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观念中，西方国家的媒体是最“自由”的行业。因为它可以临驾于一切之上。在经济方面，它会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在政治上，它会扩大政治民主进程，是不折不扣的“第四政治权力”。但是，在国家利益维护问题上，媒体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呢？认真分析一下，其实媒体始终坚持的是“超然主义”，即对待一切社会问题都临驾于其上，以高高在上者的姿态将事件加工成新闻，然后获得在民众中的即得利益。
就目前的现状来看，西方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它们一般都会对社会各行业，深入挖掘“内部新闻”。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在政治领域的无限深入渗透。作为一个专业的、高知名度的现代媒体，他在政府高层中的人脉往往会决定它的生命力。就美国来说，三个报纸和五大电视台在国会或联邦政府中都有忠诚的拥趸。每当一个重大政治决议即将出炉，甚至是刚刚提出国会审议的时候，媒体朋友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将它们宣传出去。而一般议题需要这样的宣传。但是，遇到敏感的政治话题，像国家安全和反恐这样的话题，如果一旦被公之于众，那就会为国家的整体战略带来不可估量的幅面影响。在面临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政府法规就是政客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好武器。
2004年12月，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情报机构改革方案”被媒体获知，它们对其中的一项代价高昂的间谍计划进行了露骨的披露。
《华盛顿邮报》12月11日根据匿名官员的话说，这项机密间谍计划是一项新一代间谍卫星的研发计划。这种新一代间谍卫星能够在其他国家雷达系统无法发现的太空轨道运行，悄无声息地对地面目标进行拍照和侦察。报道说，在400亿美元情报预算中，划拨给这项间谍卫星研发项目的资金是其中最大的一笔单项开支。该项目主要由美国著名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研发，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第三阶段。按照计划，美国有望在未来5年里将第三代隐形间谍卫星投入使用。
《纽约时报》则于12月12日对这一计划进行了报道。该报还进一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虽然这种隐形间谍卫星行踪诡秘，但仅具备拍照侦察能力，对于隐藏在地下的可疑目标也是无计可施。因此，很多议员对于这项耗资巨大的计划都提出了质疑。
消息一传开，世界各国纷纷表示了强烈的关注态度。在这个国际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美国这一动作肯定会得到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应。而美国间谍计划的公布让其政府失去了绝对的“天然竞争优势”。在触及国家核心利益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恼羞成怒，遂即将“泄密事件”交给司法部，要求对泄密者进行法律框架之下的惩罚。事实上，今天的媒体活动已经没有一个清晰的范围。而它超然的高于一切的姿态，必定会遭到政府的回应。在面对国家安全问题上，媒体的确需要让位于政府，成为一个塌塌实实的社会行业从业者。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来，西方世界频频暴出政界要员向媒体透露国家安全机密的事件。拿美国来说，自“911事件”之后，美国司法部就进行了多次泄密事件调查。包括“911”事件前国家安全局机密资料丢失和中央情报局特工身份被泄露等案件。
美国政界围绕“间谍计划”的斗争已经是导致高层将此机密泄露的根源。而这个受美国国家机构高度重视的计划被泄露于公众媒体会受到当局的惩罚，当然也是合理合法的。我们不得不相信，即使是在新闻高度自由的发达国家，泄露国家机密是有罪的。就像西方哲学思想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黄金分割点”，要在复杂的表象中寻找“平衡点”。而“新闻自由”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一“适度原则”。新闻媒体可以说是最缺乏约束力的行业。
美国民间秘密情报组织——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会（SITE）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之后，成功获得一段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活动录象。2007年9月7日SITE创始人卡茨将录象带无偿提供给了美国政府。卡茨在邮件中提出资料保密的要求，官方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但是，几个小时之后的7日下午，卡茨就在电视上看到数家电视台播放了SITE提供给政府的关于本-拉登的录象带。这让卡茨非常恼火。全世界都知道了SITE这个民间秘密情报组织。使这个组织不敢再周旋于中东，眼看就要成功的情报工作乍然而止。卡茨向政府讨公道，但政府却明确表示，这是某个自然人泄露了情报，等调查出结果之后，国家将惩罚那些爱张大嘴巴的人。
政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绝对力量，但其官员却带头做出“危险举动”，实在让我们感到惊诧。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布什总统的严明要求，美国情报人员不得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与公众媒体接触。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显规则”。但是，在情报工作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密集的时候，情报与新闻之间的摩擦和碰撞现在越发激烈。而布什总统也一再对他的情报精英们表示：泄露情报是有罪的。即便是这样，情报阵营中仍然有“越轨行为”。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资深探员玛丽-麦卡锡因为向媒体透露秘密军事信息而受到局长波特-戈斯的点名批评。最后，在干部大会上，波特-戈斯作出惊人的决定：CIA将玛丽-麦卡锡取消正式雇员的身份。其理由是：在麦卡锡负责调查美军在伊战中虐囚丑闻过程中，她没有经过领导的同意就会见了媒体，并透露了美国在远东地区设有秘密监狱的信息。
根据中央情报局长戈斯的解释，任何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人（包括情报人员）都要受到不可饶恕的惩罚。根据消息人士透露，麦卡锡离任之前是CIA的监察长，负责美军虐囚事件的处理。波特-戈斯之所以痛下决心，执行他2004年9月上任以来的第一个解除员工职权，是因为他看到事情的严重性。而这样做也符合布什总统的政治策略。从源头上截止泄露情报的恶习。当美联社将中情局解雇玛丽-麦卡锡的消息传出之后，媒体界本身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很明显，这是一个讯号，它在警告政界官员管好自己的嘴的同时，也警示传媒机构，在以后“暴露真相”之前已经充分考虑政府的感受。
但以上的事实并没有让媒体行业买单。就在事情发生两个月之后，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落衫叽时报》、《华尔街日报》）在白宫方面的强烈抗议声中，报道了一项广泛征集恐怖分子嫌犯国际金融转帐信息的计划。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非常失望地表示：三大报纸报道的资料让美国政府“感到遗憾”，因为文章中提出了调查人员所使用的来源和方式，这对恐怖组织有非常大的益处。很快，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在芝加哥的一个午餐会上愤怒地表示，《纽约时报》和《落衫叽时报》的报道让美国政府更难预测未来恐怖分子针对美国民众进行的恐怖袭击。白宫主人布什总统也表示，要追查泄密者是谁，并将他们控制在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
在英国同样也出现媒体“战胜”官员的现象。2009年4月，英国负责反恐事务最高级别警官奎克就因为一次以外的疏忽，导致追随他的媒体记者将一份绝密文件内容拍摄在相机里，使英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反恐计划被泄露。为了消除危机，英国警方不得不提前行动。但这次失职让奎克受到被解职的惩罚。
事实证明，西方媒体有无限扩张的“自由权”，因为他们身后的靠山是民众。但政府所掌握的国家机密是高度核心化的利益，如果有人泄露国家机密，那政府就有权利惩罚它。这里所说的惩罚对象包括任何一个社会集团。
新闻必须提供消息来源！
经过风风雨雨之后，世界人民开始相对稳定地生活在和平之中。但这个“和平图景”真的一片安详？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之间人们是这样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非常失望地发现，在传统的和平地盘上，出现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像地缘争端、恐怖主义等等。其实，世界主流势力在一开始并没有对以上的危害产生足够的重视。今天，地缘战争、恐怖主义和意识形态分歧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人类21世纪最大危机——“软性安全威胁”。
就当前而言，软性安全危机的主要制造者就是“恐怖势力”。他们不是主流，却时刻威胁着主流社会；因为他们是自发组织，所以主流政治总是无法完全掌握它们的行为规律。自“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首先举起“反恐大旗”，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对恐怖组织进行“地毯式”清剿。从目前的局面来看，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略基本上没有让人类满意的成绩。甚至有人认为，经过近10年的反恐战争之后，恐怖势力反而更加猖獗，正所谓是“越反越恐”。难道是美国政府的威慑力不够吗？众所周知，美国联合了全球的政治军事力量来反恐；那是美国决策层出问题了吗？这个论断几乎也站不住脚，因为美国的情报部门和调查组织是公认的“全球最精明的”。它们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权威的资料，使美国政府在决策上始终“制约对手”。“911事件”之后美国没再发生任何形式的“恐怖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其实，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利并不能实现西方国家首脑们灭绝恐怖组织的梦想。殊不知，专业化高度成熟的西方世界还有一种力量，那就是新闻传播力量。因为其重要的社会地位，西方政治高层一致认为传媒是他们渴望掌握的“第四种权利”（次于行政、立法、司法）。在面面俱到的政治氛围中，唯一在寻找“特殊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传媒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包括政策决策和安全战略。
以“911事件”为标志，美国民众的安全感受到空前挑战。为了安定民心，政府通过媒体行业的支持而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政民一致”。但是，媒体为了实现它的“独立性”和在“社会做潮者”地位，它们又不断地挑战政府政策。它们在放纵中左右社会舆论，在挑衅中改变国家的安全系数。在反恐时代，政府需要的是媒体保持偏向国家利益的保守。但它们却一次次让当局失望。就像上文说的那样，政府用法律与媒体的斗争越来越升温。美国政府首先进行“媒体控制战”。但媒体的嚣张岂是一天形成的。
2004年9月28日，《纽约时报》一纸状文将美国时任司法部长阿布克-罗夫特告上法庭。称其领导的司法部企图通过中间人获得该报两名资深记者与其“线人”的电话录音，以期找出向该报泄露机密情报的美国政府官员。《纽约时报》在起诉书中称，司法部索要的电话录音将使该报的数10名“消息来源”遭到曝光，他们为《纽约时报》提供了一系列政府内部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包括“911”事件、布什政府如何处理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反恐以及伊拉克战争等震人耳目的消息。这个新闻发布之后，美国社会就“新闻自由”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谈论。大部分学者认为，司法部的做法有违美国新闻自由原则。但另一部分则认为，在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上，新闻从业者应该拥有起码的道德，最好是能将资料来源公之于众，这才能更好地体现美国的“新闻自由原则”。
面对《纽约时报》咄咄逼人的气势，政府显得非常低调，被“娇生惯养”上百年的媒体行业根本不会有一点“屈从”。政府在指责声中提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新闻报道是不受政府保护的。在《纽约时报》没有注明消息来源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对其消息来源进行调查，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