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死，在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有一股暧昧难名的政治意义。因为鲁迅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倾向，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中共，和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瞿秋白、冯雪峰感情甚笃。所以，当时虽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但是，不久之后，关于鲁迅先生的纪念活动，国民党当局是限制和禁止的。
其实，也正是从鲁迅先生的葬礼上，鲁迅的命运被限定，被有限而窄狭的政治意义修饰。可以说，从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们已经看出了，鲁迅已经有了文化符号的轮廓。果然，到了今天，只要是阅读鲁迅的作品，就会知道，鲁迅已经被当下抽空，成为一个僵硬而伟大的意义符号。而他的那些个生动而独立的东西，在1936年已经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
首先看一下当时报纸的讣告：“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然而，关于鲁迅先生的治丧委员会，却有四个版本。如今最为可靠的应该是第一个版本，即鲁迅先生逝世当天上海《大晚报》刊登的版本，这一天，《大晚报》发表《鲁迅先生讣告》，讣告中13人名单如下：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
第二版本是鲁迅逝世第二天各大报纸登的，也不完全一样，《大晚报》又刊了一个版本，将第一版里的13个人去掉了五个人，加上了一个马相伯。便成了下面的这个名单：马相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A·史沫特莱、萧参。这个版本的名单，在上海《申报》连续刊登了两天，即10月20日和21日，而21日刊登的时候，将蔡元培的名字又放在了第一位。
第三个版本应该是值得怀疑的一个版本，可是，却有一个证据，现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据说是冯雪峰当年用铅笔拟定的一张九人名单，分别如下：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A·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参。
第四个版本是当时上海的一家日本报纸《日日新闻》在1936年10月20日的中文版和日文版上刊登的鲁迅治丧委员会8人名单：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斯梅达列夫人、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萧参。按，斯梅达列夫人即为A·史沫特莱。
关于毛泽东是不是在“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里，有无数专家学者质疑过，然而，因为政治正确的原因，大家均用了“今天天气哈哈哈地态度”来炫耀自己查阅的资料是如何如何丰富。然后呢，大家并没刻意想过要推翻什么，或者确定什么！其实，只需要看周建人的回忆录，或者周建人和他女儿周晔的对话即可，周建人后来对他的女儿周晔说：“我没有听说毛泽东参加治丧委员会。”
毛泽东出现在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里，已经暴露了揣测圣意的冯雪峰的心态。然而，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名单开始，违背鲁迅先生本来意愿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一直到现在为止，公开出版的鲁迅的书信集里，仍然还收录着鲁迅先生发给红军的电报。
这种伪造历史，甚至补贴别人历史的做法，让鲁迅先生血肉模糊，越来越空，越来越高尚和伟大，甚至成为了极端抽象的符号。
也正是因为鲁迅先生逝世的政治意义，像在丧葬礼上出过力的（抬棺者或扶棺者），或者拍过照片的，甚至参加了守录的，组织了花圈的，等等。都会有一种荣誉感，又或者是占了鲁迅的便宜。事实也是这样。当鲁迅在解放后成为国学，成为供人研究和供奉的对象以后，哪怕是和他沾过的任何人和事物都会被提及，或者赋予莫名其妙的意义。比如萧军，除了文学之外，更因为他在鲁迅葬礼上格外地卖力，到了延安之后便被重用。摄影师沙飞更是因为拍摄了鲁迅先生活着时最后一组相片，以及又参与了葬礼的拍照活动，而成为知名的新闻摄影师。
孔另境先生的长女、学者孔海珠在《痛别鲁迅》一书中详细列了参与鲁迅葬礼的部分人员名单：“于治丧委员会以外，又临时成立了‘治丧办事处’。除履行委员会指定任务外，还担任丧事的内部事务，如招待来宾，布置灵堂，签名，缚纱，代收祭物，通告文书，接见新闻记者，维持秩序，登记挽联等。据《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记载，‘治丧办事处’由鲁彦、巴金、黄源、张天翼、靳以、陈白尘、蒋牧良、姚克、萧乾、黎烈文、张春桥、赵家璧、费慎祥、孟十还、欧阳山、周文、聂绀弩、凡容、以群、白危、曹白、周颖、草明、雨田、华沙、樨公、契明、田军、池田幸子、鹿地亘等30多人组成。此外，还有不少人未列入名单，如当时在上海的木刻青年黄新波等，还有在治丧期间每天都在殡仪馆帮助做事的孔另境、马子华等。几天里，内山书店歇业，全体职工也前来协助工作。”
这些人，不但主持着整个丧葬仪程，还有分工明确的工作，比如扶柩的人员名单：黄源、田军、胡风、巴金、黎烈文、姚克、欧阳山、周文、靳以、张天翼、孟十还、聂绀弩、吴朗西、曹白；家属接待：黄源；司仪：张天翼、姚克；掌门旗：蒋牧良、欧阳山；纠察：巴金、黎烈文、鲁彦、赵家璧、唐弢、萧乾、直夫、白尘、靳以、田间、丸容、周文、方之中、张天翼、曹白；新闻记者招待：姚克、黄源。
这些名单相互交叉，但还是要统筹兼顾。
1936年11月1日下午三时，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头七过完了，是该答谢参与鲁迅丧葬事宜的诸多朋友的时候了。由许广平、周建人等鲁迅先生的家属以及治丧委员会等组成的答谢团举行宴会招待参加送殡的各界代表，及治丧处的全体同人，出席的人名有蔡元培、沈钧儒、内山完造、茅盾、许广平、周建人、胡愈之、夏丐尊等50余人。蔡元培致词，许广平向各界致谢，由胡愈之、胡风报告治丧经过及经费情形。“此次治丧费用，完全由景宋女士筹出。但鲁迅生前并无积蓄，版税被书店拖欠，此项费用，由中国及世界各国敬仰鲁迅先生的筹出。虽景宋女士一再声明愿由家属完全担负，但到会者一致同意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收集各界的献金归还家属。”
同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在上海组成，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内山完造、茅盾、许广平、周建人等为筹备会委员。
然而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父亲的死》这一节里写到过丧葬费用，其中，他引用了许广平女士在1940年致许寿裳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周先生死去后印《且介亭》三册，费去七百元，印《鲁迅书简》，费去二千元；丧费三千余元；从廿五年三月病起至死，每月医药费亏空百余元，共约千余元（周先生病死，为什么一个人也不来负责？这时倒来迫钱了）；以上连家用、印书、丧费、病费，最少共用去一万五千四百余。收入……陆续收到共四千余元。实亏空一万余元。但此巨数，绝非架空，有事实可根据。”
可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也并没有给许广平及周海婴带来丰裕的生活。
还有，关于鲁迅先生的墓地、棺材的价格，记录也是有不同的版本。学者孔海珠在《痛别鲁迅》一书中写道：“墓地、棺材和寿衣的选择，最后都由许广平决定。沈钧儒帮助联系了墓地……这具棺材是向万国殡仪馆定购的，据10月22日的《大晚报》载：‘灵柩的代价，据说是九百元，为宋庆龄女士所送。葬在万国公墓的一个墓穴，是值价五百八十元。’”
然而，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否定了棺材为宋庆龄所送一说：“综合上面几位重要人士的证明，父亲的棺木似乎并非由救国会或孙夫人宋庆龄出资。我母亲历来对党感恩戴德，如果棺木确实是冯雪峰代表党付的款，母亲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需要保守秘密的话，那么解放后直到她去世，时间约二十年，完全不必为这件事保密了。”
我觉得这段话很道理，解放以后的很多回忆录都涉嫌虚夸或者虚构，和党没有关系的人千方百计地往共产党身上靠，更何况是确实得到过党的帮助的呢。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成立以后，由茅盾等人执笔先后在媒体上发表过三次公告。其中第二个公告内容很是丰富，摘录在这里：“1，本会设秘书处，分文书庶务两股；2，由本会各委员分别向国内外各界知名之士及鲁迅先生亲友接洽组织正式纪念委员会之准备工作；3，商定鲁迅先生墓地初步布置手续，克日进行；4，征求永久性质之墓地设计；5，征求对于纪念的事业之意见；6，募集办理纪念事业之资金；7，以上有关四五两项之函件请寄本会暂时通读地址，关于捐款请交由各地中国银行代收，制取收条；8，本会进行状况及收到捐款数目及捐款人台衔，当随时登报公布，以昭信实。”
上面公告中所说的临时通信地址便是周建人的地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然而，公告出过之后，鲁迅先生的墓地并没有重新设计过。抗日战争爆发后，鲁迅先生的墓碑曾遭到破坏，后来由内山完造修复了。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鲁迅先生的墓地才由许广平女士亲自设计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