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一报告震动了整个世界。当时，有关秘密报告的事纯属党的绝对机密。几十年过去了，铁幕渐渐撕开，历史真相开始暴露在世人眼前。
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对于这一报告，人们至今仍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之一，他是第一个敢对斯大林的专制讲真话的人，而有人却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过错，他的秘密报告使共产主义体系遭到致命打击。也有人说，赫鲁晓夫作这个报告另有企图，他不顾先前与战友们达成的协议，事先不通知主席团，突然作出这个秘密报告。其实，原来准备的是另一份报告，但在开会前几天，赫鲁晓夫背着主席团成员完全篡改了报告内容。人们不禁要问：这份报告的蓝本是什么？是谁起草的？其法律依据和政治地位如何？报告反映的是什么：民众意愿，上层领导的政治斗争，还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冒险性格？
从二十大之后，开始了赫鲁晓夫著名的“解冻”时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评，其严重错误被揭露，无辜的受害者得到平反。在二十大方针指引下，国家走上了民主发展的轨道。
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看过第一手资料？因为很多在教科书和社会政治论著中被反复认定的东西却与历史文献不符，特别是讲述“二十大的决议是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的有关章节。
要想正确认识和评价二十大的作用和意义，最好的办法是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会议的速记记录。二十大的会议速记分上下两卷，共１１００页。上面清楚地记录了会议日程。从记录上看，二十大共有四项内容：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报告人是赫鲁晓夫；苏共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是该委员会主席莫斯卡托夫；第六个五年计划纲领，报告人是布尔加宁；最后一项日程是中央机关的选举。在会议日程中，找不到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内容。
难道这个问题是代表们在讨论上述报告时自下而上提出的？不可能。在１０天的会期中，共有１２６位代表发言，但没有一位发言人抨击斯大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被提及！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批判斯大林滥用职权的二十大，其会议记录中却没有一处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人们一直查到会议的最后一天，即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４日，速记记录中仍没有发现揭发斯大林的材料。这一天的速记中记录了党中央机关的选举结果，之后是会议闭幕。然而，在速记材料的最后一页，即第１１００页，突然出现了９行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题目便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才是大会的重要决定。
向斯大林发难
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０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当时，该党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之一，约有两百万名党员。其竞选纲领赢得了近９００万张选票，是该党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胜利。
然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出台之后，意大利共产党动摇了，党员们人心浮动，惶恐不安，大批党员宣布退出共产党。于是，意共领导人前来莫斯科，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两党领导人的会谈记录是保密的，但现在揭秘了，可以看到这份记录了。当时，赫鲁晓夫解释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决议：“监狱里关押了大约２００万人。这一数字在战胜希特勒之后又继续增加，现在为他们平反的工作难度相当大。有几十万名党员已经在监狱里关押了１０到１５年，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刑事犯人还要差。经核实，没有一起案例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以便使他们以正确的心态看待党和党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的目的是想让客人明白：斯大林残暴的犯罪事实只是在他赫鲁晓夫掌权之后才得以完全揭露的。以前，人们对很多情况不太清楚，只有到最近才决定公开批判斯大林。
另一份更早时期的材料出自于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列平，他说：“共青团中央全会定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３日至６日召开。当时，斯大林病情严重，党中央已经召集我们开了两次会，通报他的健康情况。３月５号再次开会，说斯大林已经去世。于是，我们将这一消息通知下属机关，并召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提议将共青团的名称由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全苏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家一致通过。接着，我们又组织人员起草倡议书。我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汇报了我们的决定。他听后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可以，你们行动吧！’我们很快便起草了共青团更名倡议书，我向团中央委员会成员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接着为倡议书定稿。当天夜里１２点，我家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是赫鲁晓夫打来的。当他知道团中央全会将在第二天召开以及倡议书已拟好时，便以很平静的口气说：‘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不能这么做。’我猜想，大概是出了什么事了……”
的确，在斯大林葬礼之后第二天，即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０日，在老广场的大楼内，大家都在悄悄议论马林科夫那里召开的一个会议。据说马林科夫在会上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句话被大家小声地四处传播：“我们以前的情况极不正常，很多事情都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又过了一两个星期，听说在孔采夫斯大林的别墅建造博物馆的工作已经停止了。而前几天还有一批党的积极分子去那儿参观呢，想看看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生前生活。而现在，工程却突然停下来。有政治经验的人们马上就明白了：风向要变了。
１９５６年７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意共中央领导说：“在苏联，斯大林已经被神化了。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他，所有的财富好像都是他带来的。他是全国人民的父亲。他的去世使很多人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在出殡的日子里，圆柱大厅门前挤死了许多人。中央主席团的领导成员出来劝人们散开，但谁也不听，大家都想瞻仰斯大林的遗容。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由于他的专横统治，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７０%的代表和会上选出的多数中央委员都被他下令处决，而他们都曾是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作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这都需要做出解释……”
大量已解密的档案材料表明：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行为一开始只限于十六大代表的范围，最初，他只是要调查几十个案件，但很快就有数百位上访者登门求见。赫鲁晓夫热情地接待了被斯大林迫害的人，倾听了他们催人泪下的遭遇。于是，调查的范围逐渐扩大。
１９５５年除夕，在赫鲁晓夫的倡议下，中央主席团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重新调查被镇压的联共（布）十六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所有遭镇压的苏联公民的案件材料。那些尚有活着的亲友为其申冤的人成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对象。调查的时间范围也有所扩大———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４０年。
赫鲁晓夫让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成员还有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科马罗夫。该委员会工作组的一位成员后来公开说，他们最初的任务与后来有点不一样。委员会主席波斯佩洛夫在召集工作组开会时强调说：“要对斯大林的是非功过进行平衡处理。”根据该委员会成员所了解的情况，秘密报告应该是由波斯佩洛夫宣读的。按照预定计划，它并不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报告，而是一个简单的情况通报。这是经过再三斟酌而定下的策略。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要从小处着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慢慢加大力度。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党和国家暂时还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直接批判，其他国家共产党就更不必说了。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苏共２０大在克里姆林宫大会议厅隆重开幕。开会前两天，波斯佩洛夫的委员会向赫鲁晓夫汇报了工作情况。赫鲁晓夫没有任何反应，既不表示赞成，也不批评。
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赫鲁晓夫的助手舒伊斯基悄悄地走到中央书记德·特·谢皮洛夫身边，对他耳语了几句。谢皮洛夫随即站起身来，跟着舒伊斯基来到主席团休息室，赫鲁晓夫正在那里等着他。两天之后，谢皮洛夫从会场上消失了。赫鲁晓夫也很长时间没露面。
赫鲁晓夫擅自决定在会上作秘密报告
３３年之后，即１９８９年３月，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公开那份让人争论不休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早晨在二十大的非公开会议上作的。被邀请来出席会议的多数“自己人”和他国共产党代表团没有被通知参加。与召开同类会议的通常做法相比，这次非公开会议有几处例外：
第一，会议过程没有速记。
第二，报告结束后通过决议，对它不予讨论。
第三，根据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的提议，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决议不经辩论和讨论就获得通过———在布尔什维克时代从无这样的先例，更何况它所涉及的问题事关重大。大家被所听到的内容惊呆了，他们不知所措，有些人甚至当场昏了过去。
而且，与会者还不能发表意见。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因为别的极其次要的小问题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而现在对最主要的问题却说“不适宜讨论”。这的确让人莫名其妙。在作报告的程序和对报告的通过（而且还是一致通过！）方式上，也有许多不明不白的问题和相互矛盾的说法。下面仅举一例，即关于非公开会议从何而来。
１９８９年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附有说明：召开不公开会议并让赫鲁晓夫同志在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３日提出的。这么说，中央主席团在２月１３日之前就已审议并通过了报告文稿，而且还决定让赫鲁晓夫在非公开会议上宣读这个报告。然而，这一说明与赫鲁晓夫本人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的说法并不一致。当时，他对意大利人说：“我们原来不打算公布这一报告，我们是在会议过程中决定提出这个问题的，而不是在会议开幕之前就有所准备。因此，我们来不及与兄弟共产党商量……”
在二十大会议期间，中央主席团进行了几次激烈的辩论。一部分主席团成员认为：不应该提出个人崇拜的问题，因为这样会给国家和工人运动带来损害。另一些主席团成员则认为：这些因素中央都考虑到了，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死了那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是谁的错误？假如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表明党的现任中央委员会包庇凶手，纵容他们，不敢讲真话……”
按照现行历史课本和大众政治读物上的正式说法，是中央主席团提议让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非公开会议上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的。而赫鲁晓夫本人却说，作秘密报告的决定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在与战友们进行激烈辩论的过程中逐渐酝酿成熟的。遗憾的是，那次事件的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不过，在一些刨根问底的研究者们的努力之下，有些人生前还是讲过一些真话。比如，在费利克斯·丘耶夫的说服下，从不爱多说话的卡冈诺维奇也开了玉口。对于他们是如何同意赫鲁晓夫宣读那个挑起祸端的报告的问题，卡冈诺维奇毫无保留地作了回答。鉴于大量被判刑的人要求政治大赦，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由波斯佩洛夫领导。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写出了一份很好的调查总结。主席团对他的总结进行了讨论并且决定：在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中央全会，听取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并将作出政治结论，对斯大林时代进行全面评价。赫鲁晓夫也同意了这一决定。
然而，当代表大会已经开始执行最后一道程序———公布了中央机关的选举结果时，大会实际上已经结束，突然，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会议暂停休息。赫鲁晓夫来到主席团成员休息的侧厅内，给大家发了一份红色的小册子。他指着这本小册子说：“应该在大会上宣读。”
卡冈诺维奇回忆道：“我们说，不是已经讲好，在代表大会之后单独召开中央全会，在比较平静的气氛中讨论这个问题吗？现在大会已经结束，而且我们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都意见一致，没有分歧。”
“必须立即宣读！”赫鲁晓夫坚持说。
据卡冈诺维奇讲，当时只有１５分钟的时间，主席团成员还没来得及看明白红色小册子上的内容，赫鲁晓夫就催促道：快点，大会还等着呢。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是主席团提议让他作报告的，这是明显的撒谎，事情的真相是赫鲁晓夫自己说：我来作报告！
德·特·谢皮洛夫在回忆中说：“赫鲁晓夫根本没有跟其他中央主席团成员商量，更谈不上什么决议了。他只是在大会主席团成员休息室里说：‘我们已不止一次谈过这件事。现在是向共产党员们讲真话的时候了。’”
秘密报告的作者是克格勃头子谢皮洛夫
大会开幕的第二天，谢皮洛夫被舒伊斯基叫到休息室。赫鲁晓夫坐在桌旁等着。
“我需要你的帮助。”赫鲁晓夫对谢皮洛夫说。谢皮洛夫期待地看着赫鲁晓夫。
“我们必须立即准备一个报告。”赫鲁晓夫意味深长地说，“你能帮忙吗？”
“当然可以，您不必怀疑。”
“那就快去吧，必须抓紧时间！”
他们在赫鲁晓夫的办公室里紧张地工作了两天。按照谢皮洛夫的说法，除了出来睡觉，他们一直没出屋门。２月２５日，他们写完所有东西并打印出来之后，回到了会场。就在这一天，赫鲁晓夫作了那个惊人的秘密报告。
关于秘密报告的作者，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一部分人认为，秘密报告是赫鲁晓夫即兴写作的。谁都知道，赫鲁晓夫讲话时从不到口袋里去掏讲稿，他是个即兴演说的高手。在能言善辩方面，也只有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才能与之媲美。这种说法还有一个根据，就是报告文稿在下发各级党组织之前，在语言和内容上都作了大量的修正。报告中加入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文献的引用，个别材料的日期也进行了核对。毫无疑问，秘密报告具有即兴演说的特点。持这种说法的人在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吃惊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足智多谋———即兴演说，避免了与战友们商议的麻烦。
然而，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和当年出席非公开会议的代表们留下的见证材料却与上述说法不一致。在５０、６０年代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尔苏科夫对这一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１９８９年春天，他在中央党史馆（即现在的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存中心）遇见了编写《伟大的十年》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并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根据巴尔苏科夫发现的记录，我们才得以看到原苏共中央书记、苏联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和原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谈话原文。
谢列平是二十大的正式代表。谢米恰斯内一开始作为列席代表坐在楼座中，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才参加了那次非公开会议。在他们二人看来，秘密报告是事先准备好的。
谢米恰斯内说：“赫鲁晓夫的讲话紧紧依照报告文稿，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如果不提前准备，只是在短短几天的会期内就把讲稿准备好是很困难的事。作报告时他情绪激动，却非常克制，一点也没有脱离讲稿自由发挥。”然而，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戈尔巴乔夫时代中央政治局在１９８９年公布秘密报告时所附加的说明。在关于讲稿修正的说明中有这样的句子：“……包括报告人脱离讲稿所说的话。”
谢列平说：“我们知道，大会开幕前就是否作这个报告曾有过激烈的斗争。也许，报告已经事先准备好，在会议期间所争论的问题只是是否在会上宣读。对这一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谢列平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党中央“普通”委员。按照他的说法，问题是在最高领导层解决的，“普通”的中央委员无权参加）。
巴尔苏科夫指出：谢皮洛夫说，在大会开幕第二天，赫鲁晓夫把他叫出会场，让他撰写报告材料。看来，他所做的工作是对波斯佩洛夫已准备好的材料进行补充。
谢列平说：“我之所以认为报告是事先做好的，是因为谢皮洛夫在准备报告时帮了忙。赫鲁晓夫在不少方面都要归功于他，让他一直干到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谢皮洛夫是贝利亚的副手，而在此之前，他跟着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要归罪于他。车臣人、卡拉恰耶夫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强制迁出，谢皮洛夫是直接参与者。他诬陷捷列金将军等人，还是建造关押政治犯的特别监狱的策划人之一，当时权倾一时。
谢米恰斯内指出：“赫鲁晓夫非常信任谢皮洛夫，说明有什么东西联系着他们两人。值得注意的是，克格勃的许多文件已被销毁或整理过，文件内容删去。这是我去克格勃时那里的档案员告诉我的，他们还拿给我看。”
谢列平说：“我对赫鲁晓夫说过好几次，应该把谢皮洛夫清除出党，收回他因在卫国战争年代强迫一些少数民族迁出而获得的军功章（他竟然获得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
谢皮洛夫在１９５６年任克格勃主席。除了谢皮洛夫，谁能向赫鲁晓夫提供那些让人震惊的内幕材料？但是，假如谢列平的话是对的，“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要归罪于谢皮洛夫，”那还要到哪里去找什么作者！谢皮洛夫、赫鲁晓夫的助手舒伊斯基和其他有关人员充其量不过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者。
以色列购买秘密报告
１９５６年３月５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如何传达和阅读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做出决议，决议规定这份报告不予公开。然而，美国报纸却很快发表了报告全文。《自由》和《自由欧洲》两个广播电台也播发了全部２万字的报告内容。这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轰动。
９０年代初，俄罗斯报纸上披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秘密报告流失到西方是经过报告人本人———赫鲁晓夫授权的！报纸提到一位被赫鲁晓夫选中的斯堪的那维亚驻莫斯科记者的名字。过了不长时间，报纸上就出现了这位记者关于５８页的报告被秘密传到西方的回忆录。回忆录写得扣人心弦，详细地指出了人名、日期、会面地点等等，不由人不信。
然而，不久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个扑朔迷离的故事里又出现另一位主人公。１９９４年《华盛顿邮报》宣称，赫鲁晓夫报告的照片复印件由维克多·格拉耶夫斯基转交给了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
维克多·格拉耶夫斯基于１９２５年生于克拉科夫的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家庭。希特勒攻占波兰之后，格拉耶夫斯基一家逃到苏联，在德国投降之前，他们一直住在哈萨克斯坦。战后，他的父母和姐姐移居以色列，而他则回到波兰。后来，他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供职于波兰通讯社。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没过几天，赫鲁晓夫就将自己的秘密报告的７份复印件，发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领袖。每份复印件有５８页，红色封面上有“绝密”字样。苏方对此有严格规定，此复印件只限于最高领导人阅读。
当时，格拉耶夫斯基已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机关工作。他设法说服她把报告的复印件从党中央办公大楼里拿了出来。格拉耶夫斯基有一位在华沙做外交官的以色列朋友（格拉耶夫斯基不愿透露这位朋友的名字）。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将那５８页的报告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当时还没有融电复印机），并将胶卷交给以色列人，然后把复印件还给格拉耶夫斯基。最后，报告复印件又被送还党中央办公大楼。
当时，美国人急于得到这份材料，为此专门拨了约１００万美元的经费。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将报告送给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此十分赞赏以色列情报机关的能力。
如今，维克多·格拉耶夫斯基已经７０多岁了。他住在以色列，靠退休金生活。
这５８页纸的价值是难于估价的！
中央情报局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值１００万美元。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赫鲁晓夫却说，在波兰，他的报告值２３０兹罗提，他笑着说：“我对奥哈布同志说，您对我的报告估价太低了。”一位意共代表问，在苏联国内，大家是怎样看待这份报告的？赫鲁晓夫回答说：
“在苏联，大家很快就正确领会了报告内容。不理解的只是个别人，有５—７个人因为这个问题被开除出党。”
应该说，赫鲁晓夫丝毫没有向客人隐瞒。他又详细介绍了发生在格鲁吉亚的混乱状况：
“在斯大林周年纪念日，先是孩子们来到斯大林纪念碑前参观，接着是大学生，然后涌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有人发表反党、反政府的演说。第三天，人群当中有人高喊‘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让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下台’、‘组成莫洛托夫政府’等口号。莫斯科方面发出指示，保卫党中央大楼、邮局和电报局，并指示卫戍司令稳定市内局势，让人群限期散开。这时，人群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企图夺取武器，另一部分则冲向有军队守卫的邮政总局大楼。他们占领了第一层，开始向二楼进攻，还向战士们开了枪。一名战士忍不住打了一梭子子弹，人群才开始四散跑开。斯大林纪念碑前还有一些人，他们被装甲车围住，企图冲出去，结果死了几个人……不过，从全国来说，局势还是稳定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档案馆里沉睡了３３年之久。它曾震撼全国，轰动世界。区区５８页的报告给人们留下了传奇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