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他的同代人一样，文化大革命使他没有能好好读小学和中学。“学校不教书，我就只好自学。在当时我经常被带上‘白专道路’的帽子”。1970年初中毕业后，就到工厂里做学徒，他逆着当时的政治风气刻苦自学。那时工厂缺工程师，他就钻研技术。“当时是一腔工业兴国的热血。我觉得西方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所以也自学英语，最早学英语的时候，连本教科书都很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一本书，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工人、农民、士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从小爱学习的他受家庭的影响很大。陆向谦的母亲毕业于燕京大学，他的英语启蒙学习和母亲的影响很有关系。
“文革”后，陆向谦第一批考进了大学后，发现很多课程已经自学过。结果只读了3个学期的本科，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精密仪器系的研究生。
他去美国深造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是学管理，而是去西北大学读工学博士。后来他听说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被评为世界第一，他就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听管理学院的课。
当时摩托罗拉正考虑进入中国市场，就找到市场营销总被评为世界第一的凯洛格管理学院，结果发现凯洛格没有一个老师研究中国，也从来没有一个大陆来的学生。凯洛格帮摩托罗拉找到了从工学院来听课的陆向谦，“因为他们打人中国市场就要研究中国、了解中国，而我虽然没有经过训练，至少还是中国来的。”
陆向谦转入凯洛格学院读MBA的经历也富有戏剧性。由于在摩托罗拉工作时周围几个凯洛格毕业的MBA同事都干得不错，陆向谦就到凯洛格院长办公室询问怎样申请学习MBA，当得知他就是那个为摩托罗拉策划中国战略的工学院的学生后，院长马上对他说：你已经被录取了！把名字地址填在申请表上，别的都不用填了，我们帮你填。他问起我GMAT，我从没听说过。他解释GMAT是考MBA的通用考试，规定是每个申请人都要GMAT分数，不过没有最低分数线，请我去考一下，考多少分都无所谓。我就这样去凯洛格读了MBA，同学们都不相信，说他们竞争那么激烈，有的连考了几年，还要这么多学费。而我单凭一句话就进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美国人想打开中国市场，我比他们强。就这样，我成了凯洛格的第一个中国内地来的MBA。
“读MBA使我悟出中国的振兴至少有两件东西要拜西方为师。一是金融市场，一是entrepreneurship（创业精神）。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环境使这两个东西在中国基本是零。举例说：硅谷经济为什么强大，就是因为有Google、雅虎、Oracle、英特尔等等这些创新企业。为什么？创新创业的结果！但这些公司的崛起都离不开金融资本市场。”
因此，他想回国之前要学学这两手。一个是想通过去一所名校攻读金融学博士来彻底弄清西方的金融市场的运作，另一个怎么学呢？“中国人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想到硅谷去见见‘猪跑’。因为美国创业成功最多的地方就在硅谷，到硅谷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显然可以一石二鸟。”伯克莱大学给了他5年的奖学金支持，就这样他去了硅谷。
陆向谦笑着说：“我常激励我的两个孩子说，我这辈子不但没花一分学费，从来读书都是有生活费的。我连在清华读书也是带着工资的，因为我1970年去工厂做学徒开始，到1978年初上学，已经有7年多工龄，可以带着工资读书。”
1992以全A的成绩拿到博士学位后，刚好碰到邓小平南巡，陆向谦觉得中国的机会来了，就去了香港科技大学教金融，并想积极为中国金融市场政策作贡献。“你要在百度搜‘陆向谦’还可看见吴敬琏老师经常引用我当时的观点，其实以前我迫切想作贡献也主要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一个朋友笑话我说，别拿你自己不当外人了！”
“既然资本市场这第一手上可做的事有限，我就开始在第二手创业上下工夫。比如我当时参与的香港第一个互联网接入项目，可以说是整个大中华区的第一个互联网项目，用的就是硅谷的技术。后来进一步努力把这个技术带到珠江三角洲。”当时要开公司必须要和政府合资，很难大发展，大陆的创业环境还很不成熟。当时他也有几分沮丧。看到Netscape Browser后知道新的一轮创业创新将在硅谷发生，就回到了硅谷。
“但这次看到中国创业的机会非常好，所以我又来到清华科技园做这个创业项目。在海外犯思乡病时经常和我校友的妻子回忆起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所以在清华启动这个公司是很自然的。清华科技园对我们创业的帮助很大，注册公司的速度很快，还给了我们一些安家费和第一年的免租金。园内企业互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