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纪文先生现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他先后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进入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出版《淮南子研究》《王士禛诗学研究》两部学术著作，主编、参编《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评析》《先秦两汉文论全编》等三部著作，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是一位颇有心得的学者。他常说：“学术研究如遨游海洋，我只不过撷取一滴水而已。”由此看出孙老师的治学态度。他做学术研究不因循守旧，常用新视野审视学术问题，把专业知识建立在广博的学理基础上，具有兼容意识和自省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工作着。宁夏大学的研究生楼到学校图书馆之间有一条宽阔的马路，从这条路能清晰地望见校园的景色，孙老师行走在这条路上，体验着读书的快乐和为学的乐趣，我们还是以评析他的三部主要学术著作来共享这份自得吧。
一、关于《淮南子研究》
孙纪文老师硕士研究生阶段主攻的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师从福建师范大学郭丹教授和宁夏大学唐骥教授。硕士学位论文《淮南子文艺思想论》曾得到两位指导老师的较好评价，毕业后到宁夏大学工作。2011年他又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师从郭丹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考虑再三，把博士论文的选题定为《淮南子研究》，以此继续深入研究古代经典著作《淮南子》，并试图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淮南子》的文化学价值。
2005年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他的学术著作《淮南子研究》。此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淮南子》是西汉前期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赡的诸子论说式理论著作，具有重要文化史价值。其博奥深宏的内容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资源。该著从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的角度入手，采用朴学为本、西学参照的研究方法，通过解读与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及神话学等相关的命题、范畴、话语、论说的精义，阐释这些精义特定语境下深层的文化底蕴，以期揭示《淮南子》的经学史价值、历史哲学思想的意义、诸子学的构成特征、文学特质的复合性以及神话的嬗变规律，透视这部书自在和潜在的文化史价值。
这部著作的主体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探究《淮南子》的经学素质。第二部分审视《淮南子》的历史哲学思想。第三部分考论《淮南子》诸子思想的构成状况。第四部分探究《淮南子》的文学特质。第五部分解读《淮南子》所录神话的演变状态和相应的特征。这样，就对《淮南子》所附着的文化史符号意义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论述，从而在总体上对它的历史存在属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全书旨在表明：《淮南子》中那些立足于先秦、汉初文化而构成的颇具包容精神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神话学的文本内容，需要我们以历史的和逻辑的心态去理解它们，去感受它们在文化建构中的真正含义。《淮南子》文化思想的特征——政治性、实践性、审美性、整合性等等，更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去品评它们的优长与局限。纵观全书，这部著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是融入前人成果而有所推进。《淮南子》属于杂家代表，可以说是古代诸子百家中兼容性思想的典型。“尽管有的文章立意过于偏颇，不免有邹书燕说之嫌”（孙纪文语），西方哲学家胡塞尔说“回到事实本身”，他认为这才是研究历史典籍的科学态度。儒家重人道精神，道家重宇宙意识，两家各有侧重而互补，两家都重“仁”和“礼”。钱穆解释“仁”，是人类内在的共通之一般真情与善意；“礼”是人类相互间恰好的一种节限与文饰，具体说来就是感悟到自然、社会、人类之间存在互感关系，《淮南子》力求表现这种微妙的对应关系，以使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兼备。
《缪称训》说“君子慎其独也”。讲求人性的平和，本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淮南子》的主张道家全盘继承。孙老师阅读的原典是北京大学刘文典教授写的《淮南鸿烈集解》，刘先生在《自序》中说：“《淮南子》一书博极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诚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村府，太史公谓‘固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秦汉思想简议》中认为是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改造了道家的“无为”学说，体现了《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是《吕氏春秋》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于首奎《西汉哲学新探》分别论述了《淮南子》的哲学思想、宇宙观、朴素辩证法、历史观、朴素的唯物史观、无神论思想等。
孙老师从诸位前贤见仁见智的研究成果中，充分借鉴吸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对古代文学批评的成果，批评的尺度，批评的标准，批评的范畴，批评的话语标准都有独到的看法，这是他硕士论文《淮南子文艺思想》的写作基础。“讲求人性的平和，本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淮南子》道家们全盘继承，在我的意识里，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写作背景和参考系”（孙纪文语），“《淮南子》的特点正是把先秦各家各派的思想综合起来，试图寻找一条较温和的思想为统治者提供政治方略。同时也不排除劝谏当时的汉武帝各家并重，为各派的发展提供一方空间的用意。”（孙纪文语）这就是孙老师作为现代学人，以朴学立论有据为学术根基，兼容西学拓宽视野，凭借独到的眼光在架起古今文化桥梁的方法与途径上，打破门户闭塞之私，沿袭《易经》磅礴浩荡的圆通意趣，探究“天下一改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精神内旨，能接踵而行者少矣。
学问之路“呈现出生命的华美，就像一段欢愉生活嵌在素朴而且有优美旋律的歌词里一样。”（宗白华语）学问一代一代传承，因了这种传承而不断推进，流芳百世，在怀疑与信仰之间沿袭古圣先贤的足迹开拓出新的道路，这才是问学之路。《淮南子》把天地万物统领得条分缕析使人惊异，面对这样一部艰深的学术著作，孙老师体会到了丰富与优美。每天读书如面晤大师，悉心聆听教诲和指引，由此知道每一位成功学人走出成功之路的原因是他们诚心接受指引而主动前进。读硕士博士期间，导师们影响他最大的是思维方式和做学问的方法，既重视文献又重视做人。文以人名，人以文名，两者相辅相成，从接触的导师身上无一例外或隐或现地体现出这个特点。一般而言，做学问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下往上积累的过程，一种是由上往下，由难到易的过程。懂得要用立体式联系式思维，避免平面式思维，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学术研究常有的事，对一个问题不放弃，思索研究一定会有结果。这结果里包涵一种趣味，那种“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朱光潜语）这是他潜心学问而倍感快乐的缘由。任何学术领域一定有境界之分，不需要特别激进也不需要特别保守，需要中和渐进的态度。在文学理论中一下子进入“本质”论就有点老了，好像人一下子看透了一个人，有意思是在过程中慢慢参悟，有时好的一面突出，有时坏的一面突出。用开放的眼光去看问题，洞见使人喜悦，不见使人迷惑，正如穿衣服，穿的是西化的样式，但你不是美国人，你还是中国人，孙老师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白了古代文论向现代研究转化的问题，他研究《淮南子》就基于这种见地展开了。
第二是视野开阔而有所新见。在研究《淮南子》的过程中，孙老师的经验是，用新视野看问题不能简单化，不因循守旧，哪门学科都尽可能多地涉猎一点。把专业知识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入门需正，立意需高。树立前沿意识，兼容意识，思辨意识，创新意识的学术理念；讲究治学方式，还要重传统，关注新的领域，跟上学术前沿，利用载体及时获取信息，与同行交流。
孙老师对《淮南子》的文本解读非常细致，因此论析《淮南子》的文化价值时新见迭出，如论述这部经典与经学的关系，谓五经六义的含义在《淮南子》的时代还没有统一化的解释，《泰族训》可视为使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前开放式的解经体系的表现；考论《淮南子》历史哲学包括五个方面，并具有政治性、规律性和辨证性三大特征；文学特质方面对文体学的意义以及道家与儒家文艺思想的交融的论述；对神话历史化的探索，谓神话历史化更多的是以政治倾向为重，以及对“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神话的解读等等，论述翔实，有说服力，都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再比如，有学者认为《淮南子》的理论体系非常完整。孙老师经过仔细研究却认为这部经典并非完全有自足的理论体系，而是以《淮南子》著者关心的重大问题为视角写成的皇皇巨著，当时的淮南王刘安及他的门客们并不关注所谓的理论体系。当然，不关注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这部经典是无序无组织的，而是有古人的深入思考在其中，正如孙老师在书中所言：《淮南子》没有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没有结构意识。这里的“结构”，非指表层结构，即篇目之间的有机关联。事实上，《淮南子》二十篇之间的表层结构是杂芜和荒漫的。从选题上讲，有的论题是明确的，如《原道训》《俶真训》《兵略训》，有的论题则宽泛无定指，如《泛论训》《诠言训》《说山训》《说林训》。从立意上讲，有的论道，有的论哲理，有的则是认知能力的集合，像一个知识浓缩的宝库。总之，上下篇目的承接关系无迹可寻。但是，孙老师又认为，《淮南子》的文化深层结构是具有的，他说：“具体而言，《淮南子》试图为思想世界提供一个容纳先秦遗产文化的构架，它关心的是在这个构架中天地人、情理事诸文化要素能否和谐发展。也就是说，《淮南子》试图寻找一个自然、社会、人世相打通的宇宙发生模式，进而在这个模式中建立和谐的治理秩序。”这些观点是非常具有新意的。再如《淮南子研究》关于文学特质的分析也颇有心得。孙老师从文本的辞赋化特征、文体解析、文艺学范畴的混沌状态和临界状态、文艺思想四论、对道家文艺观的秉承与背离五个方面对《淮南子》的文学特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淮南子》文艺学思想的研究颇有深度。再如《淮南子研究》中关于神话的探索也很有见地。孙老师大量阅读前人关于中国早期神话研究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神话演变中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意味，并提出神话演变有“点式动态结构”的特性等等，都非常有启发意义。简言之，孙老师从文化价值的角度对《淮南子》作新的解读和探索是比较有学术见解的，正如郭丹教授所说：“他（指孙老师）对文献的把握比较全面，视野开阔，站得高，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因此是一篇具有相当分量的论文。”
第三是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孙老师既遵循传统子学的研究方法，也吸取当代文化学者立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两种方法融会贯通起来，从而使《淮南子研究》的思路更加开阔。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子学研究同样重视方法论的运用。西学东渐以来，前辈学者研究“子学”尤讲门径。梁启超、胡适诸前贤认为研究子书概从如下方法做起：1.须将子书的宗旨、纲领，完全了解，关于此书之序文、凡例、目录等，须一一细读。2.须明白著述之人的历史环境，学问渊源及此书之解题、流传、原委等。3.后世名人之批评。4.须求善本，有整理子学史料之工夫，能校勘，会训诂，善贯通。这些方法可谓研究国学的传统方法。后来，罗根泽先生整理诸子，提出五种研究方法。1.人的研究。2.书的研究。此又分两种：（1）文字内容的研究——校注、通释、标点、索引。（2）著作年代的研究。3.学说的研究。此又分两种：（1）侧重人。（2）侧重学术。4.佚文的研究——就是辑佚的工作。5.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这些方法可谓研究国学的基本方法。当然，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学学者亦为方法论的开拓做出了贡献，他们虽引进西学的新方法，但仍以实证为基础。前贤们或以传统方法为本位，或以朴学为基本，合理吸收西学的分析法而归纳和演绎。时至今日，子学研究依然两条腿走路：一是朴学式的，二是西学式的。只是西学式的渐渐与朴学式的并行不悖，脱离从属地位而独有话语领域。朴学式的研究，如校勘、训诂、辑佚、考证等依然成果不断。而以西学的方法论进行解读诸子的著作无疑开阔了研究的视野，逐渐彰显诸子文化的价值所在。当代学术中，在这个方面做出探寻的要属萧兵、叶舒宪两先生的研究成果。萧兵、叶舒宪的《老子的文化解读》是一本从崭新的文化学视角解读《老子》的书。两人力图通过跨文化比较，讨论“道”与民俗神话中某些意象、观念的联系，以挖掘“道”的原始文化根源。叶舒宪的《庄子的文化解析》则试图从神话思维、原型意象、神秘数字和宗教礼仪诸方面探讨《庄子》及道家思想的深广文化渊源。以期在古今对话与中外参照中对庄学做出新的阐释。尽管他们的成果“则仍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探索意识无可置疑；尽管他们的学理基础有“预设”的一面，思维擅长从归纳移向演绎，被视为是“文化学方法在国学研究中的否定性的战略大转移”，但毕竟隐隐触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层质地，说这质地具有早期人类文化的共通性也未尝不可。总之，明乎以上研究方法的得失之后，才愈来愈感到学理基础的重要。
就《淮南子》的研究方法而言，遵循朴学的路子朝前走是合乎学理要求的。然而，此书经前人的校勘、训诂、注释后，足可一观。同时，《淮南子》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亦日益理清，如成书时间经日本学者考辨为汉景帝时期，作者的构成应以儒道两家学者为主等等。我们所做的是，尽可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而创新既离不开朴学，也离不开西学；朴学使我们立论有据，西学使我们视野宽阔。于是，孙老师的研究就有了“聚焦”——把《淮南子》纳入文化史的视野中去体察，以期寻找《淮南子》所含带的先秦、汉初文化的符码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并通过解读这些文化符码，捕捉和透视那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学活动因子，以还原历史长河中一段文化情结。因而，写作语境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写作方法背倚朴学也离不开西学的参照。
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孙老师的写作思路依然受到传统目录学的启发，以经、史、子、集的四重空间排列各章节。可是，在孙老师的意识里，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写作背景和参照系。在此，经学的、史学的、子学的、文学的视野只不过规划着这个课题的知识眼界和思维方式。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学人借鉴的。
由此看出，选择《淮南子》研究是非常有难度的，但孙老师奋力前行。正如孙老师在《淮南子研究·后记》中所说：“选择这个课题作博士论文，本隐含着相当大的难度。因为《淮南子》所富有的传统文化的意义是如此的深厚，其中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神话学等各学科的知识，以至于我常常沉溺于传统文化的长河中而不拔，常常浸染于传统学术的语境中而踯躅，故下笔格外斟酌且伴有丝丝的激动心情。这复杂的心理在写作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后来，随着写作状态舒畅化的来临，这种心理虽然渐渐舒缓了，但心中的崇高感依然埋藏于不经意处而流露于笔端。”由此看出孙老师一心向学的心境。
有句歌词曾唱到：“悄悄地我从过去走到了这里，我双肩驮着风雨，想知道我的目的。”孙老师正是心存学术世界，才使他的《淮南子》研究具有了新的学术眼界。
每当春天来临，宁夏大学研究生楼前的玉兰花会与人相见一次，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春天的景色却见证了孙老师忙碌的身影。他看着这条路上的风景，快乐地行走在读书的路上。《淮南子研究》出版后，他还研究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学批评问题，与郭丹教授一起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学批评》。近年来，他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新时期宁夏小说评论史”、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项目“宁夏艺术史”、宁夏社科规划项目“清代中前期诗学重要论题的文化意蕴研究”等多项课题，曾获宁夏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通过《淮南子研究》和其他课题研究使孙老师形成一种学术上的追问精神。孙老师的追问精神不仅体现在生活细节上，学术上不懈的追问，严谨求实的作风已经成为习惯。大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体现出一种不懈的追问精神，凡学问做到高一境界的学者大都训练出了不断追问的精神。他让学生从生活细节中体会到学术是圆润的功夫，做人做学问是一体的。正如他说一些大学者身上有一种坚韧的精神支撑，因而他们都取得很大的成就。《菜根谭》里有句名言形容得很好：“读书如服药，药到力自行”，积累到一定程度，精力与学力同为每个人最大的财富。他讲《人间词话》，说每次读都会受感动，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既是读书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生磨砺悟道的必然高度。讲到这一段，他说，王国维是大家，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把一生规划得很清楚，他对“境界说”作了最好的注脚。学问的关键是眼光和资质，一个人的天生资质西方称为天才，文学家艺术家对外部的事物很敏感，他们在发现之中用简洁的词语表达自己对世界，亲人，朋友的看法和想法。一些阅历浅，情感饱满的人容易成为艺术家，因为艺术创作饱含情感，一个天生忧郁的人，可能具有艺术家气质。而研究的学问是在小点中见长的，读研究生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才算一种境界。这是他研究《淮南子》及相关学术课题的体会，值得我们深思。
二、关于《王士禛诗学研究》
2006年3月，孙老师进入西北师大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师从著名学者、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先生。孙老师又选择了文论研究的高难度课题——诗学研究，这次他选择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题目是《王士禛诗学研究》。完成《王士禛诗学研究》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赵先生在序言中说孙老师“为了完成这个课题，他到王士禛的家乡山东桓台县（清代新城）等地进行学术考察，拜访了不少当地熟悉地方文献、掌故的人，在山东、北京等地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掌握大量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他开始撰写《王士禛诗学研究》。在赵先生的指导下，2008年他的出站报告《王士禛诗学研究》获得出站答辩委员会专家较好的评价。经过孙老师的修改，2009年初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份出站报告《王士禛诗学研究》。
王士禛（1634～1711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诗论家之一，他以倡导“神韵”诗说而著名。本书的主体内容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梳理王士禛诗学研究史。第二部分探究王士禛诗学的重大文献学问题。第三部分从新的角度解读王士禛的诗学理论。第四部分论析王士禛与严羽诗学、清初唐诗学、清初杜诗学的关系。第五部分论述王士禛的诗歌选本与其诗学思想之间的关联。第六部分阐释王士禛诗学思想的构成肌理及当代价值。全书旨在表明：王士禛诗学体系博大而精深；王士禛诗学是对明代诗学的一种超越，也是对清初诗学的一种新的建构；王士禛诗学是传统诗学中的理论典型形态。我们应秉持历史的、逻辑的态度去理解古代诗学理论，并重新确立其中的文化意味。全书内容对于王士禛诗学文献的研究而言，对于王士禛诗学体系的研究而言，对于王士禛诗学思想的研究而言，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而言，都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孙老师在书中认为，以往的研究表明，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王士禛所标榜的“神韵”说及其理论价值方面。实际上，单纯以“神韵”说的理论来概括他的诗学思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王士禛的诗学史观、诗歌文体论、诗歌格律论以及诗歌美学思想，都是他的诗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本书的研究正是着眼于全面研究王士禛诗学体系的面目而进行的。而研究的前提是诗学文献研究。依据这些构想，本书从六个层面对王士禛诗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书的著述特色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深入。深入研究王士禛诗学的文献学价值和理论价值；对于诗学文献上存在的问题作一些深入的考辨；注重阐发王士禛诗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并且以王士禛诗学的研究为个案，为清代诗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一条探索的路径。第二是出新。本书的很多研究视点是非常新颖的。如文献问题的考辨；王士禛诗歌选本与其诗学思想的关系；王士禛诗学思想的构成论等等。第三是系统。关于王士禛诗学，学界也有论述，但是少有系统性质的研究。本书既从文献学角度全面考察王士禛诗学文献的主旨内容，又从文艺学角度深入探究王士禛诗学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演变轨迹，并对他诗歌理论的价值进行评判。总之，全书深入研究了王士禛诗学体系的构成状貌并论析了其诗学构成、变化的文化缘由，探究了诸多诗学问题的深层次缘由。因此，相对于以往的研究内容，本书的研究内容是有所创新的，也是有所突破的，为清代的文学研究、诗歌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的根据。
2009年夏季，在一节文艺学课上，孙老师穿了一件铁锈红短袖衫，显得很活泼。一进门，看到学生都盯着他的衣服，他说今天我们讲诗学理论，创作是常青树，理论是灰色的，所以我穿这件衣服要有点衬托，让大家知道词的颜色是这种，我们可是学理论的，要知道理论是什么颜色。孙老师用幽默的语言把学生引入诗学，也引入《王士禛诗学研究》。他说，我们心中不可没有诗意、诗境，诗词是感情的载体，最能体现性情，诗词家大都是性情中人，属于理想家。一个作者的原始想法可能与作品有悖，但最高层面是哲学的，其“襟抱”可大可小，大可包容宇宙，小可细化江河，形式美总是艺术美的先决条件。有本书提到天地间很多灵气都集中在艺术家身上，很多意境就在有无之间。通过研读刘勰《文心雕龙》、钟荣《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王士禛的诗学著作，使我们了解到古代除了诗词，还有诗话体评论这一独特的存在。严羽《沧浪诗话》说：“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以禅理喻诗，“日仙，日禅，皆诗中本色”别材别趣就是仙与禅，自是一番境界。再读王士禛的《渔洋诗话》及袁枚的《随园诗话》等几部诗话著作就能更好地理解情与景、情与理、情与事、情与物的关系了。读前人的诗词最初在情感上如遮屏障，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称为“隔”与“不隔”，今天似乎很难找到比这更恰当的形容。“隔”与“不隔”用于人与人的关系距离远近，运用到文学批评中表现诗距离读者远近。“池塘生春草”意念上不隔，李商隐的诗迷离、凄清、忧伤又无法言说的感情寄托读者能产生共鸣，这就“不隔”。比如出行坐桑塔纳就“不隔”，坐拖拉机就“隔”，拖拉机颠簸在土路上，有时也许心情愉快，但还是“隔”。喝茶，清香回味就“不隔”，否则就“隔”，人的气息（名人）带给你的感觉非常愉悦叫不隔，作品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即不隔。因此，王先生显然运用了两套批评话语，隔与不隔的着眼点在作品形象上，作品形象鲜明自然，意境突出，情感真切就属于不隔，隔与不隔将作者、作品、读者、世界文艺理论的四要素联系起来了。他联系《王士禛诗学研究》所说的以上话语是非常有学理见识的。
一个批评家在其理论批评中所运用的基本概念、角度、层次以及语态、字体的结构关系，都可以称作批评话语，这是最个性的。实际隐含着批评家的眼光和艺术家的气息。进入古代作品有一个过程，发掘古人的作品及其文貌，再现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人一定有一个时期才华就会迸发出来，如一朵花某时开放，过后又凋谢。常青树是不多的，一个人身上的优点或缺点是几代传承下来的，一个个体不只是个体本身，而是亲友、世家的集合。世间有好茶如真有好人一样，人生百态靠自己去体悟。孙老师把生涩的理论用生活兴味来融化，浸染着充实之美和空灵之美，犹如给了学生一杯花茶，浓郁的香味溢满了教室。难怪他连续三年获得学校教学质量奖！讲到诗的意趣，他举周邦彦词“清空”的特点。如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曹能始“春光白下无多日，夜月黄河第几弯”，王士禛“一夜花开湖上路，半春家在雪山中”，这些诗的“味外之旨”带给人更多愉悦。“清空”可以用言有尽而意无穷来概括，却不能下具体的定义，这就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范畴。孙老师又现身说法读了自己填的一首词：“一段清音寄江山，万里神雄赴京川。燕地晓月迷离染，塞外烽烟递平安。胸有风韵天地宽，笔存经纬拜上官。此去鹏飞音信远，换得一将镇边关。”这是一位朋友北上时他写的送别诗，表达他的情意比直白的语言更富有韵味。学作古典诗词也许不够好，但可以尝试。“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词贵意多”，包容力极强，创作词的两极是天才与学力。有些词作者的功力如冰山一角，看不出人工斧凿的痕迹，功夫都在暗处，高手慢慢就把事情做好了。写点古诗像工匠不难，难得是像艺术家，不拘泥于形式和表面。对理论的理解要在创作中才能体会更深，许多词论家同时也是诗人。“诗的历史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他们写诗旨在达到孤独之自我净化，化焦虑为心平气和。因为懂得做诗的技巧，相反他们也会受到格式的拘束。学习文论不是单纯讲理论，更要在实践中感受。中国著名诗人影响后代诗人，有些也提到受前代诗人的影响，为我们思考诗歌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清空”不只古人词中有，今人曲中也有。孙老师用一首歌《一条路》来说明境界，“一条路落叶无迹，走过我走过你，我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从这几句中就能体会到清空是一种意境，不重写实，给人留下更多联想空间。孙老师又举王士禛的“神韵说”。“首先，神韵的基本内涵是诗歌有神气有韵致。其次，神韵是冲淡、自然、清奇这三种审美风格的诗意显现。再次，神韵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境界。”中国古代文论中诸多语意模糊的词语如源于佛典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镜中花”“水中月”等，给读者扩开了极丰富的想象空间。词法并不深奥，讲意趣、讲韵律、讲用字骚雅，清空之美，志趣高妙，通过词的语音体现出语言的“大气象”来。当代人称外行为“野狐禅”，我们至少能在几个点上做到内行。对词学研究中关键词的使用，代表一个理论家的理论高度，更高级的思维是抽象的思辨的，这也是理解一个诗论家词论家非常有价值的途径。“今人多因对‘神韵说’的看法有分歧，评价时有偏颇。我以为评价一个作家、学者，应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中，联系作者所处环境、所面对的问题而加以观察。同时，论其主要观点、重要主张，也应看其整体，不能简单化。”论诗的语言可以移植来论词，诗词之间是相通的，最终词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词论家形成思维的过程。词学理论有相对完整的体系，开放的体系，后人概括以“重拙大”为核心，这种圆形理论，第一层包围的是创作论，第二层批评鉴赏，第三层美学风格论，第四层词学理论。纳入到晚清之中（当时）进行考证，“重拙大”是晚清四大家所共同提倡的词学范畴。主要是对风格、流变、线索的寻绎，也涉及文学发展的规律，以及诗词创作的某些具体问题，探索作者的经历与才情在交焦点上如何相遇。“应该说，这既是他审时度势的结果，也是对诗的物质了解透彻，对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尤其对明代以来各家各派之说进行了深刻思考的结果。”解说和领悟是古代文论的特点，有导向才有预言，才会用前瞻性的眼光去分析问题。语言能震撼人心，李璟、李煜的语言富有感染力，作为个体没有词人的经历与情感就不能理解，王国维的语言把词话与创作结合成一流的艺术。文学理论与人一样，有前瞻性，特别镶嵌着古代人的眼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解析每一部作品的艺术性。靠近艺术性的研究最有意义，没有峰回路转的趣味与艺术性，学问容易入乎其外。二元对立的中间还会有一段朦胧状态，朦胧、灰色地带、中庸、不即不离、有无之间、似有若无，是最有意味的过程，学问不能过于抽象，离开大地就缺少依托，如参孙之死。
“在严羽看来，诗歌能提供一种‘另趣’，一种不为语言所诠的别趣；诗歌境界有一种不着痕迹，玲珑透彻，不障不碍的意境，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一样，不即不离地存于透彻之悟中，正与祖宗达到的无言之境相契合。”“如此这般的诗，以致我们看不见所谓诗，而但注意着诗所指示的东西。”（宗白华语）诗中有“意趣”，学习要增长乐趣。把自己的专业当作“内人”，把写文章当作“家人”看待！古代文学和学英语一样有精读与泛读之分，写论文时有挫败感很正常，一大堆资源看不懂气个半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是常有的事。作学术研究对一个问题不放弃，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论，文章层层推进，水到渠成，在探究中导出结论。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培养心性、情绪、态度的过程。懂得“忍”，沉下心思学，先去爱它，然后被爱！培养一种对学术的爱心，这段形象的教诲会让每一个性灵的人起心动念，甚至有“意淫”之嫌。于谦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形容诗意冲淡而有味，以读书乐趣涵养性情。对诗意的理解也许很简单：“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啊！文学与创作都是活生生的，在一体化的时代，高水平的文艺理论家应当能预测出下一个文学理论现象，做事前诸葛亮，掌握强有力的话语权，预言是在批评的基础上加上高超的文学理论建构推导的必然结论。文学理论是一把拐杖导引我们去思考，让你找另外一把拐杖，进而去思考丰富的理论，丰富的生活，丰富的人生。因此，孙老师将《王士禛诗学研究》的理论精髓和古代诗学的研究理路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特别具有诗意化的诉求，很能启发学生。
歌曲《一条路》曾唱到：“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我自己，我想问你的足迹。”学术研究的路途上也有迷人的风景，生活学习中多想想卢梭那句名言：人类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把学术研究单纯地看做科学工作，会让人有枯燥之感，当作艺术工作来看待，就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曾有一节文艺理论课，孙老师将古代文论研究、现代文论研究综合起来说：“春天来了，看看窗外鲜花盛开，生活是美好的，我们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同学们跟着孙老师的节奏一起背诵，枯燥的理论课常常浸润着诗意。孙老师说创作是常青树，理论虽有灰色但不乏诗意。这是他从事《王士禛诗学研究》等文论研究所得出的体会，这体会是多么的有意趣！
文学即人学，读书也得与时俱进，教学生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做人的知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序相似，归根到底，一切成功都是做人的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做人的失败。科学是知识所必要的，科学要求完全真实；艺术则侧重于感觉和想象，艺术家眼中看到的世界和普通人有区别，他的眼光要深刻些，精密些。孙老师曾结合《王士禛诗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解释。他认为，学生撰写古代文论的论文主要有两大难关：一是古代作品读不懂。孙老师的点拨别有意趣，他说古代作品像一座大山，你见了不要绕道而行，先认同他的观点，接近他，走近他，让他接纳你，然后反观他的局限，就能发现问题。多读几本就能翻山越岭架起沟通的桥梁，踏下自己的足迹了。比如诗话体作品，以诗论诗境，很难理解，但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的思维空间。我们的思维是委曲式的，西方的思维是直观式的，应顺应思维特点，发挥思维优势，跟上学术研究的步伐，了解当前研究现状。别人跑了一千米，你从一千米开始跑，而不是从零跑，要跟上别人的研究思路，跟目前有些学者能对话，你的学术才有价值，你的文章才有人看。创新必须在前段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出创新点，有时还要运用解构主义方法，站到对立面去看。有一句话这样形容教授与学生的关系：山不过来，你就过去吧！老师是大山，无法移动，学生是流水要能绕到山跟前，多与老师交流才能从老师那儿学到东西，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是读书与做学问的路径。找到路径，就能发现新的选题或创新，才比较有价值。在写作时如果处于十字路口，就看看西方文论，能提供新视野，打开新思路。二是论文选题易重复。孙老师说，这个问题很普遍，自己也遇到这样的尴尬。他的方法：第一，可以不看他人的论文，仅当英雄所见略同，然后自己着手准备建构论文，列出结构图，层层细分，理清思路，逻辑上就清楚了。第二，重新找切入点，同一块地，今天他种小米，明天我种大米，你的“田”还怕重复吗？有位学者在一次会议上说，做学问拿到一个作品，先竖切四块，再横截，继续横切……就得到了许多“王”字，然后再合围起来就变成许多“田”字，有田就先种庄稼后收获。第三，干脆不写了。英雄有欺人之语，大才就是“欺负”你，不是说他的性格，是他的语言，不写是尚未准备好。第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种方法很重要。我们要有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自觉，再往前走一两步，然后尽量看远一点，能有一两点新见就非常超越了。当然，这里的新见不是你凭空捏造的，老题目作出新意也是高手。选题根据自己的积累感悟，扣准方向，小中见大，然后才求新、求美、求圆通。写作是与古人情感的较量、力量的较量，是忍耐不住体会之后的倾泻。在学术殿堂，需要有非常扎实的积累。从小积累，从现在开始积累，总有那么一天，可以前进一点点。孙老师曾获学校本科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称号，他指导论文有独到经验，简洁实用。他不喜欢新生一进校还没入门，就开始选毕业论文题目，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就结婚行不行？文学理论的框架是开放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后天的作品（研究）吸取长处，博采众长，不能以一本为核心，写作时分三步走，眼光，还原填充，哲学评判，这三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原”就是考证，列举材料；“填充”，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观点，“哲学评判”其实就是一种现代观照。在思维的发展上讲求立体思维，避免平直思维。写论文即把知识“物化”（出自《庄子》）过程，把个人思想化成意——再化成言。研究必须有创新点，经过层层蜕皮，实现思想上的涅槃。写作时有种硬功夫，面对一部书用辩证眼光看问题，一部书肯定有不足，不足点出来，在怀疑与信仰中沿着古圣先贤的足迹开拓出新的路途，不要过多深究，只能舍弃一头，并重什么就会轻视什么，软功夫就是灵活运用。谁懂得多，比如韵律，就多了一只翅膀。看一篇文章能化成自己的力量，化成营养的东西还有哪些，后人只在于阐释或加厚。联系看问题，选好角度，新意在于角度，善于寻找新的结合点。不新就要追求厚度，“厚”即性情深厚，“厚之一字，关系性情”；说扎实，有深度，此处最体现耐心。“文体以特殊时代成熟存在隐含着文化意义”，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深入语境，回到历史语境和当时的文学语境，顺着作者的观点，然后才开始研究。做学问就像破案，找思路，找办法、找线索。阅读原著，参看解读，拓宽思路，将细节、逻辑、结构分析透彻，沿着点线面逐层深入。好的文本基本上都是层层推进的，有时感觉和作家的感觉是一致的，这个过程体现个体阅读的功夫。训练自身的感觉（认识），勿让类型化的东西压住了个性。古代诗话作品句子短，不求多而求精深。会想会写，发掘古人作品及其文貌，再现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作适度修饰，使其规范，严整。盐和糖溶于水已经没有痕迹了，“化境”成为极致。尽量避免太现实的眼光，人都离不开喜怒哀乐。“指摘之语”是帮你提升的阶梯，尽可能着眼点高一些、境界高一点，跟导师学习也无非是少走些弯路罢了。对中西文明抱着非常虔诚的、敬畏的心来理解，当你以敬畏之心检索文献，拿出实证，写文章就入门了。表达有点拘谨，行文就会比较谨慎。文学重视语言创新与意境创新，理论问题不会有和谐的答案，它并不能就什么是意义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定义，它也不会告诉我们目的、主体、读者和语境这些因素各自的综合体。理论提供的不是一套结论，而是为新思想的出现开阔视野，它一定是开放的，随着文学的变化而变化。
对于学生而言，他的《王士禛诗学研究》及由此带来的学术气息是具有感动力量的，它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学海无涯的学问之路上虽然品尝甘苦，但也感受乐趣。孙老师自己的人生感悟是“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自然是大我，是哲学境界，也是艺术境界；学术也有境界，我们要感悟这个境界。”是的，瑞士思想家阿米尔曾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做学问难道不正需要这样的境界吗？
三、关于《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评析》
《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评析》是宁夏大学“211工程”民族文学研究学科项目之一，孙老师以独到的眼光选择了张承志、霍达、马瑞芳、马德俊、杨继国、马知遥、石舒清、李进祥、了一容、马宇桢等20余位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穆斯林作家作品中蕴含着深广的民族精神内涵，洋溢着苍凉悲壮又豁达明朗的美学情致，这是穆斯林作家作品展现出的独特艺术价值和美学风貌。在文艺世界里反映本民族坚韧、不屈、宁静、纯粹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情怀，呈现出灵动和变化的趋势。
这部评论集所评论的作品，既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作家作品，也有回族、东乡族作家作品。既有西部作家作品，也有东部作家作品。这些作品既为读者提供了可以“兴、观、群、怨”的文学材质，也为读者提供了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人文景观，称得上是当代民族文学丰富和精彩的一个侧面，值得驻足和咏叹。评论者们也以新的理念去解读和诠释文本存在的文学意义，故而颇见卓识和功力。由于评论者身居宁夏地区，对回族作家作品的解读自然多一些，故评论对象也以回族作家作品为多。其实，回族作家作品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影响远播海外。而作为全国唯一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作家的聚集和成长自然拥有区位优势。这里的回族作家不仅是少数民族作家群中的佼佼者，而且心怀赤诚，感恩天地，虽经历着艰辛而寂寞的生活，却孕育出丰满的文学，非常令人敬佩。因此，通过《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评析》的文字，使我们更加感受到回族文学的魅力，更加期待回族作家有更美好的作品问世。
孙老师主编的《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评析》这部书，其写作目的可谓是：以心底的隐忍、安静和纯粹来消解当下急功近利的“浮躁行为”。当然，他在《当代穆斯林作家作品评析·序》中说：“通过这样一个品评系统，可使读者对穆斯林作家作品的基本概貌有了一个初步的体认和领悟，为进一步把握和开掘少数民族文学的风采提供一个支撑点。”
记得2008年6月，2005级硕士毕业生穿着学位服，在研究生院门前合影留念，孙老师说，每一个毕业生身上都或多或少寄托着我的希望，祝愿他们开始新的生活时，也很感慨。老师教学生是希望他们有更高的成就，这种特殊的感情在师生之间是同一机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活得逍遥，是要有一个重要前提，能够生存得更好！人既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现实的人。物质生活是必需的，但高层次的思想境界也很重要。现代人重物质，因此很多读书人为物所滞，不能很快提高境界。思想可以穿越时空，与物质有别，今人因对物质的执着，视物为睹，无法空灵。富人参与慈善事业，就是物质丰富了，再提高精神境界。境界有梯度有层面，最高的境界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王国维读书的三种境界与人生境界相融合，具备更大的包容性，能认识其理是有难度的。文学作品使人愉快是因为，它通过迂回的形式手段把我们最深层的焦虑与欲望变成社会可以接受的意义。人生不完满，应保持心灵平和，理解自我，理解下层人的生存。司空表论诗圣云：“妙在酸咸之外”，生活与读书的滋味也在浓淡之间。做学问与做事情一样，不摆谱不气馁。如果贵真是求自然素朴之美，那么贵真情则是求人性之美。做学问也要与时俱进，关注历史的延续性，现实的独特性，未来的前瞻性，靠劳动成果创造价值。提高境界，滋润生活，达到自然圆满，浑厚天成，这才是人生！
任何学问领域一定有境界之分，不需要特别激进，也不需要特别保守，需要中和。文学与时代的盛衰有关系，古人认为治世之音气势宏大，乱世之音靡靡，文艺理论同样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每一个选本的序言和跋预示着选家的眼光和思想，每个时代三五个作家及其作品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局部缩影，透过作品看社会历史的演变，追寻其精髓……孙老师以一个现代学者的气度面对学术，面对学生，面对生活，指导学生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自主选择，踽踽独行，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消极悲观。
“一条路落叶无迹，走过我走过你，我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他以平和的心态理解生活，关注学术，以兢兢业业的态度，老老实实的学风，踏踏实实的成绩，步履沉稳，坦然而快乐地行走在学术之路上。他的身后是研究生楼前一株挂满花朵的白玉兰，金黄色的迎春花、粉色的杏花、紫色的桃花刚刚开放，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人间。孙老师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满怀深情对身边的研究生说：“遨游学海挺有乐趣的。”身边的学生们表示深有同感。我们祝愿孙老师在学术的海洋中自得自乐，学术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