字。鲁迅先生去世后，姚克在《最初和最后的一面》的文字中详细记述了他们当时见面的情况：“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是个可爱的日子。而（于）我呢，这也是个极可纪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二时，我初次见了鲁迅先生。”
这一次会面，姚克拿着一个小本子，先是诸条将翻译过程中遇到疑问向鲁迅先生请教。比如鲁迅先生自己生造的那个“猹”字。又比如鲁迅小说里多次写到的“三百大钱九二串”这种绍兴的土话该如何转换成书面的字句。
姚克那天一开始很是放不开，一幅学生腔，而大抵恰好这种谦卑的学生腔给了鲁迅好印象，因为那天姚克打扮得新潮，穿着西装革履，见到鲁迅以后，看到鲁迅的衣着，姚克才后悔不已，他忘记鲁迅最讨厌“洋场恶少”了。
然而，他们交流完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以后，开始谈论文学方面的事，姚克因为也关注当下尤其是左翼的文学作品，竟然和鲁迅很谈得来。当他们说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鲁迅很是兴奋，对姚克说：“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
这次见面以后，接下来，鲁迅又和姚克见面过几次。
鲁迅日记1933年3月24日载：“下午姚克邀往蒲石路访客兰恩夫人。”
没有过多久，鲁迅又写信约姚克见面，在1933年4月20日致姚克的信中，鲁迅写道：“昨奉一束，约于星期六（二十二日）下午六时驾临大马路石路知味观杭菜馆第七座一谈，未知已到否？届时务希与令弟一同惠临为幸。”当时姚克的信件均是由正在上海东吴大学念书的弟弟收转，所以鲁迅想请他们一起吃个饭。
又不久，1933年5月11日，鲁迅又写信给姚克，约在内山书店见面。5月26日，两个人又晤面，鲁迅拿了几张照片给姚克看，大体都是旧照片，因为新书出版以后要给外国人看的。鲁迅也想要拍得好看一些。两个人在那里挑照片，却没有挑出一张能反映鲁迅精神气质的。于是，姚克便和鲁迅一起到上海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拍摄了几张人像。
照片拍好后，姚克给鲁迅寄了一张，鲁迅很满意。
虽然这张照片是为了《活的中国》这本以鲁迅小说为主的小说集而拍摄的，但是，这张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是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虽然，《活的中国》中鲁迅的小说是由斯诺与姚克分别翻译的，但是，斯诺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查鲁迅日记，仿佛只有七处涉及斯诺。虽然鲁迅先生和斯诺见过一次面，但当时鲁迅和姚克尚未见过面，尚不知斯诺和姚克正在合译他的小说，所以，那次见面没有交流什么。在日记里，也仅仅是提到一句。1933年2月21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晚晤施乐君。”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鲁迅和斯诺的信件和书刊，均是通过姚克来中介的。后来，萧乾和郑振铎仿佛也做鲁迅与斯诺的中转人。比如1934年10月8日鲁迅日记记有“上午复西谛信并赠《木刻纪程》一册，又二册托其转赠施乐君夫妇”的字样。
鲁迅先生去世以后，姚克是12位抬棺人之一。他与斯诺合署名撰挽联一副：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横批：鲁迅先生不死。
后来，斯诺还在回忆鲁迅的文章《向鲁迅致敬》（刊1937年6月8日出版的《民主》杂志1卷3期）中这样写道：“……我认为鲁迅确实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偶尔会出现这样一类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代表，他的一生如同一座大桥，跨越了两个世界，鲁迅是这样的人，伏尔泰也如此……只是因为时代接近的关系，人们才随口把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不过，鲁迅远远超出了这个称号。也许，更确切地说，应称他为‘中国的伏尔泰’。但事实清楚地表明，最恰如其分的称呼应是‘中国的鲁迅’，因为鲁迅这个名字本身在史册上就占有着光辉的一页。”
鲁迅去世后不久，姚克和斯诺翻译的《活的中国》一书于1936年岁末由英国伦敦的乔治·哈拉普公司出版。除了特约编辑斯诺所写的序言，以及一篇关于中国文学运动的论文外，这本书一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鲁迅短篇作品，收有《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论“他妈的！”》和《离婚》等七个短篇小说。被冠以“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的第二部分，计收入14位作家的17件作品。他们是（按目录顺序）：柔石的遗作《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自杀》和《泥泞》、丁玲的《水》和《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萧军）的《在“大连号”轮船上》和《第三枝枪》、林语堂的《狗肉将军》、萧乾的《皈依》、郁达夫的《紫藤与茑萝》、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失名（杨刚）的《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断》，以及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