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结束五年之后，科索沃依然是“这一地区最穷的经济体之一”。
另一项说明居民经济状况很差的指标是，其平均工资仍然处于这一地区的最低水平。2003年，某些行业的工资水平甚至继续下降。2002年，学校和教育领域从业人员月平均收入为139欧元，卫生部门为138欧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财政和保险业，月收入为314欧元。目前，平均养老金为40欧元，失业救济金为50到70欧元。这种低工资水平与约10万供职于国际机构的科索沃人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
科索沃是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失业率比东南欧其他国家要高出很多。根据科索沃统计局的官方报告，2003年的失业率达到了57.1%，而实际上至少是70%。16—24岁的居民占到了科索沃总人口的50%以上，而他们的失业率最高；每年有近3万至4万年轻人涌入劳动力市场，而市场却几乎不能提供就业机会。对失业的实时过程分析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这一分析，2004年1月到7月，失业人口增加了17652人。新登记失业人口主要是25岁到39岁的年轻科索沃人，而这一人群受培训的水平通常比较低。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年轻人、妇女和罗姆族人，失业率特别高，2002年70%以上的妇女失业，15岁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失业率甚至高达9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8月的调查显示，33.7%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和42%的其他少数民族居民认为失业是科索沃最大的问题。高失业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失业仍然是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是社会动荡以及牟取灰色甚至非法经济利益的温床。”鉴于失业率过高，而且人们看不到改变这种糟糕现状的前景，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状况不满，对未来经济发展表示悲观就不足为奇了。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2003年7月，有64.8%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和76.4%的塞尔维亚族人对经济现状不满，到2004年7月，不满现状的人数明显增加，分别为69%和95.5%。其他少数民族也感觉到了经济状况的明显恶化，他们对经济形势不满的比率从2003年7月的56.8%上升到2004年11月的75.2%。
很多科索沃人，主要是青年人都希望离开自己的国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经济已陷入深层的困境。这个问题困扰着整个地区，尤其是塞尔维亚和波黑。研究这一地区问题的专家们多次强调，受过培训的年轻人口外流将带来很多问题和危险。艾哈德·布泽克（Erhard Busek）于2003年表示，“必须在经济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否则科索沃人将绝望地离开他们的家园。”
国际组织（欧盟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的经济政策和改善经济状况的可能性战争结束之后，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盟为首的国际力量既负责科索沃的发展又负责其经济重建工作。在执行这些任务时，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盟遇到了极其不利的条件。与曾同为铁托领导下的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相比，科索沃地区的经济要落后很多，基础设施不发达，工业基础普遍薄弱（科索沃北部特离布的矿山开采是个例外，可是该矿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严重赤字），农业劳动密集程度过高。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塞尔维亚族人越来越多的镇压活动以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地下经济和影子经济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结构上的落后状况。在1998年和1999年的暴力事件以及战争当中，30%的房屋和大部分基础设施被毁，很多地方被布上了地雷，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大约有80万科索沃人被驱逐，这从根本上破坏了经济和社会制度。
虽然国际社会投入了很多资金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可是科索沃的经济没有得到改善，或者说仅仅只是出现了好转的征兆而已。原联合国秘书长副代表查尔斯·布赖斯休表示：“我们失败的领域是经济，对维持长期稳定构成巨大挑战的也是经济……失业和糟糕的生活质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对此负起责任，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国际社会在科索沃推行的经济政策具体有哪些不足之处？在哪些方面出了错？在如此困难重重的前提下，到底可以做到什么？如何能做得更好？
各种文献资料和国际危机组织、欧洲稳定倡议等研究机构的报告列举了国际社会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中需要检讨的地方，主要是缺少明确的、持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2004年3月骚乱发生之后，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指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并没有把科索沃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其管理的中心任务”，“制定经济政策时缺乏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考虑，同时因为科索沃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又畏首畏尾。”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管理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科索沃政治的稳定并建设好当地的社会结构。如同在波黑等其他经历战争的国家一样，他们没有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来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障碍，比如负责社会发展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没有被包括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支柱结构当中。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盟制定的经济战略需要检讨的地方具体表现在，完成基本建设之后，他们设置了错误的工作重点。比如，在2003年6月的Thessaloniki欧盟首脑会议之后，欧盟加强了促进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一体化努力，把在科索沃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制度建设、管理和欧洲导向的政策上。在科索沃这样一个经历过战火的地区，贫困问题如此紧迫，适应欧盟标准似乎远远还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玛丽——詹莱茵·卡利克建议，要把现有的资金投入到实现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如克服失业和贫困）中去。
在大规模向科索沃转移支付资金的第一阶段中，国际社会参与重建的另一个薄弱环节是很多项目的实施没有足够的随同监督机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欧盟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重建能源供应部门，然而却未能改善科索沃的电力供应状况。出现这样的错误无疑跟他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经常对当地特殊的条件认识不足有关。位于普里什蒂纳的欧盟经验汲取小组（Lessons Learned Unit）在一篇论文中指责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在实施项目时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对这些项目的必要性和长远意义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很多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经济投入的同时却减少人员的投入，这有损项目实施的前后一致性、持续性和透明度。
一般说来，进行类似的研究分析并制定整体经济发展的计划是很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科索沃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至今，仍然没有关于科索沃人口数目的具体数据，更谈不上单个经济部门的数据。贸易和工业部认为科索沃有240万人口，环境和公共地区部认为有220万，而财政和经济部估计科索沃人口在170万到185万之间。
在国际社会参与经济建设和改革战略具体运作的各个方面当中，饱受批评的一点是欧盟负责的私有化进程。遭到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强烈谴责的尼古劳斯·拉姆布斯多夫本人已经成为经济封锁的代名词。在他于2004年8月辞去支柱IV负责人一职之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期待着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欧盟的经济政策能出现重大的改善，同时跨国公司和本国的公司能展现较好的合作意愿。哈拉迪纳伊总理的经济问题顾问穆哈梅特·萨迪库（Muhamet Sadiku）表示，“拉姆布斯多夫已经成为私有化进程中障碍的象征。彼得森创造的环境给我们指引了新的方向，我们和国际管理部门的伙伴关系也变得更为牢靠。”
科索沃尚未解决的国际法地位问题和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通常被看作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凯·艾德在2004年7月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能解决科索沃未来的地位问题，就可以改变经济发展的前景，为更全面的经济发展战略创造机会。”
但是，人们在评价地位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也存在着部分分歧。同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中也有人认为，就算不解决地位问题，经济中许多方面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可以加大力度支持对科索沃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调节贷款的分配，可以加强对科索沃地区农业和食品生产的投资而不是高价进口食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