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2002年1月被科菲·安南任命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2002年2月14日在普里什蒂纳就职。这位德国一流外交官——中断三年外交官生涯出任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外交顾问——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巴尔干地区出任多个重要岗位。1992年至1995年他曾领导德国驻萨格勒布人道主义救援办公室工作。1996年1月至1997年7月他作为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的副手出任联合国驻波黑特使。施泰纳在这个岗位上表现十分出色，以至于波斯尼亚民众在比尔特离任后联名请求让米歇尔·施泰纳接替其在高级代表处的职务。
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施泰纳在头几个星期就成功完成了其前任海克鲁普花了一年都未能实现的任务，即快速成立政府，并由此开始临时自治机构的工作。维顿·苏洛伊对此发表意见说：“施泰纳来了，建立了科索沃政府，因为科索沃人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媒体监控专员（UNMM）的媒体分析》，2004年6月21日。米歇尔·施泰纳通过在波斯尼亚工作和对巴尔干问题熟悉了解，从而对科索沃使命的复杂性以及按照明确的原则和标准来行动的必要性形成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概念。因此2003年1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作报告时，对下述成功的联合国维和使团的一般性原则作了描述：“第一，要理解使命必须有清楚的命令。第二，它必须有权力和资源来进行工作。第三，必须从一开始就彻底搞清楚维和使命。第四，它必须从东道国社会以及自己的错误中积累经验。第五，必须有始有终。还有两项硬性原则：第六，它必须首先建立安全与法治作为民主化的框架。第七，必须改变东道国的陋习——即使这是传统。”见米歇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举例科索沃：构建和平的七项原则》——在伦敦经济学院作的报告，伦敦，2003年1月27日。2002年11月他在柏林洪堡大学所作的一份演讲中阐述说，科索沃的国际行动必须分成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来进行。第一阶段是北约军事打击。1999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1999年7月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接受任务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目标设定为“重建遭受蹂躏的科索沃并使它转变成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当“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感到自己已经多余的时候”，人道主义干预阶段就结束了。第三阶段是欧盟将接管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欧盟应当在之后接过联合国的接力棒，用欧洲的方式将任务进行到底。”
施泰纳作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的工作核心是——在第8章中详细描述过——制定八大优先领域内的具体“基准点”（发展标准）。应当被用作迅速建立现代民主社会和高效经济的战略基础。只有在标准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就是所谓的“先标准后地位”，这是施泰纳在向纽约联合国安理会所作的报告中创造出的一个措词——的情况下才可能着手进行关于科索沃未来国际法地位的商讨和谈判。
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施泰纳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制定的战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被视作在科索沃的国际管理机构的现实取向：大国和联合国尚未准备超越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的模糊表述进而引入与贝尔格莱德的谈判；科索沃自治机构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基础建设尚处在起始阶段。由于施泰纳所描绘的“基准点”不能真正地具体化并变成行动（第八章）“就像凯·艾德通过证据会议向我们证明的那样，标准文件难以控制的长度成为标准有效执行的阻碍因素。”（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西巴尔干》，2005年2月23日，第56页。），并且未让科索沃政治家参与制定和给予意见，所以“先标准后地位”战略越来越成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政策的阻碍和负担。瑞士巴尔干专家克里斯托弗·索里奥兹（Christophe Solioz）2004年3月在《日内瓦论坛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施泰纳制定的计划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作为明智行动起点的压抑无能状态”。地位问题的延期解决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成为经济崩溃牺牲品的当地居民再遭挫折，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被封杀了。”见克里斯托弗·索里奥兹（Christophe Solioz）：《科索沃：一个幻想中的未来还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未来的幻想？》，载于《日内瓦论坛报》，2005年3月21日。（作者翻译）另一位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施泰纳的战略脱离实际的生动例子是他对“国家共同体这项雄心壮志的计划——在科索沃建设一个多族裔社会——建立在沙土之上”玛丽——詹莱茵·卡利克（Marie-Janine Calic），载于《时代周报》，2004年3月25日。这一点缺乏认识。在他任职期间，多族裔科索沃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没有争议、无人刨根问底的共识。施泰纳在2002年7月底对联合国安理会所作的演讲中说道：“我们现在不能说未来地位会是怎样，我们只能说它不会是怎样。没有领土分割、没有权力割据、不能回到1999年之前的状态。结果不是单一种族而是多族裔共存。必须是一个民主、安全和值得尊重的科索沃走向通往欧洲的道路。”
米歇尔·施泰纳作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备受争议而且不受科索沃人欢迎，这源于他的个人风格。施泰纳在担任施罗德总理的首席顾问时，他与记者、官员和军方人士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就颇受争议。在科索沃他那种极其——讲得文雅一些——“没有外交手腕”的领导风格，以及专断独行地对待科索沃政治家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职员的行为方式，很快就招致普遍的不满和传媒的口诛笔伐。恩维尔·恩贝利（Enver Enbelli）2004年11月一篇对科索沃特派团的批判描述中这样写道，施泰纳“是一个自恋的家伙”。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和贝奇·库法伊在一份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详细卷宗里对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施泰纳的执政表现作了一番总结性的批评。施泰纳作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辛苦忙碌的工作以及其“实干家”的品质得到了积极肯定。他的个人风格，他的急躁“集中反映出一种无能为力，这种行事风格在几个月之后导致他的政策越来越多地遭遇拒绝……在这位新特使上任的第一个年头，针对他的普遍反感情绪就在缓慢地蔓延开来。今天，这种感觉把一向老死不相往来的阿族和塞族联系了起来，甚至把驻科索沃国际组织的大部分职员即所谓的‘国际人士’拧成了一股绳。”文中划线部分，《时代周报》，2003年7月10日。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和贝奇·库法伊还举了一个事例为证，施泰纳与一位曾经同科索沃民主党主席萨奇有暧昧关系的科索沃阿族女性之间的关系尤其遭到科索沃塞族的激烈批评。
米歇尔·施泰纳的施政和他两极分化的个人风格典型反映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使命陷入的基本困境。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使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同时）成为运动员和裁判员”见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贝奇·库法伊（Norbert Mappes-Niediek/Beqe Cufaj），载于《时代周报》，2003年7月10日。承担政治和管理责任的工作任务与最高长官的工作任务混合在一起是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科索沃政府）在重要政治领域遭遇有目共睹的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份预警报告中对此这样阐述：“有些科索沃分析家把责任归结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管理构想的实质性缺陷和职能上。根据他们的观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作为享有最高统治权的实体是行政管理机构的角色与最高行政长官角色的一种混淆。这从本质上导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科索沃临时机构缺乏工作效率，这大概就是科索沃出现‘行政管理危机’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