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堪称诗人的灵魂，而灵魂的颜色是不可更改的，这就说明每个诗人的个性特点是与众不同的。读王天亮的诗歌，有一种深切的感觉：诗意的种子从大地中采来，从泥土中摘出，从生活中提炼而得。比如《一粒种子》《金黄的油菜花》；《黄包车夫》《哭泣的土地》；《春雷颂》则可以看做他全部诗歌的“首联”，另一类读者平时不太注意的诗歌体裁——典型的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直接表现诗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感受，它往往通过一个插曲，把生活中的普遍性问题借助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上升到一个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艺术境界，以强烈的感情，鲜明的色彩，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被诗歌内在的激情感染，情不自禁地进入朗诵的境界，这就是政治抒情诗独具的艺术魅力。王天亮的《春雷颂》饱含激情，诗行里蕴藏的力量冲击着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不得不反思，诗歌不单纯是表现浪漫情调的载体，同样也是表现智慧和力量的承载。
诗人深受20世纪50年代中国两位著名政治抒情诗人的影响，郭小川的《望星空》《团泊洼的秋天》，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都是他深谙喻义的喜爱之作。无论是贺敬之从马雅可夫斯基诗体化出的“东方楼梯式”，还是郭小川从中国古典诗律中重铸的“新辞赋体”，都以汉语独具的节奏和韵律，叠词排句，传递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磅礴气势、强大力量和美好远景，这些都潜在地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春雷颂》以昂扬的精神，在当今政治抒情诗很少出现的情况下，重温了政治抒情诗这一美学体验。
《春雷颂》选择“春雷”这一意象是有隐喻的。诗人通过“雷”这一具象来表现内在的渴望——打破和震动。从春至冬是一种季节的顺延，从冬至春则是天地间的一种跨越。人们心理上的期盼，来自外在世界，进而冲击到内在世界，这中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借以调节心理上的某种矛盾冲突，以达到新的平衡，这种理解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对诗的误读形成的。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影响的焦虑》中说，诗的历史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他们写诗，旨在达到孤独之自我净化，化焦虑为心平气和。
诗人在冬与春的节点上，选择了冬——阴气达到极致而后逐渐走向衰落，冬的性情：封冻、僵硬、冷淡、寂寞，渐渐被探头四顾的小草、布谷鸟的叫声、和煦的春风浸染，阳气渐长而后缓慢递增的趋势不断得到加强，两者在僵持与对峙之后，经由时间推移，力量发生了变化，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冬逐渐被春所包容和代替，一种期待渐渐变成了现实。这两者之间质的飞跃就在于一声春雷的爆炸。当这个转换的过程已成为一种常识，人们对其中蕴含着诗意的过程并不敏感。而诗人的敏感天性，让他对这一神秘的“裂变”领悟得更超前更深刻。他“清空”了之前所有来自寒冬的无聊和疲惫，跟随着春雷，这生命的使者，在春之高亢流畅的旋律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切题到位的音符。
这种“清空”已经具备了一种意境，如古体诗词里不重写实，给人留下更多联想空间的意味，一首现代诗立体地停靠在唐诗宋词的空阔背景下，那港湾里，荡漾着现代色彩的音韵，一声春雷，从古响到今，一粒诗意的传承，在天地间连为一片。
“铿锵春雷，生命的使者”作为全诗的支撑，跨越的节点选择在偶尔出现的“春雷”这个意象上，冬与春两个季节的此岸与彼岸，被春雷撕裂了冬的最后一层掩护，揭开了春的“帷幕”……有多少希望从这一声春雷里起航了！
一首充满激情的非常适合朗诵的政治抒情诗，将诗人沉闷了一冬甚至是很久很久的“憋屈”借春雷的震响表达出来，一场新与旧的较量，“暗淡了刀光剑影的古长城铜墙”，染绿了生命和希望的风景。诗人在心灵和春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春天的形象具体而细微地展现出来，让久窝在心灵深处的“寒冬”被彻底瓦解，春的气息嵌入了万水千山，世界的春天与心灵的春天在同一瞬间弥合了天地之间的缝隙。
“春雷”的象征意义让读者自然地联想到一句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著名诗人雪莱政治抒情诗《西风颂》的结尾。雪莱诗中的“西风”象征着一种无处不在的宇宙精神，一种打破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精神，诗人以西风自喻，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和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读完《春雷颂》也自然地联想到这种“无处不在的宇宙精神”，春雷响了，春天来了，东风的脚步近了，冰消雪融，生活中温暖的春天终于来临了。《春雷颂》体现的抗争与胜利，和《西风颂》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美有诸多的表现方式，一体两面，春天和秋天，西风和东风，围绕着圆形的地球，达到了“美美与共”的平衡与和谐，一首诗简单的意象里包罗万象，将虚与实，创新与守旧，以诗意的独特形式表现出来，诗人之所以要为“春雷”高唱颂歌，因为这一声巨响同样消解了诗人与世界之间的隔膜。
（《吴忠日报》2013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