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越来越小”的信息时代，人类最需要做的就是掌握更多信息，尽可能多地了解社会和自然，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它、控制它。就目前来看，这种权利基本上被西方世界所掌握。在过去的400多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充当着人类改造者的角色。并且没有谁敢挑战它的地位。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它们强劲的发展势头几乎大江东去。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设。在此基础上，新兴势力与发达国家开始了发展与竞争上的关系。面对残酷的现实，西方世界感到了危机感。于是它们利用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高在上的文化实力不断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想法是，愿意接受一个新世界的发展，但不接受这一繁荣景象背后的经济政治制度。因此，在政治斗争日益弱化的今天，西方国家步调一致地通过媒体来对第三世界实施“全方位的打击”。
我们都知道，美国向来喜欢在政治上对利益对手实施“双重标准”。而今天，在媒体战越来越占据战略地位的背景下，美国媒体开始接过政府的利器——双重标准，对世界各国进行各种各样的舆论战。它们试图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有舆论影响力、最能“先发制人”的国家。用媒体与世界作战，最典型的就表现在与中国的利益争夺上。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媒体发展历史上，西方媒体通过疯狂的掠夺式发展路径，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这使西方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举足轻重。而在西方媒体霸权，又以美国为主导。长期以来，其实是美国领导着“西方小兄弟”们在国际上“横冲直撞”。美国的“双重标准”随成为真个西方世界拿出按理与其他地区国家斗争的“通用工具”。就中国发展和崛起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始至终都在使用它们的“双重标准”。本书中多次切重点提到的“314事件”、“75事件”和北京奥运会问题到报道上，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都千篇一律地实施了“双重标准”。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以一系列“中国事件”的基点，美国的双重标准呈现一种疯狂扩散的态势。
美国向来以“人权高度发达”而让人仰望。但在美国人权领域诸多的“阴暗现象”美国媒体却秘而不宣。在美国民众心中，美国已经将人权做到尽善尽美，它们对中国等国的影响却是：“没有人权”、“没有民主”。为了打破西方言论上的一片“错误”和“自己优等，别人次等”的双重标准，中国政府于2009年初公布了《2008美国人权记录》。《记录》认为，美国消极对待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人权领域的义务。美国于31年前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28年前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于14年前签署《儿童权利公约》，但迄今均未批准这些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在新世纪保护残疾人权利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各国极为重视，迄今已有136个国家签署、41个国家批准了公约，但美国未签署该公约。《记录》还指出，美国在国际上拒不承认世界土著人的人权地位，不承认土著人的自决权和土地、自然资源利用等权利。2007年8月13日，联合国通过了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其中有143个国家投赞成票，而美国则带着尽有的三个同伴国家投了反对票。
由此可见，美国媒体标榜之下“高级文明”现在已经丑态百出。但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媒体却在美化这种可怕的双重标准。2010年1月末，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发表了一次关于“网络自由”的演讲。她强烈谴责中国等国家的“互联网管制政策”，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但是，美国政府这种做法很让人失望。因为在此前，中国《人民日报》就报道了一篇俄罗斯《报纸报》于2010年1月22日发表署名弗拉基米尔-托德烈斯的文章，怀疑谷歌公司暗中审查用户的电子邮件，认为谷歌公司向中国发难是为了在美国获取行政资源，以便同中国的百度公司竞争。文章还认为，美国政府支持谷歌公司，不仅是为了支持本国企业向境外扩张，更重要的原因是“传教式的资本主义”应对危机不力。
在这篇题为《“谷歌事件”后的中国——传教式的资本主义的终结？》的文章里，作者写道，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好地经受住了危机，中国和西方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一些天里，谷歌举动背后的阴谋还不明了。很难相信谷歌公司为自由而进行无私斗争的说法，也很难相信这些举动的善和美。某些黑客入侵了维权人士的一些邮箱，但是未能打开邮件。谷歌公司是从哪里获知，维权人士正是通过这些邮箱发邮件的呢？莫非谷歌公司在暗中检查客户的邮件？文章还指出，这说明美国支持本国公司向境外扩张。美国的主流媒体早就开始为谷歌辩护，众口一词到了不体面的地步，是为华盛顿攫取“很好的行政资源”。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打算维持社会公众对中国的适度的不满情绪。
于是，在“谷歌事件”爆发之后，谷歌就宣布即将离开中国市场。我们都知道，2009年，谷歌因为在中文搜索引擎上没有进行内容过滤，而遭到中国政府和各方面的抨击。随后谷歌官方发表讲话，表示谷歌中国可能退出中国市场。但最后，谷歌还是选择了在中国市场上监守。针对这一现象，《“谷歌事件”后的中国——传教式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则认为，既然谷歌不想在中国干了，那就别干了，就走人。为了找一个台阶下，为什么依赖希拉里-克林顿的辩护掩护呢？谷歌当初作出向中国发难的决定，依据的是西方的一贯做法：西方企图通过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从而把中国纳入它的变革进程，逐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但是，这种“传教式的资本主义”的做法很显然不会奏效。由于中国应对危机更有效，中国没有必要按照“传教士的药方”自我改变。文章最后指出，在谷歌的这次闹剧之后，中国向海外拓展商业业务的任何努力，都会遭到美国的政治决定的围堵，美国这样做是为了迎合西方社会。
就在希拉里的演讲受到美国上下一片热赞的背景下，美国各驻外大使馆也纷纷召开座谈会，将希拉里的“网络自由”言论传播到全世界。但在黎巴嫩，美国大使馆的记者座谈会马上受到“炮轰”。黎巴嫩记者高声呼叫，美国政治和媒体导向上都在实行“双重标准”。因为就在希拉里国务卿宣布“舆论自由”的之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将把黎巴嫩Al—Manar电视台、巴勒斯坦Al—Aqsa电视台、叙利亚Al—Zawra电视列入恐怖主义支持名单，表示将“抵制所有助长反美情绪的中东地区电视台”。Al—Manar电视台说，美国对阿拉伯国家做宣传控制的两大法宝就是“自由”和“民主”。但现在美国却公然破坏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自由，这不得不让人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只是它用来实现政治霸权的工具而已。在利益冲突中，美国惯用“双重标准”。
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教授克里斯-马斯登在博客上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爱国者法案》和情报监控机构一方面在教训我们什么是“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却在给它的盟友发放数字武器许可证。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时，反资本主义抗议者使用Twitter和手机短信组织群众集会，与警方发生几次冲突。41岁的艾略特·麦迪逊随后被控通过网络帮助抗议者避难被追捕。警方在匹兹堡的汽车旅馆里抓到他后，又搜查了他的家，麦迪逊的律师什托拉尔还去法庭要求归还被警方拿走的物品。什托拉尔说，这是一起利用刑法惩罚持异议者、惩罚倾向支持异议者言论的残暴做法，也是他所见到的最独特的用刑法对待Twitter使用者的做法。
现在我们又能发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言论自由有非常大的“跳动性”。在处理“谷歌事件”上，美国政府公然表示对不公道举动的辩护，以维持它们利益偏向性下的“舆论自由”。而美国定位中东部分传媒平台为“恐怖组织的桥头堡”，其实是为了实现它们在地区上的政治控制力。为此，它们轻轻地放下了所谓的“言论自由”法则。这种对人类长远安全并没有好处的“双重标准”正在受到全世界的抨击。相信未来的国际适合依然处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攻防战之中。
自私的信息流动——
到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里时代里，全世界都在享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进步感。表面上看，信息流动在全世界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从深层次的本质来看，信息流通基本上是单一的，而且没有真正“公平性”。我们都知道，科技革命是西方世界主导的。西方适合也是最早进入信息化时代的地区。所以面对当今庞大的信息市场利益的诱惑。西方国家通过种种途径，阻止信息流动的大众化。因为它们知道，只有控制了信息流动导向才能真正实现它们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当今，世界信息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从欧美国家单一地流向全世界。这就是西方新闻霸权的基础，而新闻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西方国家政治霸权的气焰。而照办西方政治风格的世界其他国家也认为，只有顺从欧美才能获得国际上的地位。但对欧美国家政治经济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则认为，要想实现世界的永远和平，那就要将军事战争转变为舆论战争。而事实上，在舆论战争中，西方依然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本身没有错误，而错误的是西方在利用这种地位的权利时，出现了让世界“不舒服”的手段。在失度的情况下，全世界对美国和欧洲世界都产生了不满。
前几年，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伯尼法斯出版了一本名为《全球地图册》的图书。在书中，两位国际问题专家惊人一致地认为：“尽管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已成事实，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从而形成了他们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每个国家都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都有各自眼中的风险、威胁、机会、雄心和畏惧……”正是在这基础之上，人类才产生了众多的不同和多样化。也许以上说辞带有一种为西方世界领导世界的担忧。但我们同样能发现。在世界还没有走向大同之前，到底谁能保证能带领人类走向永远的和平和繁荣。这到今天一致没有得到公认。根据当前的形势，我们起码做第一步肯定，那就是美国没有让世界“更加和平”的诚意。在美国的竞争思维中，用非友好的或残酷的手段实现一己之利依然是美国政治思维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