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古滇文化堆积的高原
伴随着日出日落的更替淡起记忆
也伴随着朝去暮来拭去尘埃
于是，我们在红土地里聆听
祖先遗留的旷世绝响
在青山碧水间
打捞千载的青铜神话
云南，这个被红土高原托起的地方，在地壳的运动中，在物候的变化中，在岁月的沧桑里，演绎了许多惊世的奥秘，孕育了灿烂的古滇文化，使今人叹为观止。
于是，由于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发现，这块原本平平常常的红土地，就名扬四海了。
于是，关于古滇文化的命题，就成了研究对象，频繁地出现于报端，不仅使学者们乐此不疲，撰文探讨，也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产生了极大兴趣，惊愕于这块红土下，掩埋了多么伟大的古滇文明啊！
玉溪三乡论第二章古滇文化之乡论这种发现和惊愕，宛如旷古吹来的劲风，让沉寂的古滇文化一下子复苏了。那是历史的休止符和封存了的记忆，重新启动的惊愕。
这种复苏，使滇高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然而，在这块红土高原上，使古滇文化熠熠生辉的，却是位于滇中的玉溪。
这个富庶兴旺的地方，由于古滇文化的深厚积淀，由于古滇文明的辉煌极致，就如同一枚惹眼的朝阳，从平静的滇高原上拱现出来。
玉溪，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古滇文化的发祥地了，成了古滇文化之乡了。
这个结论，其实并不偏颇，是很合乎实际的。我们只要认真地探讨一下玉溪的历史、玉溪的文化，就可以很自信地赞同这个观点，说：玉溪完全有理由称为古滇文化之乡，完全有理由称道祖先创造的古滇文明！
因为，走进玉溪，就走进了古滇文化浓厚的氛围里，走进玉溪，就走进了古滇国的历史里。
说到滇文化，我们不得不涉及古滇国。但追溯古滇国的历史，实际上十分困难，因为古滇国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历史研究中基本上是空白。这和当时云南少数民族还未使用文字有关。我国古文献上虽对滇国历史有过片断记载，但是来自传闻或转录。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是这样说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同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是有关滇国的最早记载了。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那时的滇国是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周边与各古国毗邻，东临夜郎国，北抵邛都国，西连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昆明国，属于云南古代部落之一，区域在云南中部和东部。至于滇国的出现，有些考古资料证实，至迟不晚于战国初期，全盛时期为战国末和西汉初这一阶段，衰落时期为西汉中期之后。它的存在时间自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长达500年之久。至于滇国的名称，是因滇池而来。那么滇池之名，又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其一为《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中的记载：“滇池县（今晋宁县），郡治，故滇国也。有泽水周围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其二为王先谦《汉书补注》中的记载：“上林赋文成颠歌，文颖注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与滇同。然武帝前滇池县本作颠县，后人因池加水为滇耳。滇池该为颠池，以滇为义。《说文》：颠，顶也。言盖州各水四面下注于卑地，此县之地与池独居高顶，当不以颠倒为义。”这两种解释，看似有些矛盾，但都十分明了地给了说法，也可信。滇池是云南最大的湖泊，如今的面积也有312平方公里，水流经安宁市螳螂川、禄劝县普渡河后，由南而北流入长江。
由于滇国关山重重，十分封闭，因而，不为外界所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滇国为外界所知，是到了汉武帝时代的公元前122年。这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回来后将沿途看到的蜀布、邛杖的情况上报给汉武帝，同时建议要到大夏，应由西南地区经过，至身毒（今印度），最后到达。这样，不仅路途更近，行走方便，还可避免匈奴的干扰，减少麻烦。汉武帝因此采纳了张骞的建议，曾几次派使臣前往印度，商谈途经有关事宜，但都因云南西部以洱海为中心的昆明国的不合作，未能打通这条通道。但是，也正是因为张骞的建议，滇国的情况才传到了内地，为西汉王朝所知。西汉王朝为拓展疆域，于公元前122年向南进军，先征服了盘踞两广的南越割据政权，又兵临滇国东南部。一个小小的滇国哪能抵御汉武帝的金戈铁马。汉武帝棋高一着，转眼间扫除滇国东部的夜郎国和北部的邛都国，让滇王陷入孤立境地。面临汉王朝大兵压境的危机，滇王虽孤掌难鸣，但仍自恃强大，甚至质问前来劝说归顺的汉王朝使者，汉朝难道还比滇国强大？滇王如此孤陋寡闻的质问，惹恼了汉武帝。当然，这怪不得滇王，因为滇王除了滇国，他的确并不知道在中国版图上还会有一个汉王朝。我们想一想，那时能够在富饶美丽的滇池区域享有最高的统治权，可以随意对周边民族实施武力，可以杀殉献祭讨好护佑王国昌盛的神灵，可以享受无上的荣华富贵，可以沉浸于滇人创造的青铜文化氛围中，除了滇王，还有谁呢？在滇王眼中，滇国就应该比汉朝强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当然，这只是滇王的一厢情愿。我们的确没有理由责怪滇王是“井底之蛙”，毁了滇国。
滇国真正的危机来临，是到了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破南越、诛南夷之兵威”，击灭了滇国周边部落，“以兵临滇”。滇王一下子孤立无援，失去了同盟者的支持，才看到了汉朝果然强大，是滇国不能与之抗衡的，别无选择，只得归为汉臣。这样，滇国就成了汉朝的一片疆域，载入了汉朝的版图。汉王朝为加强统治，设置了益州郡。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是那时的滇池县，现在的晋宁县。滇王仍然被封为滇王，汉武帝还赐给“滇王王印”。这是汉武帝治国的一大举措，赐予王位让滇王安心治滇，不生二心。但实际上滇王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受制于汉王朝的郡县制度，而边关、屯田、派戍卒等措施，又进一步促进了滇池区域和内地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联系。西汉末年，滇国这块历来只有少数民族的红土地，涌来了内地的汉族移民，使郡县制度更加巩固。滇国的地方政权，由此渐渐消失，彻底不见了踪影。一个称雄云南高原数百年的古国就这样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沉落。一种精致的古滇文化就这样淹没于先进的文化之中。古滇国，终于走完了它全部的历史路程，寿终正寝。从此，汉昭帝以后的史籍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滇国”字样。这使我们感到有几分神秘的同时，也带来了几分遗憾。
古滇国虽然消失得没有踪迹，但是给我们留下了辉煌的青铜文化。尽管这种文化在有了文字的高度文明的今天看来，用图像描述历史与生活，似乎显得笨拙幼稚和毫无效率，但精湛的工艺和保存的完整性，恐怕又是文字不可替代的。因此，一个古国泯灭了，而由工匠制造的器物所承载的古滇文明却在历史中闪烁着光彩。论及青铜文化，我们还应了解一下青铜器的相关问题。一是关于青铜器的起源问题。我国考古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认为很可能是古代居民最先在寻找石料制作石器时，偶然发现了一种有光泽的石头，无意中将其放入高温中焙烧，然后炼出了铜块。工匠将铜块打制，就产生了光闪闪的装饰品。这就是青铜器了。当然，这只是考古学家们的一种推测，还不是定论。我们以为这个推测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人类对大自然的诸多发现，都是在不经意之间俯拾而得。应该说，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在历史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不仅标志着原始居民已由蒙昧时期进入文明时代，而且也说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原因在于青铜器主要是铜和锡的合金，有熔点低、硬度大、色泽变化多、铸造性能好等诸多特点，没有一定的技术是很难成就的。二是关于滇文化（即青铜文化）的特征。滇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早期、中晚期阶段。在早期阶段，因为滇国与内地并无交往，外来文化并未波及，滇文化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土著文化，青铜器上反映出的就是浓厚的地方特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晚期阶段，汉王朝在滇国推行郡县制度，汉族移民不断入滇，汉文化也相继渗入，滇文化发生了变化。“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滇文化反映在青铜器上，本是以生产工具、生活器皿以及自然界中的花鸟虫兽为主要对象的。这是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表现形式。而中晚期之后，这种文化内容被一些“汉式器物”所代替了。我们的祖先真是很伟大，他们创造的滇文化成为华夏文明很光彩的一页。在他们的手下，滇国的主人是滇人，他们穿着无领的对襟服饰，叠发为髻，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一样赤着脚生产和生活，然而，他们衣着华丽，金玉佩饰，又相当奢侈。他们劳动种植，居有定所，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到了社祭之日，大家汇集到广场上，用人类的鲜血来祭奠神灵。他们频繁地参加战争，与留发辫的昆明人厮杀。但结局，常常是滇人获胜，他们提着人头，踏着尸体，赶着俘虏而来的妇孺及牛羊凯旋而归。这都表明，滇人曾经是一个繁荣兴盛、自信勇武的民族，充满着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心灵手巧，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能把历史真正地用图像和装饰艺术再现出来，使他们的后人今天能够清楚地看出青铜文化的特征。至于滇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区别就在于滇文化以“天人合一”、“崇尚自然”为主题，是初民对自然界特殊的“写实”，而中原文化常常以钟、鼎器物为多，器物上多有文字记载，蕴藏列国政治力量的平衡与竞争国家之间的对立，体现的是王者风范，是权力的象征。钟鼎器物常被置于庄严肃穆的环境里，赋予一种神秘和宝贵的色彩。如果是这样，滇文化显示出了它的平民特性，倒更使人亲近了。
当我们在论及古滇文化的时候，不得不论及青铜文化。因为，她是文化的灵魂。
当我们论及青铜文化的时候，不得不论及玉溪市江川县境内的李家山。因为，她是再现青铜文化的一座丰碑。那里，浓缩了青铜文化的精华。
李家山位于江川县以北，海拔千余米，本是极平常的，远看似一掬红土，近看也无神奇之处。
谁也没有想到这座平常的李家山，竟然埋藏着登峰造极的青铜文化，闪烁着举世瞩目的青铜之光。
这个奇迹的出现是玉溪的福分，江川的福分。
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奇迹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有些出人意料，甚至费解伤神。然而正是这个过程，使一名不闻的李家山平步青云，成为一座名闻遐迩的圣山。
奇迹发生的起因源于1966年的那个春天。就是在那个春天里，山下早街生产队的社员上山挖地造田，一不留神就启动了封存两千余年的历史宝库，从红土里弄出一些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都锈迹斑斑，残缺不全。世代土里刨食的早街人并不明白青铜器有什么价值，只是不屑一顾，拣了扔到一旁，或让孩子拣了当作玩具。
这个起因说起来平淡无味，并不似人们想象的富有传奇色彩，但这个起因足以载入李家山青铜器出土的史册，足以载入古滇文化重放异彩的历史性一页。
没有这个偶然的起因，那些价值连城的青铜器要惊动中国甚至世界，恐怕还得要一些日子。也正是这次开山造田之后的1969年夏天，苍天往李家山泼了一场如注大雨，从山地里冲刷出一些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多为刀枪剑戟、生活用具之类。村民们面对这些自以为是“破铜烂铁”的东西，并不知如何处置，只是把它交到供销社，换钱谋生计。
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因此就面临一种厄运。
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得感谢江川县龙街供销社的职工，是他们将数十公斤重的文物上交了云南省博物馆，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重视。李家山古墓群，才算真正的被发现。
当然，让人们知道李家山，真正了解李家山的时候，是事隔三年之后的1973年春天。这个春天，李家山上绿草茵茵，山雀欢叫。这个春天，李家山下的星云湖盆地菜花飘香，麦苗如锦。山上山下，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正是在这个春天里，由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及江川县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发掘队，开始科学地发掘李家山古墓群了。
可以说，这是古滇文化发掘史上的一次壮举，一座里程碑。
一座小小的李家山，以其古滇文化的富有及博大精深，让考古界震惊，让世人仰视。
一份由云南省博物馆张增祺、王大道共同执笔撰写的《云南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称：“李家山古墓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类墓上限战国末，二、三类墓下限至东汉初，中间似乎未曾中断，属滇池地区所特有的滇文化墓群，其葬者可能是滇王臣属‘同性相扶’的宗族。其出土文物具有较高价值，进一步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原汉族和云南少数民族之间就有密切联系，他们共同生活，为缔造祖国的古代文化作出了贡献。”
这份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李家山古墓文物价值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它不仅告诉我们古滇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还告诉我们遥远的中原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读着这段报告，我们感到来自古滇文明的巨大力量撞击胸口，汩汩流淌的历史岁月溶入血液。
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古墓发掘中，25座古墓被揭开了神秘面纱，奉献出土文物千余件，但尤以青铜器为最，达900余件。
这些青铜器制作技艺精湛，品种繁多。按照考古专家的分类，分为农具、生活用具、乐器、兵器及仪仗器、装饰品、用途不明的其他物品6类。这个分类应是很科学的，合乎规律的，它使这些宝贝由纷杂变得有规律可循。农具类有犁、铲、镰、削、凿、锤、钩、纺轮等，生活用具类有针线筒、针、针线盒、壶、樽、勺、杯、枕、铜仗、铜镜、贮备器等，乐器类有铜鼓、葫芦笙等，兵器及仪仗器类有斧、戈、矛、铖、剑、镞、弩机、箭袋、甲、盔、狼牙棒等，装饰品类有镯、护心镜、各种扣饰、杖头铜饰等，用途不明的其他物品类有铜饼、铜棒、十字器等。
如此多的青铜器聚集于一山，让人叹为观止，甚至惊讶得不知所措，同时也让人感到荣耀。在注目这些青铜器的时候，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古墓墓室的状况。
从发掘的情况看，这25座古墓其实并不一样，是有明显差异的。这种差异就是墓室的大小。墓室的大小决定了墓室主人地位的高低。
山巅的7座古墓，其规模比较大，墓室一般长4米多，宽3米多，深2米多，出土文物数量占了此次出土文物总数的65％。墓主人想必也是古滇权贵，活着的时候贪得无厌，死了也不忘奢侈挥霍。就说24号墓地，出土的就有牛虎铜案、铜鼓、铜伞、酒器等100余件青铜器，数以万计的玛瑙、软玉、绿松石珠子链等饰物及重达150余斤的钱币。
而南坡的古墓规模相对要小，出土文物也少，因此推测墓主人并非权贵。
古滇时代的贫富鸿沟因此显现出来，富则贵，贫则贱。但无论富与贫，这25座古墓所出土的文物给今人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精致而又锈迹斑斑的青铜器窥视古滇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时代，窥视古滇各族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窥视滇地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清晰脉络。
应该说，这才是李家山的真正价值。她再现的是被掩埋了2000余年的古滇岁月，再现的是古滇战国东汉时期的文化景观。
然而，李家山的古墓葬不仅这25座。文物部门进行的第二次抢救性发掘，再次证明李家山丰厚的滇文化底蕴，是滇高原其他地方难以相提并论的。
第二次发掘在1991年12月至1992年6月间，历时半载，发掘清理墓葬58座，出土2066件铜、金、铁、玉等文物。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器物是罕见之物，即使在滇青铜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是首次显露峥嵘，而大部分则与第一次发掘出土的相似，重见天日的铜鼓、贮备器、铜俑、编钟等青铜器，仍以其独到的艺术魅力，成为青铜文化的主旋律，成为不朽的绝唱。那些熠熠生辉的纯金物件，以其精美绝伦令观者赞叹不已。
可以说，这次发掘打开了李家山这座青铜文化的宝库，出土的文物再现了农业、畜牧业、纺织业、祭祀、葬俗、商品交换、渔猎、青铜冶铸工艺和科学技术的运用等方面，对研究古滇国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社会、宗教等问题，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以实物雄辩地证明，作为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剩余财富（价值）已在当时的古滇地区产生了。
正因为如此，这次发掘在1992年评出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榜上有名；部分精品在1993年上海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品展”上引起轰动，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是的，李家山正在成为折射青铜文化的光源，看透了李家山，就读懂了青铜文化。
然而，李家山是深奥的，她常常能给人以惊喜，一不留神就会使平静的考古界掀起一阵波澜。
1994年春，李家山山花烂漫，草木复苏，充满生机。山下的田野里油菜蚕豆长得很盛，风起处绿浪翻滚，极富诗情画意。不远处的星云湖烟波浩淼，似一幅水墨画一样令人遐想。
就在这个季节里，第87号墓被发掘出来，100余件青铜器和铁器裸露于灿烂的春光里。这些青铜器仍然如往次出土的青铜器一样，备受关注，且有了国外新闻媒体的介入，据说这是为配合中日文化交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云南省文化厅与日本广播协会具体商定，由日本国家电视台将墓葬发掘全过程进行了现场拍摄。
这次拍摄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将李家山青铜文化传播到了国外。
李家山古墓群究竟有多大？据考古学界证实，整个墓群有200余座，占地面积为2000平方米。作为滇王族的一个墓葬，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我们可以这么说，经过3次发掘，86座古墓奉献出了文化的财富，还有110余座古墓深藏于李家山的红土里。我们不是考古学家，无法预测那100余座古墓中究竟是怎样一个博大精深的青铜文化世界，无法推测她将给中国、给云南，或者给玉溪及江川带来怎样深远持久的影响，但是由于李家山在滇高原的拱现，云南的确文化了许多，玉溪的确文化了许多。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李家山，云南的历史，玉溪的历史都将重新改写。那些布满历史年轮的青铜器，每一件都能告诉我们一个古滇人创世纪的故事。
24号墓中出土的“牛虎铜案”，造型以一头大牛为主体，双角前伸，尾部扑上一头凶猛之虎，如此势均力敌，雄奇平稳，堪称中华青铜文物的瑰宝和世界文物精品，体现的是古滇人美妙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这件物品作为李家山青铜文化的象征之作，曾到许多国家公开亮相，成为传播云南青铜文化的“使者”。她的复制品，已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重要支柱，安置于馆前；已作为中国唯一的青铜器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及江川县城的重要支柱，置于博物馆高高的台座上；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商品开发，成为馈赠友人的精品。玉溪及云南能够拿得出且令人叫绝的纪念品，恐怕只有牛虎铜案吧！1999年夏季，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张贤亮等著名作家踏访玉溪，到江川青铜器博物馆参观，无不为青铜器所动容，称道“牛虎铜案”乃旷世绝品。“牛虎铜案”虽为酒具，但再现的却是自然界弱肉强食、生死较量、善恶并存的宏大主题和深刻寓意。
注重实用性的兽纹臂甲，精美细腻的花纹遍布甲面，虎、豹、熊等凶猛动物作为主题雕刻其上，鹿猪鸡鸭等家畜走兽混杂其中，甚至连蜜蜂、甲虫等昆虫也有一席之地，完全是一幅自然界万物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画图。如此祥和的景象，我们无法把她同战争联系起来，同血雨腥风联系起来。
工艺极其复杂的一件贮备器，盖面上立一贵妇，作为要突出的主要人物，其身后有仆人执伞遮阳，侧面有仆人为她进食，服侍得头头是道。就在她的另一侧，6名佣人在低头纺线织布。整个造型栩栩如生，勾画出一幅古滇人原始的纺织图。
有一件扣饰青铜器，再现的是滇人骑马猎鹿的情景。滇地及高原，多为崇山峻岭，深壑密林，有很多野兽出没，射猎理所当然地成了古滇人的重要生活部分，他们早出晚归，行走于人迹罕至之地，凭着自己的丰富经验和聪明才智，与野兽打交道。扣饰上所描绘的场景既充满生活气息又惟妙惟肖，两名剽悍的古滇人骑马执矛，猎捕野鹿。野鹿仓皇逃遁。当然，鹿死谁手，扣饰的制作者并没有绘出一个结论。但也正是没有结论，仅凭这个过程，才使这件青铜扣饰给我们许多遐想的空间，领悟了古滇人的原始生存状态。
一銎斧浮雕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血淋淋的画面：为首的古滇骑士威风凛凛骑马前行，双手分别执武器及一粒人头，后面跟的是两个兵卒。春秋战国，天下大乱，中原大地战马嘶鸣，到处闪烁着刀光剑影，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争土夺疆，演绎着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残酷壮观的一页。古滇国虽远离中原，然而战争的波及无所不在。于是，在这个环境中，滇高原上空已战云密布，局部地方时燃战火。这件銎斧上的浮雕，书写的正是一场小规模战争的结局，将军取了对方首级凯旋而归，那种胜利者的神态实在是好极了。我们也许是孤陋寡闻，以青铜浮雕在一件武器上描述血雨腥风的战争场面的，实属还未看到过。仅这一点，作为一件青铜文物，能给我们重温古滇国战争历史的片断，就足够了。
还有一件扣饰所描绘的情景也十分生动逼真，甚至令人毛骨悚然，是群狼食羊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狼几乎在滇高原灭绝的今天，似乎成了一则寓言或者一个童话，用于讲述给未成年的孩子听的，以满足孩子的好奇愿望。但这的确不是童话，不是古滇人凭空信手拈来之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滇高原本是野狼生存的好地方，从古至今，关于狼的传闻实在是多得让人数不过来，甚至不仅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也威及了诸如羊之类缺乏自卫能力的动物。在那个与狼共舞的时代，滇高原充满着多么浓厚的童话色彩，储存着多么神奇迷人的东西。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狼这个种类才越来越少，使得人们要看看其本来面目，只有到动物园去了。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写过一部《怀念狼》的小说，将狼的行径描绘得栩栩如生，使当今不曾见过狼的年轻人看了倒要以为是他编织的故事。其实，在云南，在玉溪，只要是于20世纪50年代或者6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狼的话题恐怕并不陌生，那时如狗模样的狼是很讨厌的，要么伤人，要么食家禽，弄得一些山村鸡犬不宁。狼的这些恶习，才招来了自家的灭顶之灾，几乎被人类赶尽杀绝。狼因此就显得珍贵了，也许过不了多少年，国家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名单上要出现狼的名字了。这一青铜扣饰的出土，让我们亲近了狼，更让后来人清楚，狼作为青铜文化表现的内容之一，将弥补自然界中的缺憾。
有一座青铜建筑槽形，属于民间房屋类，风格简洁流畅。木头是建筑的主要材料，主柱、墙、顶都与木头有关，为杆栏式住宅。这种建筑讲究实用舒服，不追求奢华。可以说，这也是古滇人的一种创造，是古滇人文明生活的一个缩影。古滇人身居高原之上，虽然空气干燥，但在峡谷或原始林地里，在江河湖泊地带，却空气潮湿，人的生存环境仍不优异。正是为了控制潮湿的空气对人生活的影响，聪明的古滇人利用滇高原多树木的资源优势，砍木筑屋，以使室内空气通畅，冬暖夏凉。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里，古滇人这种住宅建筑形式，一直在延续，只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将木板墙改成了土墙，在房顶上铺上了草或瓦片。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要找到如同青铜器建筑一样的版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此建筑形式在滇高原的持久影响，说明了它的合理性、民间性以及民族性。万丈高楼平地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我们建筑业的推陈出新，兴旺发达，应该归结于古滇建筑文化的启蒙，归结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建筑文化的熏陶。由于这种启蒙和熏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升华了我们的思想，增长了我们的智慧。于是，我们有勇气站在祖先壮实的肩膀上，站在厚实的红土高原上，为生活的大厦添砖加瓦，创造未来……
关于江川李家山青铜器上所再现的内容实在很多，仅用文字来表达是显得苍白无力的。有许多物件，是只能会意的。文物本身就是历史价值，再注入艺术的活力，青铜之光就更加闪烁耀眼。
我们不厌其烦地叙述李家山青铜器的发掘经过，细致地介绍一些青铜器上反映的内容，只是想给关注古滇青铜文化的人们提供一点借鉴。毕竟，其中的某些发掘过程，我们也算是目睹了的。当然，弘扬青铜文化应该才是真正的目的。
李家山青铜器除了给我们提供研究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内容外，更有特色的还在于她的艺术价值。
这完全是由于古滇王国文化的繁荣，而烙下的烙印。有文章说，江川李家山青铜器的发现，证明了云南是我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其青铜文化，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云南也是迄今为止我国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之一。
我们相信这个说法的科学性。那么，是不是又可以进一步来证实，李家山青铜器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核心部分，李家山是迄今为止云南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这个证实应该是可靠的，有说服力的。
这种说服力来自李家山青铜器自身的浓厚艺术氛围。我们知道，在古滇王国，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古滇人的眼光是短浅的，思想是封闭的。也许，正是这种短浅和封闭，减少了与中原汉文化的联系，经过不断地独善其身，逐步形成了崇尚自然的特点，造就了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因此，在青铜器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及制作工艺上，突出了特点，张扬了个性，从而使李家山青铜器不论是造型艺术还是制作工艺，都堪称世界青铜器中第一流的珍品。
相比之下，我国中原地区虽然在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就趋于成熟，但是铸造的种类、器形及图案都显得十分死板，没有活力，且多为铜鼎、铜尊等庞大笨重之物，威严庄重有余，生动形象不够，属王族用物。
李家山的青铜器就与之不一样，突出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品种繁多，比如生产用具、生活用品、兵器、乐器等，且在器物上刻画人物、动物、昆虫之类，使冷冰冰的青铜器丰富多彩起来。这也正是云南青铜文化的特点，中国青铜文化的特点。
据专家研究表明，李家山青铜器不少作品的工艺手法和造型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已经炉火纯青，铸造青铜器时已经熟练地使用了合铸、鎏金、模压、线刻、镶嵌、镂饰、雕花等工艺技术。
这就是古滇人的聪明才智，借鉴中原铸铜经验，而发挥自家优势，独辟蹊径，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古滇青铜文化，传世流芳，不仅在中国考古界掀起李家山青铜文化热，让华夏子孙倍感荣光，而且以响绝行云之势，震撼整个世界。
请看看下面的资料记载，我们就更有理由说明李家山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珍品，影响广泛，分量很重：
1993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品展上，李家山青铜器大放异彩，15件青铜器置于展厅的最显眼位置，使国内外来宾大饱眼福。
1993年1月17日的《中国文物报》头版显要位置，报道了江川李家山古墓发掘，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3年3月，首届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李家山的10件青铜器参加了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文物展。
1994年4月，李家山87号古墓发掘，日本国家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拍摄了发掘的全过程，向全世界介绍。
1994年6月，中国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组一行，拍摄了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介绍给全国观众。
1994年10月，全国第一家青铜器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建成并开馆。李家山出土的青铜文物自此有了归宿。
1999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文物成就展”上，李家山3件青铜器参加展出。其间，最著名的“牛虎铜案”远离中国，在美国展出。
2000年11月，国家民委主办，发行全国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画报》，以《李家山古滇国文物》为题，刊登了“牛虎铜案”、“执伞男俑”、“骑士猎鹿扣饰”、“吊人矛”、“祭祀贮备器”等14幅彩色照片以及李家山青铜器的介绍文字。
在云南文物考古史上，如此多的媒体聚焦于李家山，聚焦于古滇青铜文化，还不多见；引起的反响之强烈，也属少有。
李家山青铜器，这枝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奇葩，这份古滇文化的重要财富，将为玉溪的文化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朽的李家山，不朽的古滇青铜文化，如同永恒的诗篇，在云南唱响，在玉溪唱响！
玉溪有一座李家山，这就足够了。
除了李家山之外，还有一座山我们也必须关注。这座山就是晋宁的石寨山。据有关考古专家的研究和判断，如果李家山是滇国贵族墓地，那么石寨山有可能是滇王王族墓地。这个推测和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晋宁县如今已隶属于昆明市，然而作为滇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与李家山紧密相关。况且晋宁县，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玉溪的行政区域。这就使我们更有理由要说一说石寨山了。
石寨山也叫鲸鱼山，位于滇池东岸，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最高点只有33米，南北长仅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就是这座状如鲸而又平平常常的小山，最先掀开了云南青铜文化的篇章，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早在1955年，这里就发掘了两座墓葬，出土了多件青铜器。时任中国科学探险队队长的郭沫若先生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在昆明看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也大为惊叹，称赞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尤其是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的第二次发掘，在6号墓中出土了滇王金印。这更使石寨山成为当时的一个民族文化焦点了。这枚金印有“滇王之印”四字，印背上雕饰一条盘绕的蛇，体积不过方寸，但它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使考古学家兴奋不已，就连史学家也始料不及。人们意识到一个被历史淹没的云南古史上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古滇王国，曾经真实地存在过。青铜文化就是这个王国的文化结晶，它们十分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风格和造型都与中原文化毫不相同，是一个独立的区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古文明。对于这枚金印，《史记》中曾有过记载，那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归顺汉朝时，汉武帝赐给滇王的。当我们看到史料与文物恰巧得到了印证，这种感觉何等奇妙。
在深深的红土地里埋藏了2000多年的青铜除去锈迹，置于博物馆的展柜里依然焕发灼眼的光泽。这是不是要告诉我们，青铜文化就是滇国全盛时期的产物呢？青铜无语，我们只有去推测。但是，人类的历史、文化总是在漫长的长河中传承，支撑着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后人的文化理念，沟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古国文化的连续性，不仅表现于文化的形式上，而且呈浮于社会经济的领域之内，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史上代表一个崭新局面的开始，这也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