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作为农学院的教师，从南京城里下派到长江对岸的江浦农场。我和弟弟，也就转入农场的子弟小学。一家四口，相依为命地度过了一段清贫然而其乐融融的时光。至今想起，仍觉得那是一生中含金量极高的记忆。像童话或田园诗一样单纯、自足且不可复得。
既然说到一家四口，所谓的生活，必然是从四张嘴开始的。饮食所带来的回味，构成记忆中的记忆。我就说说江浦的吃吧。
农场有集体食堂。墙上挂一块黑板，用粉笔潦草地写着当天的菜单。经常有错别字，譬如把“肉丝炒韭菜”写成“肉丝炒九菜”，“香椿炒鸡蛋”写成“乡村炒鸡蛋”，诸如此类。我虽然才读四年级，也看得出来，总想踮起脚替他们改一改。好在字虽然写错，菜却炒得不错。大锅菜，喷香。我们家总是排队从窗口打两菜一汤，装在大小不一的搪瓷碗里，端回宿舍吃。就着馒头或糙米饭。每顿都吃得很干净。
吃中饭的时候，总要打开半导体，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联播节目。《万山红遍》、《新来的小石柱》、《夜幕下的哈尔滨》之类。这是最好的调味品。饭快吃完时，半小时的节目挺吊人胃口地中止了，“且吃下回分解”。于是盼望着第二天早点到来。晚饭的钟点，可以听到重播。
日子就这么一环套一环地飞快流逝。虽然朴素，却并不觉得乏味。
农场有养鸡场、猪圈、鱼塘，还有果园、稻田、菜地。食物充足。甚至比城里吃到的还要新鲜。大食堂的那一道道家常菜，别有风味。我最爱吃的炒三丁，系将肉丁、土豆丁、黄瓜丁一起大锅烹炒，浓稠的汁液拌进米饭里，绝对让人吃得碗底朝天。每逢节假日，大师傅更想显显身手，做粉蒸肉、狮子头、糖醋排骨、熘肥肠、火爆腰花，等等。小黑板写得满满的。我一边咽口水一边“思想斗争”，不知该挑选哪几道为好。
后来我们家逐渐熟悉了环境，吃食堂之余，也想开开小灶。用煤油炉，下点挂面，拌在调好猪油、酱油的海碗里，洒一撮葱花。嘿，味道不比餐馆里卖的阳春面差。尤其寒冷的冬夜，能吃上这样的夜宵，全身心都暖洋洋的。
父母的手艺，在这只煤油炉上越练越棒。蒸蛋饺、炒年糕、炖肉汤，花样越来越多。他们是教师，原本手上总端着课本，现在也捧起菜谱来看了。做菜跟做化学实验一样认真。大年夜，我们家做了满满一桌菜，很有成就感。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弟弟醒来，爬起床就去抓碗里的蛋饺吃。父母发现蛋饺少了，赶忙训斥我们：这还是半成品呢，要在汤里烩了才能吃！这种蛋饺，系用搅拌好的蛋清蛋黄在锅里摊成蛋成，中间包上肉馅，仿佛水饺的。做蔬菜汤或杂烩汤时，加上几只半生不熟的蛋饺，待其煮透后取食，鲜美无比。可我和弟弟馋得已等不及了。
妈妈尤其擅长用面筋烧肉，或千张果烧肉。千张果，其实是将豆腐皮打成结，跟肉一块红烧，非常有嚼头。属于南京特色菜，别处较难吃到。这是妈妈从外婆那儿学来的。
爸爸则偏爱拿当地的野味做试验品。他经常去邻近的村落买一只在山上放养的柴鸡，或村民捕获的野兔。有时还到河边，跟钓鱼爱好者讨价还价，买他们新钓上来的草鱼或鲫鱼。到了后来，村里孩子见到他就推销现捉的黄鳝、泥鳅，他也照单全收。回来还直说好便宜。毕竟，他是拿着教授的工资。在农村自然像大款一样阔气。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浦有山有水，够我们靠的，够我们吃的。
有一天，有一位猎人敲门，问要不要野鸭，说着从背篓里拎出血淋淋的一只。江浦一带多湖泊，我们常见到野鸭飞，却未想过能吃到嘴，父亲愣了一下，还是掏钱买下了。忙了一下午，拔毛、清洗、切块、红烧，特意从供销社买来各种调料。揭开锅吃时，却遇到一个问题：野鸭是猎人用喷砂枪打下的，肉里面有洗不净的砂粒，一不小心就会咬到，咯得牙齿生疼……最后，只好放弃。
这是爸爸在江浦做得最兴奋的一顿饭，也是最失败的一顿饭。
它相当于我们全家在江浦的荒天野地间的一次精神会餐。
我小时候住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卫岗。卫岗的牛奶在全市很有名的。这儿有一家牛奶厂，后来又改叫乳业公司。我每天路过，隔着低矮的围墙，看见青草如茵的山坡，散布着一群群黑白相间的奶牛，颇像谁在蓝天白云下下围棋似的。一张混乱却又体现出神秘的秩序的棋盘。草香味、奶腥味、牛粪味扑面而来。让浏览这幕充满田园情调的风景的过客难免有点“晕”。我没去过内蒙古，却能够充分想像出草原的盛况。因为家门口有一块缩微版的草原。
远处一排排简单搭建的牛舍，有穿胶靴、拎铁桶的工人出入。估计他们是去挤奶的。附近还有一片厂房，给新挤出的牛奶消毒、包装的。卫岗的牛奶，从流水线上走了一趟，就被盛进可爱的奶瓶里，运往南京的万户千家。牛奶厂好像还生产奶粉等副产品。尤其一种奶油冰棒，夏天很受欢迎。夏天的南京是个大火炉，街头巷尾都有老大妈用快板一样的木块，有节奏地敲打用棉被覆盖的装冷饮的木箱，模仿老电影里的台词叫块：“冰棒马头版！冰棒马头版！”
我在卫岗，与奶牛做邻居，也就更能理解课本里刚学到的鲁迅的话：“吃的是草，流的是奶。”奶牛在人类眼中，无疑是正面形象，如劳动模范。
卫岗的奶牛，在解放前曾经是“御用”的。明孝陵与卫岗之间，梅花山麓，有原中华民国党统官邸，俗称美龄宫。宋美龄住那儿时，令人从美国进口数十头奶牛，饲养在卫岗。这样她不仅每天都能喝上新鲜的牛奶，还能痛痛快快地洗牛奶浴。难怪她的容颜与皮肤保养得那么好呢，原来天天用牛奶洗澡，简直比唐朝在华清池泡温泉的杨贵妃还胜一筹。也算一种奢侈的美容“偏方”吧。
而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根本喝不起牛奶。甚至还停留在半饥饿的状态。
南京人都知道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典故，也都知道蒋夫人的私人牧场即卫岗牛奶厂的前身。他们一边谈论这前朝的红颜遗事，一边直咂嘴：啧啧，宋美龄每天都要消耗满满一浴缸的牛奶啊——还不包括她和蒋介石饮用的。我在旁边听到，总要联想起政治课上老师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大海里，也不愿施舍给穷人喝。
宋美龄洗浴过的牛奶，是否也通过下水道，流进秦淮河里，抑或扬子江里？参观美龄宫，我最想寻找的，还是那豪华的浴缸。它已经干涸了半个世纪。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奶里（而不是牛粪上）。宋美龄好福气哟。她这一辈子消耗的牛奶，恐怕可以汇聚成一个西湖了。至少，是一个瘦西湖。
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宋美龄在大洋彼岸逝世。她晚年孤独地侨居美国，是否怀念南京的旧宫，以及卫岗的牛奶？唉，美人也会老的。
卫岗的牛奶，因为宋美龄的缘故，在我想像中，总有一股香艳的气息。正如人们觉得秦淮河水，散发出六朝的脂粉味。
我父母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农业大学与卫岗牛奶厂仅一墙之隔。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也是喝卫岗的牛奶长大的。父母年轻时曾留学前苏联，习惯了牛奶面包的西式早餐。他们挺舍得花钱订牛奶，每天早晨都有送奶工准时将两瓶鲜奶搁在我家窗台上。后来，喝牛奶的人越来越多了，或者说，牛奶越来越大众化了，学校建起了送奶站，订户每月发一张日历牌般的卡片，取一次奶画一个勾。奶瓶子叮当响。
直到我十八岁孤身去外地闯荡，才远离了卫岗的牛奶。这是我人生的另一重意义上的“断奶期”。
一晃，又是整整十八年了。我变得越来越沧桑了。回想在故乡成长的经历，恍惚得像是上辈子的事。
再回南京，发现美龄宫还是旧模样，而卫岗牛奶厂，已拆迁了。老地方，竖起了一排排的商品房。牧牛的草场，彻底消失了。楼群间的绿地，只有巴掌大。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为了找自己的影子。可现实却把它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