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经历了修复元气，缓慢上升，形势突变而迎来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有“惊蛰”也有“春雷”，震荡着中国人的心灵。政体逐步从清理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走向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建设性管理，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文艺界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文艺与民主和政治的关系。以1978年为分水岭，前后三十年，中国文艺界有了极大分化。“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五四传统文脉仍在延续，鲁迅于彼时创造的“投枪匕首”式杂文风格是否还在传承，还有用武之地？怀揣如此疑惑，有幸读到《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1978—2000年中国杂文专题研究》，一个时代特定时期的神秘面纱，虽然犹抱琵琶，终于露出一线弦音。管窥真相，两相对照，于不惑年月解开半世懵懂，于人生于艺术都是意外收获的惊喜。
杂文是五四时期在小说、诗歌、散文等传统文体之外，与明清小品文有某些切近之处又因时势需要应运而生的现代文体。文艺界思想界的斗争，虽然不同于战场上的风霜刀剑，但不见硝烟的口诛笔伐，同样进行着关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激烈征讨。《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在近三十年，前期的作家们经受了社会转型时期转换思想意识的考验；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十年的时光里，又有多少仁人志士，在这场非正式的战争中经受了痛楚的考验。“文革”是一段漫长而不堪回首的岁月，是一个有意识回避而不想提及的概念。经历过那段岁月生存下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如王元化、巴金、汪曾祺等，他们心灵上磨砺积生的一层老茧，让人心痛得不敢直面。同时也理解了更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杂文家饱含辛酸的遭遇。鲁迅呼吁直面人生，其犀利的杂文源于对社会时局的批判，而我们后生晚辈却犹疑徘徊，怕与那些饱尝了人为悲剧之苦的面目对视，理解的同情中盛满了宿命的解释。而作者在这本书里，基于对一些史料真相的了解，进而激发了探究的执着念头，正如他在《后记》中澄明写作的缘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问题，始终是知识界、思想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对此，我个人以为，在当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取悦大众、不追赶时髦、不回避危险的前提下，对社会承担一份道义的责任。”从作者积言成书的初衷出发，读者能体会到沉重是源于对局限心灵苑囿的突破，其内里的舒适固然令人留恋，然而想感受窗外新鲜的春风，有时就得先经受严冬的考验。十年弹指一挥间，对个体生存的命运遭际，除了被动地服从，还有无力地抗争。那个时代，共同的悲剧是个体生存者于社会的大熔炉里冶炼的时候，他的痛觉被无限缩小，社会与集合的利益与需求借某种共同前提，得以无限放大，笼罩了个体，笼罩了局部，进而无限地扩充衍生，酿成一个时代，民族，乃至国家的悲剧。以牺牲一代人简单的生存愿望为代价，反思却在十年后的另一代人那里开始。犹疑、畏惧，惶惑，一层一层揭开笼罩其上的面纱，终于明白，大浪淘尽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英雄不失本色，还原其普通人的本性，过失也难免存在。鲁迅置身时局，既不同流，亦不合污，其清醒的反思与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切中肯綮，直刺时弊的精短文字，使后人敬仰敬畏，也唤起了一种怀念——道义、信念、责任、良知。那些被世俗潮流遮遮掩掩的一腔正气，知识分子身上令人敬仰的一些基于文化传承的特殊品质，作为“社会良心”的存在，提供思想营养，并在参与交流中给予智慧的相互启迪。
怀念着鲁迅。也读到一些新时期继承鲁迅遗风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先知先觉，拥有超前思考的独立精神、意识和行为，自觉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从道义与良知的角度，摈弃个人安危，依然在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进程中，逆势伫立，思考利弊，不盲目跟风，不妄下断语，不迷失本性，被学者朱建国誉为“早叫的公鸡”。有几位杂文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就蕴含着这样值得细细品味的因素。
王小波，作者称其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国民灵魂的拷问者”。其杂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风格鲜明，正因如此，使得他的杂文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作者认为王小波始终坚持以一种理性精神、态度，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消极因素、负面影响）、国民心态（尤其是其中的阴暗成分、落后因素）进行严肃而毫不容情的解剖、批判，并对隐含于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背后的文化背景、心理根源作刨根究底式的探寻、追问。王小波的理性态度，在我们当下与社会主流媒体保持着适度距离，原因很简单，虽然我们明白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且懂得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但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群体，对民族，对国家，质变的阵痛是难以接受的，尤其当对手或者敌手直指自身的弱势，护短还是勇敢地揭开伤疤，补短修长，这是一场不亚于战争的考验。只有如鲁迅才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勇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也正是有鲁迅这样的勇士做榜样，才有了王小波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勇于担当，也才有了大批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国家与民族的幸运也源于这些知识者的担当与传承。王小波也曾讥讽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懦弱，虚荣甚至虚伪，讲一个“大山临盆”的故事，形象、生动、幽默、辛辣。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不禁哑然失笑，却永久地存入记忆的锦囊，这个小故事算不上“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一类，却憨厚而有力地支撑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的内涵，给后来者供给了借鉴的思想资源。王小波的文字超越了他的生命，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读到此处，方知杂文虽然篇幅短小，其劲道可谓不逊！至人只是常，王小波始终视自己为众多平凡者中的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坚信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而他的杂文语言，风格平易又耐人寻味。作者称王小波杂文为“智慧的言说”——“毫无权势，一些知识，一些智慧，以及尽可能多的趣味。”（罗兰·巴特尔1977年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讲》）清新浅显，大实话、大白话中穿插一些口语，甚至俚语，用得妥帖活泼；幽默辛辣，貌似调侃的文笔中饱藏机锋，将嬉笑怒骂熔为一炉；洗练缜密，富于机趣，如王小波曾说“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作者认为对照其作品，当信此言不谬！
陈四益是当代杂文创作园地中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新百喻》《诗画话》《唐诗别解》《文化杂咏》《玩具杂咏》等系列杂文，作者在研究中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寓言体或曰故事体，如《新百喻》系列杂文，《啄米鸡》一文为读者刻画了一个类似于“只吃不摇头”的啄米鸡，来讥讽那些工作中“言必点头称是”别无所长的庸才形象。另一种是诗话体或曰诗文体，如《谒鲁迅墓》诗注组合，忧虑封建文化、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正一天天地走近我们，而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鲁迅却一天天远离我们而去。从一个侧面说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的回潮；而鲁迅的远去，却可能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因为鲁迅身上所体现出的独立人格、批判精神、民众意识以及爱国情怀，恰恰是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所迫切需要的。陈四益与漫画家丁聪合作的诗文合一的系列杂文，为当今杂文创作提供了一种融诗歌、杂感、漫画于一体的新的杂文样式。无论是寓言体还是诗话体，对当今杂文创作均有创新意义与借鉴作用。
邵燕祥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更是一位出色的杂文家。199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以“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的名义推出新时期以来最有成就的杂文作家的作品集，邵燕祥被推为八大家之首。他的《大题小做》《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都是值得阅读的好文章。他说“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国土上，万象纷呈，新旧递嬗，充满矛盾，多么需要批判精神，需要具有批判精神的清醒而坚定的人啊！”“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这本书里，作者总结邵燕祥杂文的特点：具有浓重的论辩性，闪耀着夺目的理性光彩，自始至终贯串着不虚美，不隐恶，不为“尊者”“贤者”“亲者”讳，也不为自己讳的史笔的实录精神。蜀地“鬼才”魏明伦的杂文集《巴山鬼话》提出“三独”“三无”说，即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达；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杂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内容的大胆、尖锐、直率，文风的明快、泼辣、富于激情，给大陆青年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宁夏本土杂文家牛撇捺受龙应台风格的影响，以《中国人生气了》一文呼应“尽一份国民的本分，负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
还有两位特殊的杂文作家，顾准和张中晓。顾准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思考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指出了直接民主（群众运动）的弊端，倡导多元化。顾准的理论当时几乎无人能懂，今天，人们公认他是中国自由主义先驱，他的《顾准日记》《顾准文存》是思考的结晶，也都是兼具思想性、史料性的作品。
张中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1955年5月因胡风冤案牵连被捕入狱。他的《无梦楼随笔》，思考传统文化中封建、专制、迷信的糟粕，以犀利的文笔进行深刻批判。顾准和张中晓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继承了鲁迅及五四精神，针砭时弊，切中肯綮，作者对他们给予同情的理解又含着深深的感慨。在一个集体无意识年代，他们还能在困境中保持独立思考的品质，极其可贵。这世界总有一些良知的承载者，如质地坚硬的砾石，顽强地抗击着外在粗糙的磨砺，保全其蚌病孕珠的本性，后人阅读他们的著作，胸中激荡着一腔浩然正气，世事幻灭如斯，精神与灵魂却有自足的遗传方式，让后来的有缘人续上那一段香火，且一脉传承下去。
作者在第五章个案研究中以王小波、陈四益、邵燕祥、魏明伦、牛撇捺几位最具代表性的杂文家为例，从整体上关照新时期杂文创作的内容、形式、风格以及对鲁迅文风的继承与创新，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每一篇文章以杂文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既有研究内容的科学性、严谨性，又不失杂文风趣、幽默，寓庄于谐的文风，读来兴味盎然，全然不同于绷紧神经读一般学术作品的枯燥，依然能体会到美的愉悦。知识分子也同样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生存者，任何个体生存者，首先都要顾及到国体政体这些构建民族大厦中的梁与柱的作用，起到维护、修缮作用，掀梁毁柱并不是任何扎根于民族国家生存地基中的人想要实施的策略。鲁迅主张毫不留情地自我解剖，“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来”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深度自省，每一位杂文作家针砭时弊，澄清利害，为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尽一份绵薄之力，其情可嘉，其心可悯。遥想屈原曾沉重呼吁“众人皆醉我独醒”，那种空前的孤独与悲凉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又一次引发了读者的感触；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要力担当，在新时期这些杂文作家身上，我们还或多或少能感受到一脉相承的欣喜，也许这正是作者钟情于杂文之“带刺玫瑰”的缘由所在。
读完这本书，不由得对杂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过去读杂文，因为不懂其深藏内里的妙处，觉得并无多少可供借鉴的东西。现在觉得杂文像表演艺术中的相声、小品，插科打诨，虽然不正面触及重大主题，却敏锐地发现国计民生、各行各业貌似完善的轮廓下，隐匿着常人无法发现的漏洞，杂文家们主动担负起责任，查漏补缺，即使不为大众所知，他们仍然独孤而倔强地战斗着。一个社会不只是需要鲁迅所说的“脊梁”“中流砥柱”式的中坚力量，也需要一小块硌脚的碎石，提醒人们注意脚下的路还有不平坦的地方需要修整。自然的万物纷呈，宇宙的包容和谐无不昭示了这样的道理。
作者在前几章回顾了1978～2000年杂文创作的发展历程、基本主题、存在的问题、作者的类型。重点研究王小波、陈四益等个性鲜明的杂文作家，顾准、张中晓等新时期独具一格的杂文作家。每一部分作者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杂文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表征，同时也从学理层面深入探究历史传承与未来趋势，再现杂文浓缩时代特征，从侧面反映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对社会、文艺、大众的集体无意识给予抨击，以尖锐的思想督促警觉与校正。杂文作为文艺创作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时下“投枪匕首”的威力不再，但依其自身的优势，击中时弊，如针如刺，令闻者有所顾忌、警戒、提高、改进，这该是新时期杂文价值与意义的根本体现。第六章余论提出杂文创作的未来趋势——关注“底层”，作者指出自1998年开始，一批有思想的杂文作家开始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及命运给予更多关注和思考。这与当下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一致的。“至底层，便是社会的根基，它托起整个社会，因此，底层的状况，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对底层的态度，也就决定了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代表正义与公平。”作家只有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感受底层普通民众的疾苦，建立并坚持民间立场，作家的心灵思想才有可能保持应有的真诚、真挚，才有可能保持真正的批判精神，起到监督与建言的作用。作者在此对杂文作家承担的时代责任给出了明确界定。作者直言杂文作家的责任与义务，是深谙杂文个中三昩的。
作者在余论中说，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如鲁迅、陈寅恪、张中晓、顾准等，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从来没有放弃自己作为社会良知应尽的责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任何时代，或许都会不同程度地放射出自身的光芒。作者还触及到当代思潮中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亲孔子而远鲁迅。
孔子儒家精神的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鲁迅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也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绕开鲁迅而一味地抬高孔子的时代地位，渲染其中庸之道，固然有相应的依据与意义，但时代毕竟在向前推进。我们崇尚祖先创造的精神财富，对“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名言也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已经证明了科技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民主与科学，从诞生至今，就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张扬旗帜，我们不能脱离孔子儒家思想的根基，也离不开科学与民主的指导。思维最可贵的品质是批判性，质疑性，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更应该多一些审慎的思考。这个问题不是科学界文学界或者思想家提出来的，而是在杂文这种边角料式的体裁中，作家们敏于观察勤于思考直言不讳，入木三分，掷地有声提出来的，杂文体积小而分量重可见一斑。
杂文作为文学体裁的特殊样式，以短小、精致、幽默、辛辣、针砭时弊而易于为大众接受，以新闻体的有效性与及时性弥补了小说、诗歌、散文这些纯文学的慢节奏缺陷，作者欲吐心中郁结之为快，而兴之所至，顺手拈来。其管中窥豹的效果，容易激活作者的写作神经，更容易刺激读者的阅读神经，这样的效果，“大山临盆”一类小故事就可以得到印证。这本书里还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小故事，百字有余，千字不足，分量却不能以斤两论。一本杂文研究著作，同时也是一篇篇杂文组成的有机体，有理性的分析，有感性的评说，有诸位杂文作家的经典作品片断佐证，如同明珠镶嵌其中，熠熠生辉。作者评价魏明伦杂文的语言特点“形象而不流于浮华，深刻而不失于晦涩”，这句评语用来概括本书的整体特点亦不为过，阅读的乐趣亦蕴涵其中。作者的洞见与不见“给予我们一个新的更为普泛的观点，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宽广的知识的地平线。”（德国恩斯特·卡西尔语）
读《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这样的文集，不由得目光清澈些，头脑清晰些。欲要用一把无形的尺子度量，自1927年陈寅恪先生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观点，经鲁迅等五四仁人志士的发扬光大，新时期顾准、张中晓等知识分子的接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知识分子触摸着这一线精神与灵魂的引导前行，将“大河有水小河满”的惯性思维模式颠倒过来，调整为“小河有水大河满”，个体与群体，局部与全局，弱势与中产，贫富与阶层，对这些命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心灵底层的愉悦——庄谐之间，唯美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