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解放报》曾经为各国作家设计了一个问卷：“你为什么要写作？”问到广西籍的作家白先勇——他是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回答：“我想把人类心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这只是一种说法。关于我为什么要写作，我也曾回答过。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一个问卷，你们都可以回答。但回答了并不表明你们已经清楚了为什么写作。写作的理由是千奇百怪的，有的是从小爱好，有的是受周围人影响和刺激，有的是受虚荣心的驱使，因为要出名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有的是写着好玩儿，写着写着也写出点名堂来了，越写越喜欢。但再往上又上不去，这种情况最多，处于不上不下的黏滞胶着状态。
我们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爱上写作，你既然踏上了写作这条路，既然你承担了这么一个社会角色，被人称为作家，你就要承担它所有的鲜花与荆棘，你就要像个作家。有的社会角色是很清楚的，比如律师，就是替人打官司的，作辩护的；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医生，救死扶伤的。作家呢？真的一句话说不清楚，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有时候像一个心理咨询师，为别人的心理疗伤的，安慰大家的；有时候像江湖侠士，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有时候又像太监，专门给主子献媚的。面目非常含混，也没有一个在人们心目中的准则。这也导致了作家太多太多，加入作协的标准也不统一，一些有权有钱的官员、商人很容易成为作协会员。这是指不正常的情况。一般来说，作家就是给社会提供虚构性文学作品的人。但是一个社会角色他有权利要求这个社会什么，比方自由写作，但也有义务和责任。
为什么写作，反过来推，就是这个社会需不需要你的写作，作家是不是一定非要存在的一种人，一个行当。
不可否认，作家一直以来是受人尊敬的，就是文革，大家也尊敬作家，在焚书坑儒的年月，我们还从火堆里抢书，藏书，在学校图书室偷书。那些被称为毒草的小说是我们的最爱，越是毒草越爱看。文革结束后，我们记忆犹新的一个奇观，就是连夜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买外国小说，像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小仲马的《茶花女》等等。在书店排一夜的队购买一本再版小说的情景，确算得上千古奇观，这反映了人们对作家的尊重和对文学作品的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渴求。
从读者的角度说我们要读书，要读，就有人要写。现在我们已不要读书了。现在什么都好卖，书不好卖，文学刊物不好卖。一个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人编一本文学杂志，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竟然只有千把份订户。文学处于供需严重失衡的状态。我们就非常糊涂和纳闷了：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呢？人家又不需要啊。
古代作家为什么要写作？他既不想出名也不想在经济上、政治上捞一把。曹雪芹为写《红楼梦》愁了上顿无下顿；写《金瓶梅》的老兄干脆搞了一个网名：兰陵笑笑生。是怕惹祸？怕文字狱？既然怕他为什么又要写呢？这就是他非写不可了，他的人生就是要写这本书，他憋得不舒服了，像鸡要生蛋一样。他对那个时代那些人必须有话要说了。那么我就要问问大家，你们为什么要写作呢？是不是有话可讲，非讲不行？不写出会憋出病来？翻开《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后面的“报刊小说选目”、“报刊小说概览”，人都会发晕，一个月竟有这么多人在制造这么多的小说，还不包括不计其数的内刊，不包括网络小说。你一上网，上那些文学网站、读书网站，你肯定会发晕，小说现在是铺天盖地，人们为写小说好像到了发疯发狂的地步。但，我们的小说没人看，就证明文学对人的兴趣不大，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兴衰没任何作用，连消遣、娱乐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甚至会给人带来阅读的厌倦和恐惧。实话说，现在的一些小说的确难读，不用说中短篇，长篇有几部好读的？在座的青年作家老实告诉我，你们写作是受到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啊？肯定是外国的作家和外国的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中国的小说怎么这么难读呢？
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写作。结果作家把自己写作的标准弄得很低很低，很茫然很茫然，很随便很随便，写得千奇百怪，莫名其妙。
其实现在青年作家的眼界和素质都不低，起点比我们当年高不知多少倍。再赶上了什么书都能读到的年代，什么好的外国小说在网上都能买到，又没谁反对你写什么，你可以搞后现代，可以搞先锋，可以搞奇幻魔幻，可以搞批判现实主义。这样的好机会，为什么作品却上不去呢？问题就出在他没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写到哪算哪，作品一构思，出发点是极具个人化的，琐碎的，无关痛痒的，连自己可能都提不起兴趣的东西。当然谈起国家、社会的问题矛盾，他们往往慷慨激昂，可是却无法与自己被称为心血的作品联系起来，总是避开写。我们承认还有一个技巧的问题，但在青年作家中，有一种极坏的集体认同，就是：艺术是艺术，现实是现实。特别在一些小圈子中很严重，互相影响，以为他们的作品才是纯粹艺术的，别人的都不纯粹，是为了肮脏的目的写作的。这是一种狂妄的自卑。据说这种圈子艺术在诗歌中更严重。
关于小说创作，我认为它必须要借助于民意裹挟的力量写作，这点非常重要。其实，你与民意和来自民间的力量，来自民间的情绪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大约才能明白为什么写作。没有这样一股外来力量的推动，无论你的写作技巧多么强大，内心多么自信，你的才华如何的高，你的作品一定是上不去的，无法达到一个时代所要求的高度和境界。有些人的脑子是进水的，有的说我是为个人的内心生活而写作，有的说我是为祖国而写作，有的说我写作是为了休闲。这都是糊涂的认识。我身边的青年作家就有。但我不会反驳，我认为你同这些人是讲不清道理的。越是不开窍的作家越顽固，越出奇的自信，到了自恋狂的地步，可本事又不大。
你说写作是一种很随便的生活，很轻松很平淡的很舒适的方式，这个我不同意。写作是很苦的事，决不是休闲打发时光。看了这期（09年第6期）《小说选刊》的知道，我在《〈巨兽〉创作谈》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小说对人体是一种摧残。”当然我不是说它会把人弄得病病歪歪，甚至摧毁你的身体，我说的主要是对精神的摧残和折磨，有时真的会让你心力交瘁。我第二句话就是：不过我也找到了一种对抗这种摧残的办法，就是到乡下去，拼命地补充能量。
现在我们的青年作家很容易成为咖啡厅、酒吧、迪厅、歌厅、茶寮、高级商场或者旅游度假村的常客，动不动就会出现在这些地方，非常时尚。跟柳青、赵树理、周立波时代的作家判若两人，完全不同了。你现在很难在田间地头、在工厂矿山、在昏暗陈旧的居民区找到一个作家，能看到作家的身影，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了。我们的写作方式跟前辈作家比，发生了根本性的、也是十分危险的改变，而过去作家却是走向守旧和传统的，披一件放羊人的皮袄，与农民抽一锅旱烟，与工人在一个矿井里吃饭。那可不是做秀的，他不是官员。他需要那样。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生活可以时尚，但是我们的文学是不能时尚的，它必须与时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文学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和坚守，它必须有一种高贵的、古雅的、朴素的品质在里面。文学是要渗透到民间和我们生活的角落中去的，它与政治宣传制造的假象和商业亢奋制造的假象都要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它们的俘虏。
由于资讯非常发达，也比较开放，我看现在也没有哪一个青年作家还躲在象牙之塔里，比如都知道官场是怎么回事，城乡差别是怎么回事，贫富差别是怎么回事，官民之间是怎么回事，官商之间又是怎么回事。你不能仅仅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作为一个作家，要呈现，要非常详尽地、真实地、细致地呈现这些，要接近这些，这就是作家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所要做的，所要表明的态度，所要发出的声音，所要书写的文字。你明白，并不等于你感受到了，你感受到了，并不等于你强烈地感受到了，你强烈感受到，并不等于你自己遭遇到了，你的内心受到的冲击是不是到了非要写出来不可的份上？你撞到那个痛点没有？你可能觉得这太难了，也许有另外轻松的写作走向成功的，都一样，你抱着这种侥幸，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很多人被这种写作的难度所吓倒，退而求之，转向另一种活法和另一种写法，渐渐熄灭了心中的那团火，不再有介入生活的欲求，因为没触到那个痛点，他也没有向大众或者向历史向现实倾诉的渴望，认为走向小众也是一种美妙，有一个知音是一个知音，甚至不要知音也行，自我欣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样的话，你的发言谁会在意？你的作品谁会去读呢？
因此我说，现在我们的作家其实还不如一个网民，一个无名的网民揭露的某个骇人听闻的事情真相，受到关注，在一个庞大国家掀起连锁反应比比皆是，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走向。而作家却躲在谁也不知道的角落里，写他自己的哀怨情愁，孤独无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反差愈来愈大。网民正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公平、正义、秩序和民主化进程迈进，这个事实毋庸置疑，清清楚楚。就湖北来说，前几年有一个孙志刚事件，一个大学生在广州街头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而关进收容所被活活打死，网民非常愤怒，结果是结束了中国的收容审查遣返制度。今年有一个邓玉姣事件。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虽在洗浴中心却洁身自好，一个弱女子，面对那些侮辱她的乡镇干部，没有屈服，拔剑而起。这样的杀人，却得到了全国网民的声援，我在荆州问过一个公安局的人，他说这在过去是一定要判的，至少10年，但是，她却无罪释放了，民意不可违呀。可以感受到民间正义和愤怒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简直不可战胜！网民是不可战胜的！可是一个作家你连愤怒都不曾有过，情绪平静单一，十分悠闲自在。有许多中国作家感觉不是置身在中国现实中的人，他们的写作情绪与老百姓完全不相干，这真是咄咄怪事，令人不解。美国作家斯坦贝克有《愤怒的葡萄》，人不仅愤怒，连葡萄都愤怒了。拉美作家谁当年没有作品抨击军事独裁者？马尔克斯写过《族长的没落》。如果我们的情绪没有一点越轨的话，我认为文学就死了。
作家现在也不如记者。许多有良知的记者，为了揭露某个事件的真相，什么造假、贩毒、骗局，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到现场，会受到死亡的威胁。国外作家甚至比记者还勇敢，同样具有一种社会调查癖，受到死亡威胁、流放、追杀，这种例子很多很多。但是在中国目前这种充满了现实矛盾的生存环境中，我们的作家不是在战壕里，不是在第一线，前哨阵地，而是节节败退，退守，把我们的写作现场紧缩，写作空间紧缩，紧缩到我们的书房，紧缩到我们的内心。中国作家的从业方式在现阶段是最没有危险性的，他肯定不如一个建筑工人吧？不如一个煤矿工吧？不如一个记者吧？不如一个农民吧？不如一个警察吧？不如一个医生吧？医生有时还有医患纠纷而出危险的。一个运动员运动过量会猝死、受伤。作家没有风险，政治风险也为零了。政治也忘记了作家，把作家放在角落里，社会的边缘。这样的职业所创造出来的产品——我们的作品有什么价值呢？绝对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分量的。
而我们的作家，为了简化写作，还喜欢把尖锐、严峻的现实平庸化和温柔化。他懒得去找麻烦，找罪受。我们的作家在处理他的写作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势利的、算计的、小心眼的。他不是不计成本的大投入，而是企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甚至想干无本的买卖，空手套白狼，企图毫不费力，投机取巧就能一夜爆红。如果不能的话，一再破灭这种幻想的话，他就甘居平庸，在毫无风险系数的写作中苟且文字。
没有风险，没有责任，没有痛感，没有难度的写作，没有是非观，没有感情投入的写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写作。我认为，对许多作家来说，当下最需要的是端正写作态度，学会敬业。
作家应是他的时代的激烈中心，如果这句话没有错的话，对任何主义任何流派任何技巧的写作者都是适用的。就是不以现实为猎取对象的作家，比较自恋和个人化写作的作家，他的内心也应是时代的激流和风暴。
（本文节选自“在广西北部湾作家群高级研修班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