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每一个时代都不是幸运者。想想沈从文，想想艾芜。想想屈原、李白和杜甫是怎么死的吧，想想王实味、柳青和老舍是怎么死的吧。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自杀者、疯癫者。可能有一部分被朝庭收卖，如李白和普西金之类，他们获得了昙花一现的幸福，但结局依然是不幸。
作家不应该是幸运者，因为他远离政治和权力。
作家本身就是底层的呼吸，他来自大野草莽、荆棘丛生之地，像山野的种子，在风中四处飞扬，落地生根。
这种不幸的根源来自于他们对自我才华的夸饰和炫耀，这与任何社会的价值观都背道而驰。作家是带有冒险性质的一种生命旅行，从不会安静和循规蹈矩。
他虽然远离政治，却又要挑战政治。文学就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具有破坏性的挑战政治的活动。
想想魏晋时代的长啸者，唐朝的诗丐（也就是那些时尚的诗歌流浪汉），奔向延安的左翼愤青。那些衣冠不整、蓬头垢面、举止怪异、疯疯癫癫、酗酒闹事的人，还有卖身投靠，谗言谄媚者，都与文学家有关。
如今还有一些什么上街乞讨、诗歌论斤出售、寻找富婆包养，这些我们社会的无赖和混混甚至是流氓不知怎么也傍上了文学，让文学颜面扫地、哭笑不得、灰头土脸，差不多要失去仅存的一点优雅。
就像每一栋大厦的竖起都有或多或少的罪恶，每一个作家的竖起也都是由罪恶堆砌的。我不想就这个问题作过多阐述。在这个轻佻的时代，什么卑鄙手段都可能被想成为作家的人运用——有时候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卑鄙的对方在逼迫你就范。比如发表、出版、评奖的交易，比如掌握着文学权力资源的官员及批评家的腐败与下流。比如写作策略的实施、审查者的强大。
另一种不幸是：这个时代太过嘈杂，四处都在大声喧哗，人们无法静下心来赏识你高洁的德行，倾听你泣血的呼喊。社会关系是敷衍的，文学家之间也是敷衍的，作家与人民之间更充满了敷衍和阻隔。
一边是无边落寞的作家，发泄着幽愤；一边是在体制内终于坐到台上的作家带着暧昧的微笑，开始了他们养尊处优，言辞收敛的生涯，而他们的写作生涯也就从此结束了。
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有装怪相、玩噱头的。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都似乎不正。所有流行过的文学时尚都似乎面目可憎。
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极大地干扰了政治家们的活动，永远是异类。因此每个朝代都要向玩弄文学的作家诗人们举起屠刀。文学其实就是在屠场中的一种表演活动。但是因为它具有炫耀和流芳百世的性质，就算杀得人头滚滚，行动处处藩篱，后来者还是趋之若鹜。
——有人说这是文学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特性所致，其实这是一种自我解嘲和人为拔高。
在这种不幸中的作家其实一辈子挣扎和坚持的，就是怎么保住自己的独立人格，自我完善。既能让自己衣食无忧，灾祸离身，又要让自己有响亮非凡的表现（达），让自己成为某个时期道德的紧守者甚至是标竿，成为伟大作品的持有人，成为语言的领航者，成为人们钦慕的对象，成为历史可以记取的名字。
但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和胡编乱造和文质彬彬和苍白无聊离得很近。
文学既然是挑衅者，是火器（马尔克斯语），是匕首和投枪（鲁迅语），既然火药味如此浓烈，那么，文学家的不幸就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