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喜欢木刻，进而，喜欢从事木刻的人。翻开1936年先生的书信，可以发现，他和一个叫曹白的木刻家通信三十余封往来。
比如鲁迅先生拍肺部X光照片的事情，在日记里都没有写，而是由许广平代笔给曹白信中提到的。
1936年8月2日，鲁迅写信给曹白：“病前开印《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到上月中旬才订成，自己一家人衬纸并检查缺页等，费力颇不少。但中国大约不大有人买，要买的无钱，有钱的不要。我愿意送您一本，附上一笺，请持此向书店去取（内附《士敏士图》一本，是上海战前所印，现已绝版了）。”
在这封信里，鲁迅还特地解释了，为什么印刷的版画集成本很高，是因为印量少，机器不开，用老款的机器想要印好，便成本很高。如果买的人多，印量大，那么，用新机器印，便可以很便宜卖了。这封信的最后一句“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然而五天以后的8月7日，在致曹白的信里又说：“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
还是在8月7日的信里，鲁迅谈到了“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这个活动从8月初起，先在广州，尔后在杭州和上海举行展览。鲁迅在信里还特地评价当时中国的木刻现状：“木刻开会，可惜我不能参观了。我对于现在中国木刻界的现状，颇不能乐观。李桦诸君，是能刻的，但自己们形成了一种型，陷在那里面。罗清桢细致，也颇自负，但我看他的构图有时出于拼凑，人物也很少生动的。郝君给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但他从展览会的作品上，我以为最好是不受影响。”
然而，当木刻展览流动到上海以后，10月8日是最后一天，鲁迅先生还是去了。
曹白在回忆鲁迅先生的那篇名叫《写在永恒的纪念中》写得非常丰富：“到那边还没有十分钟，碰巧，鲁迅先生也来了。他的帽子是故意戴得那样的低，低到帽沿几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见半个瘦削的苍白的脸庞和一横鼻下厚厚的胡须。但在冬天，就连胡须也不给人看，他把围巾围没了。这打扮，使有些人就不免说：‘鲁迅真古怪。’但这为的是要避去狗眼，一九三一年给他的教训太大了。”
在八仙桥的展览厅里看展览，只一会儿，和曹白一起，跟在鲁迅先生身后，便有了一群木刻爱好者，他们边听鲁迅评论这些木刻作品，边插话问题。鲁迅先生累了，将头上的帽子脱了下来，说，我们歇一会儿。
于是，曹白、林夫、陈烟桥以及白危，几个木刻青年，就围着鲁迅先生坐了下来。然而，他们坐在那里谈笑风生，却没有注意到，也来参观木刻展览的沙飞用相机拍下了鲁迅先生和木刻青年的合影。
每一次看到这一组照片，我都会想到一个法国人，他叫做拉蒂格，是一个知名的摄影师，七十岁的时候突然以摄影作品出名，八十岁的时候成为法国总统的御用摄影师。他有一天去一个做医生的朋友那里拍照片，那个朋友很喜欢中国的传统医学，拉蒂格到的时候，那个朋友正在忙碌着给一个人拔罐，光着上衣的顾客表情相当舒服，显然是一个老顾客。拉蒂格马上抓拍了他的照片。照片发表以后，才被人认出来，此人竟然是毕加索。毕加索光着上身，表情非常友好地看着摄影师，这幅作品成了人像摄影的典范之作。各大媒体争相转载，并广泛地猜测拉蒂格和著名的画家毕加索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事实的真相是，拉蒂格，他本人第一次见毕加索，拍照的时候，他根本不认识他。
而当时去拍照片的沙飞，也是如此，他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并不认识任何一个人。
沙飞学习摄影很偶然，是因为结婚，想记录下和新婚妻子外出旅行的风景，才买的相机。1936年9月，沙飞老家汕头到了上海，他后来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他因与画家司徒乔、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喜欢摄影的牙科医生司徒博等族亲的来往，认识了上海的左翼木刻家。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沙飞见到了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这是鲁迅先生在活着时最后的照片，1936年10月19日离世，同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文章里说：“……最后的一天——10月8日，12时半，我去食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轻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张照片。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面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候才走，给人们留下一个极亲切的印象。”
后来，沙飞把自己冲洗放大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并在其中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张照片背面写的是：“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张写的是：“（鲁迅先生10月8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54号沙飞收。”
这张照片上的字很是好玩，沙飞大概还希望鲁迅先生以后多用他拍的这一组照片，以便付他稿酬。
然而，这一组照片的确让沙飞出了名，鲁迅逝世后，在先生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而另一张小的照片便是沙飞在八仙桥拍的鲁迅，那是鲁迅最后的留影，所以，极具有纪念意义。
后来，沙飞将他拍摄的这一组八仙桥的鲁迅先生的照片投寄给了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1936年11月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一卷第21号和22号、《良友》1936年121期、《中流》1936年11期、《时代画报》19366年11期、《光明》1936年第一卷第十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文季月刊》1936年11期等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有的刊登在封面，有的与司徒乔画的鲁迅像同期发表。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8日艺术版《悼念鲁迅专刊》刊登了沙飞文章的同时，刊有李桦的文章及其木刻《最后的鲁迅先生》和编者志：“根据10月8日下午2时在上海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场上摄的照片刻，距离死时只有10天，恐怕是最后的一个遗照。”
可以说，一张鲁迅先生的照片，成就了一个著名的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