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年初夏，世界是那么美好。莫斯科阳光明媚，苏联人民喜气洋洋。此时，谁也不知道，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被他的“战友”和“亲爱的同志们”软禁起来了。整整三天，苏联实际上处于没有领导人的危险局面。幸运的是，全世界任何人都不知情。三天之后，赫鲁晓夫的一场虚惊过去，一切又回到早先的轨道上，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国家机密”终于被揭开了。
主席团委员群起“逼宫”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９日，赫鲁晓夫一大早就开始接见匈牙利代表团。这位苏联领导人心情很好，谈笑风生，对即将到来的突发事变没有任何预感。之后，赫鲁晓夫接到通知，他的“战友”们已集合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厅，正在等他。这使赫鲁晓夫略感不安，紧接着的事件证明了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苏共中央主席团（赫鲁晓夫之后更名为政治局）会议按惯例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部长会议大厦召开。赫鲁晓夫像往常一样笨重地坐在会议主席的椅子上，摆着主席的架子问：“达到开会的法定人数了吗？怎么没见基里琴科、萨布罗夫和阿里斯托夫呀？
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总共１１名，这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７日，即党的二十大闭幕前的最后一天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选出的。今天，主席团有两个人缺席———基里琴科和萨布罗夫，前者是乌克兰的党组织负责人，目前正在基辅；后者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此时，不在莫斯科的还有主席团候补委员阿里斯托夫———普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
没有人反对，会议开始了，赫鲁晓夫问：“我们讨论些什么呢？”
“根据部分主席团委员的决定，我们希望讨论一下关于赫鲁晓夫的问题。”
赫鲁晓夫心中一惊，吓得虚汗直冒。他早知道，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这决非下属们给他开玩笑，他的好日子似乎结束了。
会议厅里一片令人压抑的寂静。
是的，党内的“反对派”们谋划好暗算赫鲁晓夫了，他们哄骗赫鲁晓夫来开会，把轻信的赫鲁晓夫引入了预先安排好的圈套。这在苏联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几年前，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处决了苏联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这一次，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中央主席团会议是以讨论如何庆祝列宁格勒建市２５０周年的借口举行的。毫无提防的赫鲁晓夫被引诱参与讨论意义不大的庆祝活动的计划安排。“反对派”们蓄意拖延时间，以使赫鲁晓夫放松警惕。就在此时，布尔加宁一伙撤换了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所有的岗哨都被撤换，同时加强了警戒。新的卫队受命，绝不能放任何人进入正在进行的党的最高机构会议的政府大厦。而在会议上，马林科夫突然宣布了真正的议题：“因为议题是关于赫鲁晓夫个人的，所以，他目前不适合坐在会议主席的座位上。同志们，我建议由布尔加宁接替赫鲁晓夫主持会议。”
“同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齐声说道。
赫鲁晓夫十分震惊地看着这帮昔日的战友们。参加主席团“全体会议”的８人中，有５人发言赞同这个建议。赫鲁晓夫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专断而上台，他提倡集体领导制和民主化。所以，他只好顺从地离开主席的座位，布尔加宁立即坐上去，他宣布：“请马林科夫同志发言。”
两年前，马林科夫被赫鲁晓夫撤掉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改任不起眼的电力部长，相当于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级别。他自然会出面，尖锐地批评自己的“仇人”，并建议撤销他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他说：“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可以胜任农业部长一职。”
赫鲁晓夫的党内敌手
４０多年来，这一隐秘事件的内幕封闭得密不透风，直到前苏联解体后才开始解秘。新近的揭秘材料表明：最终垮台的“反党集团”并不是突然向赫鲁晓夫发难的。赫鲁晓夫早就发觉一部分主席团中的“战友”对他没表示出应有的虔敬，一些人甚至公开与他的新措施唱反调。
他同莫洛托夫发生过争吵。莫洛托夫反对大规模开垦荒地：“这是愚蠢的举动，简直是冒险！”
“毫无疑问，你是开荒运动的敌人！”赫鲁晓夫也发火了。
仅过了一年，主席团就开始讨论：开发荒地投了资，没有地方储存粮食，全烂了。没有道路，运不出来。账算下来亏空了，平均每公顷只打两公担粮食，简直是荒唐之极。
莫洛托夫还反对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反对区分村镇和城市的党组织。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种种新改革政策。事实上，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没有一项显示出了生命力。它们都很快就被放弃了。
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改革新思路的抵制，最终使赫鲁晓夫愤怒了。他授意他的亲信们处置这个“固执己见的斯大林分子”。１９５５年，赫鲁晓夫终于找到了莫洛托夫的罪名———他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指出，目前全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他的措辞不是官方所声称的苏联“基本上已进入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赫鲁晓夫的怂恿下，波斯佩洛夫和鲁缅采夫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是“基本上”还是“基础”？》。赫鲁晓夫命令把这封信分发主席团委员进行讨论，并开展了对莫洛托夫的批判，声称他抵毁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当时，莫洛托夫从心底说出了一句令他付出终生代价的话：“你们知道，赫鲁晓夫像什么人吗？一个牲口贩子！就像革命前在农村贩卖牲口的人。而且，他充其量只是个小牲口贩子，他没有教养、没有文化。”
与莫洛托夫一起同时批评和贬低赫鲁晓夫的还有第一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他说：“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十分无知，他把农村搞得一团糟，对工业他也一窍不通。”卡冈诺维奇描述了赫鲁晓夫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曾使赫鲁晓夫蒙羞，是他永远不愿想起、提起的：“赫鲁晓夫年轻时是托洛茨基分子，他曾反对列宁。尤佐夫卡是孟什维克的中心，而赫鲁晓夫曾在那里当过头头，他的所有小资产阶级习气都来自那里。”
在日常生活中，赫鲁晓夫与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元帅也曾发生过不快。１９５７年春天，赫鲁晓夫的儿子结婚。赫鲁晓夫在别墅里招待客人。几杯酒下肚后，健谈的赫鲁晓夫就打开了话匣子。他的话有些粗鲁，显然刺痛了布尔加宁。
布尔加宁涨红了脸，请求他注意自己的措辞。婚筵的喜庆气氛一下子被破坏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示威性地退席回家。受辱的布尔加宁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信号，它清楚地表明了部长会议主席已经开始与他作对。赫鲁晓夫还得到消息说，中途退席的４个人已经在马林科夫的别墅里聚会，继续喝酒。当时，出席婚筵的还有朱可夫元帅。他是国防部长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退席后，基里琴科走到朱可夫元帅面前说：“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帮人退出筵席可不是因一时气愤。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信赖您，您在军队里享有崇高威望，军队只听您一句话。”朱可夫认为，基里琴科当时是喝醉了。可是，他的话还是使这位国防部长警惕起来。朱可夫元帅知道，基里琴科是赫鲁晓夫的心腹，这位乌克兰书记的话不完全是一时的醉话，也不完全代表他自己。当时，朱可夫机敏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管怎样，我们不能让赫鲁晓夫受欺负。”这里的“我们”自然是指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一方。那时候，赫鲁晓夫对自己不满的人总是给予特殊“照顾”，他们的电话有人窃听，他们的交往有人监视。亲赫鲁晓夫和反赫鲁晓夫的两大阵营都分化拉拢有影响的政府官员，特别是重要部门的领导人。这两大阵营一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后来，朱可夫回忆基里琴科的醉话时说道，除了赫鲁晓夫一派，敌对阵营也对他进行过试探。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９日上午，当赫鲁晓夫接见匈牙利代表团的时候，马林科夫把朱可夫请到克里姆林宫，向朱可夫表示了自己在对赫鲁晓夫问题上不循私情的态度。朱可夫立即就明白了马林科夫讲话的弦外之音。那么，他应该站在哪一方呢？他知道，两个集团都有着强大的势力。谨慎的朱可夫元帅没有正面表态。
几个小时之后，朱可夫重又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应邀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进入会议厅之前，朱可夫在走廊里又遇到了赫鲁晓夫派的米高扬和福尔采娃，他们告诉朱可夫说，今天一部分党的领导人要求解决赫鲁晓夫的问题。朱可夫依然没有表态，他只说马林科夫刚刚试探过他的立场。
会议开始了，在所有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只有朱可夫和苏斯洛夫发言反对把赫鲁晓夫解职。反赫鲁晓夫派在数量上占有优势。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指责赫鲁晓夫无视主席团，在地方上擅自发表讲话，而不事先就关键问题与主席团商议，粗鲁地对待曾与列宁并肩战斗的党的老一代领导人。
莫洛托夫严厉地指责道：“赫鲁晓夫违背了列宁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统，从列宁开始，人民委员会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首先是由列宁主持，列宁病重后是加米涅夫，后来是雷科夫，然后是我，再后来是斯大林，赫鲁晓夫首次违反了这一规定，他采取州委员会的做法，你们注意到这之间的差别了吗？主持会议的不是主席而是会议主席。我记得托姆斯基曾经坚决反对这样做。《真理报》一度曾报道‘莫洛托夫主席……’，而现在只能见到‘会议主席……’的说法。今天，布尔加宁正是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坐上了会议主席的位子。”
几十年之后，莫洛托夫就１９５７年６月事件回忆道：“赫鲁晓夫不肯离开主席的椅子，气急败坏地大嚷大叫……”
福尔采娃单骑救主
那场试图推翻党的领导人的６月事件的参与者们后来被官方贴上了“阴谋家”的标签，这是赫鲁晓夫所提议的。可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阴谋家。按照他们的观点，一切都是在党内民主公开的范围内进行的。他们对赫鲁晓夫糟糕的领导作风进行了公开的评论。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主席团内大多数人都同意把赫鲁晓夫免职，意见的表达不是强迫的，也不是在枪口的威胁之下。从早到晚，进行了整整３天自由的讨论，讨论赫鲁晓夫的错误以及他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主席团委员们在会议间隙抽烟、喝茶，一直在交换意见、讨论。后来，有人学聪明了，午饭后打上个盹儿。他们每天晚上都分组讨论，制订出第二天的计划，准备下一轮的交锋，这难道是阴谋吗？
米高扬一开始就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他建议，鉴于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应先休会，等缺席的主席团委员回来后再讨论，同时，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也应列席会议。然而，这只狡猾的克里姆林宫狐狸的意图被对方识破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明白，他是想借此拖延时间，反赫鲁晓夫派坚持，会议应继续进行，并且，立即召回缺席的主席团委员。
基里琴科和萨布罗夫被军用飞机紧急送到了莫斯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基里琴科坚决站在赫鲁晓夫一边，而萨布罗夫则支持反赫鲁晓夫一派。这样，布尔加林一派加上对反赫鲁晓夫的老同志持好感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同意撤销赫鲁晓夫职务的共计７人，而反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则只有３人。根据党内“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赫鲁晓夫下台似乎已成定局。
赫鲁晓夫被逼上绝路，他开始疯狂地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他灵机一动，突然有了主意：“应当召开中央全会。是中央全会选举我为第一书记的，应由它来决定我是否应留任。”
对此，反赫集团给予坚决的回击：“中央全会将会召开，但要在撤掉赫鲁晓夫之后。”
“这是违反党的章程的。”垂头丧气的赫鲁晓夫负隅顽抗，“只有中央全会才能选举第一书记。”
“当然，是应由中央全会选举，可是候选人是由主席团在内部会议上协商决定的。”
赫鲁晓夫耷拉下了脑袋，像一只泄气的皮球，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由中央全会来拯救自己的想法，他非常清醒，那是挽救自己政治生命的惟一的一根救命稻草。想到这里，他就感觉到希望的火花越来越明亮，毕竟，中央委员会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够聪明地使用的话，这可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可以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苏斯洛夫，尤其是福尔采娃是一点就通的人，中央委员会机关听他们———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而不会顺从那些“反对派”，虽然反赫鲁晓夫派中的几个“反对派”是主席团委员，但他们并没有直接领导中央委员会等重要的立法和执行机构。福尔采娃和当时正好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州委第一书记伊格纳托夫火速开始了行动。
福尔采娃与莫斯科的干部们都很熟，１９５６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她当上了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在此之前，从１９４２年她就开始在莫斯科市党组织机构工作。１９５０年，她当上了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１９５４年，她又当选为第一书记。不少中央委员都在莫斯科工作。他们都是福尔采娃提拔的，并与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通知他们这一突发事件，以工作的名义给他们下指示并不很难。
后来，赫鲁晓夫对这一事件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对于福尔采娃在召集中央委员中的莫斯科派到克里姆林宫这一举动中所起的作用，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按赫鲁晓夫的说法，是中央委员自己对连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和所讨论的关于中央领导的问题（他们又从何而知呢？）深感不安，而主动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并且要求立即举行中央全会。而赫鲁晓夫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中央委员的姓名。
按照赫鲁晓夫和他那一派正式的说法，大批中央委员，担心主席团的前途和命运，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并且要求主席团立即接见他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一伙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引发了一片可怕的喧哗。他们说，这些中央委员怎么敢这么大胆地擅自闯入主席团会议？
赫鲁晓夫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要求接见，于是，主席团内的“反对派”们建议不让整个主席团接见这些中央委员，而让他们一伙中的布尔加宁或伏罗希洛夫接见。不过，赫鲁晓夫聪明地坚持自己亲自去接见中央委员们。最终，接见被安排在主席团的接待厅。
中央委员们是福尔采娃在星期六临时拼凑起来的１０个人，而按党的章程，只有１０个人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是远远不够的。
“这不符合程序。”布尔加宁严词拒绝。
“是的，我们只有１０个人，可是我们是１０７名中央委员中的代表。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在莫斯科。他们全权委托我们提议立即召开中央全会。”
这简直不可思议，赫鲁晓夫一派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把１３０名中央委员中的１０７名空运到了莫斯科。
事情急转直下。
中央全会不得不在６月２２日（星期一）的下午两点举行。
朱可夫元帅力挽狂澜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在退休无事之后，都对自己这次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失败做了大量的反思。有些反思记录在史料文献中，比如丘耶夫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谈话。谢皮洛夫则写了篇幅很长的回忆录。
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和命令都荒唐可笑，错误百出。到１９５７年春天，各种反赫鲁晓夫的潜流已汇成一个明确的意见：应该撤掉赫鲁晓夫，让他别再做蠢事。在６月的那次主席团会议上，他说了一句话：“没有文化的人不能领导国家。”７年以后，即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连１９５７年６月事件中赫鲁晓夫的支持者都无情地撵他下台，那时候，每个人都重复这句名言妙语。
１９５７年６月真正拯救了赫鲁晓夫的人是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当时，朱可夫对主席团的争吵厌倦了，他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今天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决定，我不会服从，我要通过军队党组织向党反映。我坚决支持立即召开中央全会。”
国防部长公开站在了赫鲁晓夫一边，这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派有力的一击。众所周知，克格勃主席谢皮洛夫是赫鲁晓夫的老朋友，而且还是儿女亲家，而现在，国防部长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
莫洛托夫认为，朱可夫是个优秀的军人，而在政治上却很无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６月事件之后４个月，朱可夫就被赫鲁晓夫撒掉了国防部长的官职，当时，他大骂赫鲁晓夫，为自己在６月会议上的错误决定而后悔不已。
为什么朱可夫反对马林科夫的提议，站在少数派的赫鲁晓夫一边呢？没有人能够找到答案。如果考虑到斯大林死后，正是马林科夫提议把被贬斥的朱可夫元帅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召回莫斯科，那么朱可夫的决定就完全不可理解。回到首都的朱可夫怎么会突然与自己的恩人对立起来？当然，现在恩人已经不像昔日那样显赫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被贬为电力部长。或许，这就是朱可夫做出选择的理由吧？要不就是朱可夫元帅决定至死效忠自己的最高领导（而不像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那些元帅和将军那样）。不管朱可夫是出于何种动机，总之，他做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决定。
军用飞机按国防部长的命令起飞了，火速把中央委员们从辽阔国家的各个地方迅速运到了莫斯科。有一些人甚至是坐在歼击机的驾驶室里来到莫斯科的。这令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惊奇万分：他们怎么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从外省运来一百多人？
朱可夫在拯救赫鲁晓夫一事上不遗余力，他甚至答应赫鲁晓夫去分化伏罗希洛夫：“我们毕竟是亲戚嘛。”朱可夫自信地说。伏罗希洛夫当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的孙子娶了朱可夫的女儿。这之前，他们从未以亲戚的身份谈过话。而这一次，朱可夫在非正式场合试图说服伏罗希洛夫，让他站到赫鲁晓夫的一边。可亲家伏罗希洛夫不买他的账，他坚决反对赫鲁晓夫。
依照国防部长的命令，坦克已经从附近的军营向莫斯科进发。也就是说，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们采取了包括武力威胁在内的非常手段。
赫鲁晓夫在这次６月的交锋中积攒了政治资本，他声称，马林可夫—莫洛托夫集团妄图抛弃党的领导，改变主席团的构成，夺取党的领导权，颠覆列宁的路线，重新建立专制和个人崇拜。当然，这些指责是不着边际的，谁想走回头路呢？况且，１９５７年，人们正把赫鲁晓夫的名字同二十大、同政治解冻联系起来，而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只会使人想起斯大林时代。虽然，现在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在３０年代大清洗中一点也不比他所指责的那些“消灭党和国家优秀干部”的人逊色，他的双手沾染着许多无辜者的鲜血。或许，莫洛托夫的观点对于今天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们来说更为可信。
６月２２日，星期一，下午两点，赫鲁晓夫宣布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他简要地谈了谈在主席团秘密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
赫鲁晓夫让朱可夫第一个发言，国防部长的突然发言打乱了大会的议程，改变了整个会议的方向。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一派的计划，会议应当讨论赫鲁晓夫任苏共第一书记期间的活动。应当指出，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在会前都对赫鲁晓夫的工作作风不满。后来许多人曾说：如果不是朱可夫第一个发言的话，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
第一个发言的人能够确定基调，赫鲁晓夫自然明白这一点，朱可夫也为自己能第一个发言而自豪。朱可夫身为国防部长、元帅、胜利的元勋、攻克柏林的英雄、逮捕贝利亚的有功之臣，曾４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赫鲁晓夫一伙，尤其是谢皮洛夫早就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罗列好了大量置之于死地的罪名。对主席团中反赫鲁晓夫的７个人中的这三驾马车，朱可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讲稿自然是赫鲁晓夫手下人准备好的。
今天，我们读一下朱可夫的发言稿，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其中的思想倾向性和政治任务性。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谜团抱一种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态度，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朱可夫没有按大会的议题发言。发言的主题应当是讨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工作作风，正是这一点使赫鲁晓夫的一部分战友不满。事实上，在连续３天的主席团会议结束的时候，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犯了不少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大会上本应针对赫鲁晓夫作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任职情况由集体来制订决策，而现在突然变成了赫鲁晓夫对反对派的杀戮。
朱可夫的发言好像是检察官的公诉。他给每个反对赫鲁晓夫的人都定了罪：“马林科夫的错误要比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严重，因为他曾负责内务人民委员会。我曾见到他亲自签署的一份文件，下令修建特别监狱关押党的干部。我认识他的笔迹，斯大林时期和战争年代，我们曾多次一同起草文件。”而朱可夫所列举的以下事实让这些远离首都的外省的听众们震惊了：在马林科夫助手的保险柜中，有５８卷偷听来的谈话记录，有元帅们的、外交官们的、部长们的、中央书记们的，名字听了都令人咂舌。
许多对现代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却往往要经过１０年、２０年才能为人们所知。今天我们知道，在所有国家都有监狱，那是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员和警察对犯罪的人执行处罚的地方。众所周知，对这些特殊人员的关押和处罚不宜在普通的监狱里。比如至今仍存在着神职人员监狱。可以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修建特殊的监狱来关押党的干部们，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花样。至于５８卷的窃听记录，现在人们已经弄清楚了。在党政要员家中安装窃听器的计划，来自当时的内务部长伊格纳那季耶夫的报告，而批示同意这个报告的正是赫鲁晓夫本人。不过，当时坐在会议厅中的那些中央委员们自然不会知道这些内情，也不懂得那些道理。
朱可夫火上加油地大声痛斥道：“我们的人民拥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我们也相信他们是纯洁的、客观的。而事实上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是多么地卑鄙。如果人民知道他们手上有无辜人的鲜血，就不会再用掌声欢迎他们，而是用石头！”
在发言结束前，朱可夫建议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３个人滥用职权的问题：“我在这里暂不建议审判这３个人，并把他们清除出党，可是，他们应向人民说清楚。然后由我们讨论决定，应怎样处置他们……”
赫鲁晓夫立即将提议付诸全体中央委员表决。朱可夫的建议被通过了。反赫鲁晓夫派仿佛被卷人了隆隆旋转的脱谷机，中央委员们轮番上台，对他们声嘶力竭地声讨。
还有另有一种说法，是内务部长杜多罗夫在会议期间写成的一份手稿，上面记载着会议第一天的情况：“大会执行主席简要通报完主席团秘密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之后，提议由马林科夫发言。”杜多罗夫说，他当时坐在第一排，就在讲台旁边。当马林科夫离开主席团座位之后，他（杜多罗夫）立刻走上主席台，冲着代表们说：“鉴于所讨论的是中央主席团的党内问题，我请主席团允许我在马林科夫发言之前先说几句。马林科夫多年以来担任中央委员会干部机关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我想总结一下他的工作特点，然后由他向中央全会作出回答。我想列举几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和文件，这些材料足以揭开他作为一个给我党带来无法弥补危害的人的真正嘴脸。”杜多罗夫描述道：“当时，所有与会者都异口同声地同意我的发言请求，他们说：‘讲吧，杜多罗夫同志。’马林科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在发言中向中央委员们详细地报告了马林科夫在迫害干部方面所犯下的罪行。与会者们都认真地听我发言。我讲完之后，没有人再想听马林科夫的辩解，他被赶下了讲台。就这些问题，还有许多中央委员发了言，他们全部痛斥反党分裂集团的可耻罪行。”
以上是杜多罗夫的记述，他认为，自己在维护赫鲁晓夫的战斗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到底是谁起了关键性作用？是朱可夫还是杜多罗夫？或许是两个人同时起作用？可他俩都把胜利的功劳往自己头上捞。事实上，朱可夫、杜多罗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皮洛夫之间相处不和。有资料表明，在６月的中央全会前夕，朱可夫曾向赫鲁晓夫汇报杜多罗夫不可靠，说他在莫斯科附近驻扎有几个师，如果他们突然转而支持反对派呢？杜多罗夫与谢皮洛夫关系也不好，他曾向赫鲁晓夫诋毁谢皮洛夫，说他父亲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１７年在伏罗哥特监狱的警察卫队服役，革命之后没有受到处罚，而谢皮洛夫向党隐瞒了他父亲曾追捕革命者的罪行。这些高官要员之间的相互倾轧，苏共中央主席团早就很清楚，可“派系分子们”却不会利用这一点？
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结局
中央全会持续了一周，最终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斩于马下，开除出了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追随他们的谢皮洛夫也被撤掉了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取消了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其余的人，即原先反对赫鲁晓夫的７个人中，元老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总算是保住了主席团委员的位子。但他们在劫难逃，两年之后，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也被划入了“反党集团”，１９６１年，苏共中央公布了反党集团的最终名单：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和谢皮洛夫。
１９５７年６月这出戏中的几个主要角色最终的命运如何呢？国防部长朱可夫成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然而，仅过了４个月，他就被撤销一切职务，强迫退休。１９６０年，内务部长杜多罗夫被解职，改而从事经济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福尔采娃成为主席团委员，可是在１９６０年，她便被调任从事文化工作。高尔基州第一书记伊格纳托夫也当上了主席团委员（升迁速度之快，真是闻所未闻）。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他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过，１９６４年，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活动中，他成为积极的参与者，简直是命运对人的捉弄。
这出戏的最重要角色、绝对主角赫鲁晓夫，他还得以“继续列宁所制定的路线”。在撤掉了布尔加宁之后，他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开始合法地主持主席团会议。１９６４年，他的老同事、老战友、老同志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赶下了党和国家的神圣宝座。
历史就像故事，充满悬念，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