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儒重治世，佛重治心，道重治身，宁波人在这三方面别开生面，都有精彩绝伦的表现。乡先贤王阳明、黄宗羲等光耀于世的文化先驱，“其理想之高超，出乎天，天而入于人，人发为章，云蒸霞蔚，光怪陆离”（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保护、辐射和促进作用，不可不谓坚实厚重。读乡先贤哲学士大夫之遗献，如闻先贤召唤，“天降大任”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浙江潮》曾载匪石《浙风》一文，称：“东西浙之各自殊尚而已，……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之人多厚重。浙西人好为表面之事业，浙东人能为实地之研究。”这话就大体而言是恰切的。属于“吴文化”圈的浙西独多风流倜傥的文人学士，所谓“吴兴山水发秀，人文自江右而后，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中华全国风俗志》），而浙东人“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而血脉贲张、勇武善战、敢于叛逆的传统，在宁波尤其彰显。明清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从方孝孺、黄宗羲、朱舜水、张苍水到柔石、杨贤江等等，这一个个坚硬劲直的形象都是宁波人的骄傲，成为浙东这一方水土孕育独特“硬气”人格的形象写照。这种“硬气”的文化人格与“硬骨头”精神，深深浸染了宁波人的理想信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审美趣味、艺术追求等等，成为最独特的本土素养，构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化审美空间。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确乎与乡土人物对话，可以发展和提升人情感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可以让精神充盈人生。我们带着微笑来聆听宁波人物的故事，而故人也以这种前置性的富有人情味、亲和感的、友善性的笑容面对我们，在馨雅畅顺的对话中，在历时性的过程、场景的重建与再现中，我们获得一种敞亮的空间。这里遴选的一些人物，是个人与时代的结合，是典型与群体的结合，他们可能是这块土地的生民，但也有可能是从外而来的开拓者，因为他们的文化铸造力，对形成宁波地域特性的重大作用，而走入我们的视域。有人说，如果世界突然间失去前一百个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一个时代将停滞不前，甚至将剧烈倒退。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些列举的人物，宁波的地域特性就无从谈起，宁波的当代文明将会黯淡无光。相信他们所创造的卓越的文化与折射的精神光芒，引领宁波走向未来，使宁波在当代文明突变的过程中，愈发显现勃勃的生气与魅力。
一、鸿蒙初开河姆渡人
河姆渡文化的发掘，使得宁波的历史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最前列，也是宁波文化领先世界的证明。河姆渡人开始的宁波人，勇于创新，创造了许多史前物质文明：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发掘出数量惊人的稻谷，证明河姆渡先民早在七千年前已进入稻作农耕文明时代，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的杆栏式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和我国北方的地穴式建筑构成了古建筑的两大系统；遗址出土的三千多件骨器和六百多件石器，证明当时在狩猎和农耕方面已经达到较大经营规模和相当高的生产水平；遗址出土的樟科植物遗存，经专家学者研究考证，是世界最早的原始茶之一。河姆渡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体现了智慧勇敢、坚毅创新的精神品格，开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生活。他们通过堆塑、雕刻、制陶、编织、绘画、装饰等艺术手段，在骨器、陶器、石器、木器上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杰作，使河姆渡文化遗址犹如一座璀璨夺目的艺术宫殿，至今给人丰富的情感享受。也许古越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励志拼搏的精神可以从河姆渡文化说起——我们一直以为河姆渡对于宁波的文明史不是一个遥远的孤立的现象。相信远古的故事，将激励当代宁波人创造新的文明，续写新的形质和神采。
二、冰壶秋月严子陵
严光（生卒年不详），名光，一名遵，字子陵，余姚人，东汉初年隐士，年八十而死，故里陈山（即客星山，今双河乡安山桥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严子陵世无著述流传，也无世功，影响至今为其所立之德。
斯宾诺莎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中提出“自由只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他称这种“认识和遵循”为“自决”，进而提出“我们有几分自决，便有几分自由”的命题。这样来看，严子陵是完全自由的一个人，严光抗命王莽新朝，不事故人刘秀，洁身自守，高风亮节。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赞其“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中国称这一类人为隐士，为清流，他们以“淡”“柔”“远”为宗，与浑浊的政治和强权统治不同流合污，这对诸多为名利所累所困的人、甚至醉心权术玩弄政治的人来说，是崇高与洁净的审美对岸：众人皆浊我独清，洁身自爱。《易经·蛊》爻辞中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现代社会一方面竞争更为激烈、节奏更为紧张，人性更易于被格式化，另一方面行政正在日益退出社会，社会的自生性、自发性逐步得到还原，严子陵的高风亮节，不慕权贵、热爱自由、独立思考、与大自然的对晤中提升人生境界，对现代宁波人的生存方式还是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严子陵是宁波历史上最早的文化名人，严子陵隐居宁波，可能与当地位居大陆之滨，隐居风尚浓郁相关。之前有“商山四皓”之一崔少通隐居浙东，之后有宋代著名隐士林逋等，成为宁波一道独特的清流风尚。
三、城市之父黄晟
宁波城市历经两次变迁，一次是公元400年前后，因句章县城城山渡毁于战事，东晋大将军刘裕将之移到小溪镇，即今天的鄞江镇；二是738年，唐采访使齐浣，发现宁波的经济发展与地理重要性，已远远超过绍兴，建议朝廷单独设州；821年，明州州治从小溪镇移到三江口，营建子城，政府有计划迁移的几万户润州流民也到来了，人气开始直升。
892年，鄞县人、浙东南道南面指挥使黄晟任明州刺史，在子城外复筑18里外城，并建“东津浮桥”即今天的灵桥，开拓江东，明州城基本定型。这位清廉的官员在任18年，临终还特意上疏，不让儿子荫嗣。
回忆这位城市的缔造者，也是回忆宁波城是筚路蓝缕开创海洋文明史的过程。当时的三江口肯定不适合农耕，咸潮时时来袭，连饮水都成问题；833年县县令王元主持下，建成它山堰，控制樟溪水的流向与数量，才解决新三江口明州城的淡水资源需求。宁波的对外贸易可能可以上溯到659年，日本第四次遣唐使团在越州县港口登陆，或者更早。到黄晟的时代，宁波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几个港口城市，船队船体庞大、货物繁多，为一时翘楚，宁波商贸经验从此积淀。这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碇港，以开放开明的文明气度，最大限度地把本地域文明精粹远播海外，其中最著名的如上林湖越窑的青瓷。这也是在16世纪以后出版的西方地图中，总将宁波标在突出的位置上的原因，也正是宁波成为英国人最早来开发的五个通商口岸的原因。
四、奋发蹈厉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1042年考中进士；1047年，26岁的王安石扬州三年试用期满，在京城考核通过以后，立志从基层做起，走马上任鄞县县令。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后生，却是鄞县历史上第一个做得有声有色的政府官员。在他的努力下，宁波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清明上河图》的图景，为宁波在南宋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作为，使宁波人重新定义政府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也给后代的执政者一个勤政的榜样。
《宋史·王安石传》中记载了王安石这三年的经历：“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是指疏浚东钱湖，从此“七乡邑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他日后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青苗法。史学家黄仁宇这样评价王安石：“早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充满了争议。一个怀藏崇高使命的人极尽努力，却遭遇最保守的顽抗，又加上当时吏治的腐败，使整个变法几乎成为一个闹剧。但在宁波，王安石的改革试验，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取得了巨大成功，相信宁波对王安石来说是信心的策源地。现在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南迁的大家族在宁波这样的新土地所养成的开拓与冒险精神，对安土重迁、在文化上稳重见称的中原家族的第一次大挑战。这次挑战以失败告终，但对宁波来说，无疑使无畏无惧、敢为天下之先的精神，深深浸入土地，渗入到宁波人的骨髓。宁波是中国最想尝试创新的地方之一，其后浙东儒学的背叛传统儒学，宁波帮的闯荡天下等等，这种变革精神也许可以上溯到王安石。
王安石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化有着特殊的嗜好。1048年，在当时的三江口县治，创办县学，并诚邀杜醇等享有盛名的学者前来任教。这样的开拓，对宁波文化的影响不可估量。百年后“甬上第一状元”张孝祥名世，甬江流域产生了近3000名进士与12位状元；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月湖为中心的书院文明，从南宋的杨简到明清的王阳明、黄宗羲等等，似乎都可以从王安石的文化创举中寻根。
王安石对鄞县充满特殊的留恋，“主人将去竹初栽，落尽黄花去却回。待到明年官又满，不知谁见此花开？”词句晓畅，感情真挚。王安石有一女在任上夭折，存鄞女墓。文天祥从元军逃脱寻找皇室时，曾隐遁流离到宁波，住崇法寺，写下《鄞女墓》一诗：皇子夫人墓作邻。民间厌胜祈新鬼，稚鬼久随风雨陈，去来似尔勿复道，寺西幽修云覆土，知葬舒王下殇女。百年光尘事事新，白下钟山梦中老。鄞女，鄞县的女儿之义。
五、德厚流光四先生
宁波第一次融入北方文化即儒家文化圈，可能要从秦开始，秦实行了大规模的迁移政策，当地越人被迁移到江淮流域，而汉人则不断迁入浙江，迁入宁波。宁波文化的主人逐渐转换为讲汉语的汉人。宁波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是从南宋开始的，是与宋室南迁汉人朝廷整体搬迁的历史相连。此时的宁波相当于南宋朝廷的东都，大批士族迁入月湖居住，他们在月湖边建书院讲学、筑书楼藏书，形成文化渊薮的“月湖人家”，代表性的有楼氏、史氏等家族。一时间儒家文明超越包括道家、佛教等等文化在地域上的影响，独树一帜，其崇高地位一直延续到外滩的开放。现在大多数自以为世代居住宁波的人，其实是这个时代从中原地区迁入的，现在宁波话中保留的浓浓的唐声宋音还记录着这段历史。我们把这种文化飞越的节点归为南宋时“淳熙四君子”——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在月湖讲学，也包括与他们相先后的“竹洲三先生”——沈焕、沈炳和金华学者吕祖俭。“淳熙四君子”是月湖讲学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第一次整体性呈现，标志着宁波文化独立发展局面的形成。他们使宁波一下子成为南宋的学术中心，一步跨入中国文化的制高点。如全祖望所说：“南宋儒林五派，俱萃于此，叹为盛哉！”月湖之畔的文化活动不仅直接影响了宁波人的求学风尚，从宋以后宁波一直成为中国进士之乡，状元代出，同时也铸造宁波民风、培养宁波人重群体和伦理精神的品质。
四君子所代表的浙东学派，是传陆九渊心学为主要内容的哲学学派，与程朱理学相对立，是浙学的发端，是明清浙东史学派的先声。
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王应麟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海曙区念书巷人，南宋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历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书；博学多才，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研究，是百科全书式人物。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
明代乡诗人黄润玉在《先贤赞》中称颂王应麟“春秋绝笔，瑞应在麟。宋诈讫录，瑞应在人，尼父泣麟，先生自泣。出匪其时，呼嗟何及”赞扬其弘扬儒学上的重要贡献及人格魅力。王应麟著作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玉堂类稿》、《深宁集》等六百多卷。但是知名度最高的是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而写的《三字经》，这部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体、既富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儿童启蒙读本，其内容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文化遗产。
鸿儒王应麟对宁波人的启示是读书做学问，一生勤勉不辍，终有大成。在他的身上，及其后的传人，如宁波城厢的范钦、宁海的胡三省等身上，可以看到宁波民间浓厚的读书之风。有人说，王应麟之于宁波，犹如孔子之于曲阜，鲁迅之于绍兴。王应麟同时代表了宁波古代文学名家，如林和靖、吴文英、张可久、高则诚等人；当代宁波的王应麟读书节，其实也应合了这一浩浩古风。
儒家早期的“有教无类”和以道德塑造人的平民化教育理想一直为宁波人推崇，从宋代开始，宁波民间书院兴盛，与官学等级化教育分庭抗礼，并成为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应麟是其中的积极推动者，其《文献通考·学校考》说书院的广泛建立使“天典民之统记，赖以不坠”，“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琅琅书院之声，一直贯穿宋元明清，书院对于宁波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书院是宁波儒学成为中国儒学发展动力源的原因所在。
七、元曲大家高明
高明，生卒年不详，大约元大德至正年间人，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戏曲作家；浙江瑞安人。师从理学家黄潽。至正五年进士，历任江浙行省椽吏、福建行省都事等职，有政声。晚年隐居于宁波城东的栋社，改编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创作《琵琶记》。把原来抛弃家庭、另娶贵妻的反面人物蔡伯喈，改造成一个忠孝双全的正面人物，既为历史人物蔡邕洗清恶名，又宣传其所信奉的儒家伦理观念。《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受到包括明太祖朱元璋在内不同阶层人们的广泛赞赏，使明初一段时间中，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以创作戏文为风尚。高明诗文集《柔克斋集》20卷已佚，有散文《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等篇传世。
高明代表了宁波人在古文学上的经营，表现了宁波人对审美的精神家园的守望，也是一群游走于民间与庙堂、有着自己文化操守的文化人的典范。
八、日本传奇画僧雪舟
雪舟等杨（1420—1506），生于日本备中赤浜（今冈山县总社市），画僧。
这是中外文化交往史上一段非常浪漫的佳话，日本的绘画僧成为宁波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的“禅班第一座”，这是天童寺第七十二代住持、无传嗣禅师赠予雪舟的称号。
这样一段曾经的过往，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意义：一是宁波佛教历史悠久，并具备开放兼容的气度与世界视野，正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宁波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特别在天台宗等禅宗流派的传承上作用深远，不仅名僧代出，而且将之远播海外。雪舟驻锡天童寺折射出宁波的佛教，不是与迷信相杂的浅层次活动，而是提升到哲学智慧类的探求；而且这种活动一直活跃，向上可推及东汉那罗延建五磊寺，向下可以延伸到近代太虚大师所引发的现代佛教改革。宁波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实有其深厚底蕴。
二是反映出唐宋明季宁波外交、外贸、文化交流等活动的频繁，反映出宁波在当时东亚的地位，宁波的寺庙以及宁波是当时东亚诸国的重要目的地，也证明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数百年间日本、高丽等国人来华大多从宁波登岸；华人去日本、高丽等国也多由宁波放洋；这段历史形成了宁波人经商的传统，形成宁波人开放的特质。至明朝天启、崇祯前后，宁波商人已经形成自己的集团。这种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宁波人成为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使气势恢宏的宁波帮形成有了可能。
雪舟在宁波如饥似渴寻访浙东山水，结识名家高士。由于他在画艺、佛学方面的修养和清逸高洁的人品，受到了宁波一批文人名士的尊重，与他交往甚深的有徐琏、金湜、倪光、詹僖等，并常常应邀到文人府第作客。据记载，雪舟曾到月湖附近的金湜家欣赏《虎溪三笑图》和《商山四皓图》。金湜曾与倪光、李端、魏偁等人缔结诗社，诗社的其他成员通过金湜也与雪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宁波名士徐琏还陪同雪舟游览观赏镇海关的风帆、三江口的城楼、东钱湖的渔舟、雪窦山的飞瀑、育王山的三塔，这些美景一一收录于他的画笔之下。
明成化五年（1469），日本遣明使船在三江口返国，日本画家雪舟伫立船头与宁波文士金湜、丰坊、徐琏等依依惜别，诗文相传很多，其中徐琏所作离别诗非常感人：家住蓬莱弱水湾，丰姿潇洒出尘寰。久闻诗赋超方外，胜有丹青落世间。鹫岭千层飞扬去，鲸波万里踏杯还。悬知别后相思处，月在中天云在山。
九、补天浴日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余姚人。晚年因爱越城东南二十里之会稽山阳明洞，筑室以居，自号阳明子，学者乃称阳明先生。其代表作是以其语录和论学书信为主要内容的《传习录》。
王阳明的儒学贡献在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通过心体的重建，实现了中国哲学视域的转换。一直以来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学在深入民间的道德教育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术化”特征，即偏重于对道德行为的详细规定，而对道德观念与道德情感的培养，道德教育实际上常常沦为“搞花架子”，流于形式，成为空谈；而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愈使儒家伦理道德带上“做”的色彩，越“做”越假，越伪善。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强调良知是先验的道德意识和内在的道德判断能力，以此来改变嘴上讲道德、心中无良知、道貌岸然的社会不正之风。这实际上是在人格之境上强调从“说”走向“在”，在心物关系上指向了意义世界的建构，于是“格物致知”便是这样理解，“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即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然后追求“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的功夫，行是知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佛教思想有密切关系，而其中渗透的求真务实成为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最终化为宁波精神的内核，这也就是宁波为什么能够从僵化虚无的儒教中最早走出来，并接受西方思想的原因之一。
由于他的哲学思想高超、警策、简明，又由于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奇特、宏富（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武双全的人物之一。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中认为其综合素质远超诸葛亮、曹操等），故造就了王阳明的诗歌、散文、书法的绝奇。余秋雨在《王阳明法书集》的序言中写道：“倘若把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王阳明（守仁）的名字。”王阳明炼狱般的龙场悟道经历，给宁波后人莫大的心灵安慰，也昭示着世界的开阔在深山自然之中。而王阳明三不朽的事业，昭示着人只争朝夕，积极有为，开创壮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