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和她的合作伙伴，在投资办公司之前，几个人都是令人羡慕的海归派，拿着外国老板的高薪，住着北京的高级外销公寓，满世界地打着“飞的”跑。但是，为了创业，她们先后“沦落”到了“贫民区”，从京城豪宅区搬迁到远离市区的开发区，从机场附近的别墅区搬到城里的公寓楼。每早一杯星巴克咖啡的习惯也成了一种奢侈，大家都很自觉地改喝速溶咖啡了。打车也从包租每公里2元钱的出租，到专坐1.2元的夏利，就是1.6元的桑塔纳她们也是舍不得随便坐的。
从花费随心所欲、年薪百万的金领丽人，一下子过渡到掏空所有口袋，不再有固定收入，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创业者，这种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和落差对于包括罗红在内的创业团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意志考验。
创业的过程充满了坎坷，有一位创始人甚至根本就没有机会从一家全球最有名的咨询公司辞职出来，另一位创始人因为公司没有能力支付哪怕是原来公司1/10的工资，因此后期选择了回到老本行。由于项目和业务不足，资金跟不上，不断有人退出公司的实际运作。
最初大家的想法是把非常道影视文化公司做成集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广告代理以及国内外节目交换、引进、译制为一体的权威公司，可是当她们甩开膀子开始大干时，才发现自己得从电视制作的基础学起，一个熟手三两个小时能编完的片子，她们得花上一天。在靠技术吃饭的地方，手艺差总是难服人。第一次做片子放给大家看的时候，有一位员工在匿名的条子上写道：制片人什么都不懂。
不懂就不懂，边干边学就是了，可和主流媒体和谐相处却是一门大学问。相比较之下，罗红觉得和老外更容易沟通，所以4年多来，非常道给外国影视公司制作的节目多，给境内影视公司制作的少。
作为一支合作型归国创业团队，随着公司的业务和管理步入正轨，出现一些新的摩擦在所难免。每个人在以前的地方都是老大，强强联手之后沟通是个大问题。“我是个不愿意同人产生摩擦的人，处理问题有些大大咧咧，比较男性化。”罗红认为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理解别人的意识，能时常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我对合作者、团队及朋友要求的第一点，就是移情能力。”
在影视制作行业做久了，罗红对所从事的行业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我们一直非常像一个项目类公司，没有太深的管理基础，业务也并不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完全进入正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一单一单做着项目，没有一个像样的模式。”不是商业模式不清晰，也不是在工作中赚不到钱，在这个不完全是纯市场操作的行业中，难的不是实现文化情结，难的是做成有规模的企业。她想打造的，是一个有规模有核心竞争力的媒体公司，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公司成为主流媒体的影视部门。
坚守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从中能体验存在价值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