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故事的大运河是没有魅力的。
以姚江—三江口—甬江为代表的运河水系贯通了宁波的地脉，延续了宁波的文脉，贯联7000年前的河姆渡、唐宋时期的港口、清末五口通商的甬江口以及今天的国际化大港。唐宋的丝绸、陶瓷从这里走上海上丝绸之路，明清哲学、史学从这里播扬海内外，近代宁波帮从这里整理行装，毅然走向远方。运河文明深深溶进了宁波的血脉，使得宁波文化不再是散落的珍珠，而是形成一个巨大的气场，使“大宁波”形象一呼而出。而更为震撼的是，它有一种场域效应，使我们不自觉地融进宁波历史的宏观结构中。
要从这运河中读懂这个既深沉厚重又朝气蓬勃、既古老又年轻的历史文化名城，谈何容易。仅能撷取几帧运河唯美的画面，力图用历史的故事、传说构建新的信息维度，还原为一个个清灵动人的审美意象，以窥一斑。
“浙东运河”过曹娥江后，在上虞和余姚的交界点，分两处进入宁波段。一处从上虞的四十里河经通明坝（始建于南宋嘉泰元年即公元1201年），汇入姚江上游的干流“四明江”；另一处从上虞百官的上堰头起，经驿亭到五夫的长坝，接余姚的马渚横河，然后汇入姚江干流。两条大江河面开阔，迂回于万亩农田之间。两江之岸，又散落无数村镇人家，明媚湖泊，一派水乡旖旎风光。两江东流相汇，不远处便是历史文化名城余姚。
余姚，一座以水为魂、依河衍生的山水宜居小城。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舜后之庶所封之地，舜姓姚，故云余姚。秦朝时便有县的建制，距今2000余年。姚江主航道穿城而过，与之并行南有最良江、北有候青江；南北向又有东江、中江、西江并行，会流古城的东、西、北部，与三北余慈地区的运河系统相互关联。姚江沿途有武胜桥、通济桥、舜江楼、最良桥、季卫桥、皇山节制闸等景观。最巍峨壮观的为始建于元代的通济桥，横跨运河之上，海船经过可以不解风帆；桥北即为余姚的古城楼舜江楼，城楼向东面江而立的是一道古街铺。城中河网水系密集，又点缀龙山、秘图山、凤山等几座孤山，山在城中，城在水中央，风景绮丽。城区内旧时的里巷格局、街道尺度仍有相当部分保存完好，如武胜门历史街区，并与成片的民居构成了较完整的古城区风貌。
余姚历史上才俊辈出，并称的有四先贤。四先贤者，为以高风亮节著史的严子陵，范仲淹在《严先生祠笔记》里赞颂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文化巨匠《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影响日本近代儒学发展的“胜国宾师”朱舜水；及一代哲学家王阳明。龙泉山山麓有四先贤纪念亭。
王阳明为四人中影响最大者。其故居就在龙泉山北武胜门历史街区，阳明东路之北，阳明路即以阳明先生而命名。故居坐北朝南，是一座明代浙东官宦的典型建筑。前有照壁，明代风格。照壁前为一小广场，立有王阳明青铜像，为儒将风度，峨冠博带，佩剑而立，神色凝重。故居二院三进，气势恢宏，结构严谨，主次分布有序。主体建筑为瑞云楼，重檐硬山、五间二层木结构楼房。传说王阳明出生时，彩云盈楼，久久不散，以故得名。瑞云楼前檐柱上的楹联，引人注目：“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谥为“文成”，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穆宗皇帝赐铁券，券文中写道：“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王阳明曾立平定朱宸濠叛乱等战功，一生打大仗次次大获全胜。而其又善于箭术，据传平定宁王之乱后，与三边都督许泰比试射箭，三箭皆中靶心，让许都督汗然称服。破“山中贼”摧枯拉朽、风卷残云，破“心中贼”更是大有建树。史载王阳明本是一个活泼好动、爱开玩笑的官家子弟，到十六七岁时突然思想大变，认为进士及第不是最后目的，做超凡脱俗的“当代圣人”才是最高理想。从此诚心学圣，废寝忘食，历尽千难万险不改其衷。王阳明心学承继宋陆九渊，但又充实发展，融入佛学思想，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与朱熹等人学问彻底划清界限，成为一代宗师。王阳明一生辗转大江南北，每到一地就办书院，广收学生，讲解“致良知论”。而居故乡余姚时期，更是王阳明一生中讲学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
王阳明在故乡讲学，多在龙泉山上。龙泉山，高60余米，山腰有一石井，清盈不枯，水面常有波纹如双龙戏水，故称“龙泉”，山因泉得名。龙泉井在北宋时声名远播，苏东坡曾赞扬“龙泉石井甘胜乳”；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应余姚县令谢景初的邀请，曾多次登临龙泉山，题有《石井》诗两首，其中一首道：“山腰石井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龙泉山古柏森森，苍松入云。山上的中天阁，绿树掩映，光影斑驳，是王阳明最主要的讲学之所。阁前可望姚江蜿蜒东去，四明山层峦叠嶂，城郊碧野平畴，令人心旷神怡。王阳明在这里讲学长达六年，而阳明先生开创的姚江学派则是影响乡土数百年，遗风尚存。
龙泉山东面为新建路，旧称虞宦街。王阳明曾被封为“新建伯”，因此得新建路名；谓虞宦街，是纪念汉唐时期历经八朝光风霁月的虞氏家族。虞氏家族世居龙泉山下，家学渊源深厚，世代相传；名士辈出，如东汉“经学大师”虞翻、深谙天文律算的东晋虞喜、文学与书学俱绝的唐代虞世南等等，数不胜数，是浙东古文化家族的典型代表。新建路至今是余姚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龙山山麓、姚江两岸，另有文化古迹无数。山之南有龙泉寺，为晋代名刹。山之西有余姚博物馆。山之北有明代著名学者倪宗正的故居清晖佳气楼。其间古迹湮灭无存者，不可胜数。宋室南渡之后，赵氏皇族子弟及官宦世族纷纷卜居山下，文化一时空前繁荣，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即在山下镂版印刷。明清两代，姚江人士在文化上的贡献尤为突出。除王阳明、黄宗羲外，有戏曲研究大家吕天成、金石学与音韵学大师邵晋涵等等。余姚一地先后出过612名进士，其中状元五名。仅明代就有108人次被皇帝特征，有三人担任大学士。近代则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教育活动家蒋梦麟、翻译家楼适夷等等。可谓人文渊薮，历时千年。
风韵之地，艺术亦流光溢彩。明余姚腔为中国古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与浙江海盐腔、江西弋阳腔、江苏昆山腔并称，并因明代戏剧家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在全国流行，现已成绝唱。龙山南麓有一宽宏建筑，名龙山剧院，为姚剧上演主要场所。姚剧原称“余姚滩簧”，极具地方特色，在江浙沪享有盛名。剧作《鸡公山风情》、《传孙楼》、《强盗与尼姑》等多次在国家、省级评比中获奖；新作《王阳明》亮相央视后，引起广泛关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龙山不高，文名隆盛。余秋雨的原籍亦属余姚（现属慈溪市桥头镇），他对余姚用八个字概括：“百里姚江，千年书声。”可谓精粹之极。龙山西麓的余姚博物馆，可细细品读。下山，沿江东行，有一高耸的城楼，飞檐翘角，古朴庄重，即为舜江楼；楼前石拱桥即为通济桥，三孔凌空横跨姚江，桥朝东有一对联，写的是：“千里遥吞沧海月，万年独砥大江流。”这可作为名邑余姚的写照。
（文/戴翔、叶秀朓、许梦娇）
边走边读
“虞翻”（164—233），字仲翔，余姚人，三国时著名的易学家。初任官孙策功曹，孙策欲取豫章（今江西南昌），虞翻自荐前往游说，使孙策不用兵而领其地。秉性耿直，屡次犯颜直谏，与孙权不合，又数次因酒失事，屡被发配，最后终老谪地交州（今广州）。在交州期间曾聚徒数百开课讲学，开岭南学风。著述有《周易注》等10余种，受到同时代孔融等人推崇。后世有清张惠言著《周易虞氏义》、曾钊撰《周易虞氏易笺》等。
“赵谦”（1351—1395），字为谦，余姚肖东人。明初曾受朝廷特聘，参与纂修《洪武正韵》。辞官归里后，在冯村筑“考古台”，继续钻研文字音韵学，撰成《六书本义》12卷，又编成《声音文字通》100卷，为小学大家。后授海南琼山县教谕，培养了大批读书子弟，为开启海南各族人民的文化和智慧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海南夫子”。
“王守仁”（1472—1529），为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有三篇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瘗旅文》《尊经阁记》《象祠记》。有《传习录》、《顺生录》、《王阳明全集》传世。
“吕天成”（1580—1618），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明代戏曲家、戏曲评论家，余姚人。出生官宦世家，因家庭影响，从小对戏曲有浓厚的兴趣，曾师事吴江派的领袖沈璟。著有传奇杂剧十数种，现仅存杂剧《齐东绝倒》；另著有小说《绣榻野史》。戏曲评论著作《曲品》使吕天成名扬后世，这部著作不仅点评精彩，而且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曲目史料。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有《曲品校注》。
“朱之瑜”（1600—1682），字鲁屿，日本尊称为舜水先生，余姚人。精研六经，特通毛诗。明亡后曾在四明山结寨抗清，失败后流亡日本。1665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德川光国欲为先生建新居，但先生以“耻逆虏之未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多次力辞。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等传世。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号二云，余姚人，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自幼好学，博览群书。28岁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曾主持《四库全书》史部的选录和评论，参加纂修《续三通》、《八旗通志》等书。钱大昕曾言曰：“言经学则推戴士震，言史学则推君（邵晋涵）。”长于经学，精《三传》及《尔雅》。撰《尔雅正义》20卷，为研究训诂学的重要著作。还有《旧五代史考异》、《孟子述义》、《南江诗文钞》、《韩诗内传考》、《谷梁正义》、《方舆金石编目》及《轩日记》等著作传世。撰《南都事略》，叙述南宋历史，未竟而卒。诗歌清新自然，如《姚江棹歌》：“决决鸣泉谡谡风，中天白月照乌篷；不知何处秋声起，一路松涛碧涧中。”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笔名唯心，余姚回龙乡人，自由知识分子的楷模。清末秀才，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新教育》主编，倡导教育革新。1919年后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委托三次代理校务，后任北大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因谴责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被列入黑名单，避居沪杭。1927年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49年去台湾。毕生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和振兴台湾农业。著有《西潮》、《新潮》、《孟邻文存》、《梦麟文丛》等。
“楼适夷”（1905—2001），原名锡春，余姚人。早年参加太阳社，曾留学日本，为左联重要成员。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译文》编委。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挣扎》、《病与梦》，散文集《话雨录》、《四明山杂记》、《适夷散文选》等，诗集《适夷诗存》，译著小说《在人间》、《契诃夫、高尔基通讯集》等。
“邵洵美”（1906—1968），原名邵云龙，余姚人。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新月派”代表人物，与刘呐鸥、穆时英同为“都市现代派”代表作家。早期主编有《狮吼》、《金屋》等杂志，1933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论语》、《时代》等九大刊物一时影响颇大。因与林语堂、施蛰存、郁达夫、徐志摩、丁玲、郑振铎等众多文人有交游，有“文坛孟尝君”之称。有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
“沈君山”1932年生，余姚人。台湾大学物理系学士，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博士，曾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太空总署太空研究所等。1973年回台湾，担任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后曾担任行院政务委员。于1993年当选为第一届台湾清华大学民选校长，在其努力之下，台湾清华大学由一理工学校发展成注重通识、并具人文气息的台湾最具学术声望的大学。沈君山非常有才，有台湾四大公子之称。就学台大期间，曾是台大足球队队长，回台后曾代表台湾赢得两次世界桥牌赛亚军，当选七次国家桥牌选手，十大杰出青年，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物。沈君山仿本家前辈沈复《浮生六记》，著散文集《浮生后记》、《浮生三记》、《浮生再记》。笔触潇洒动情，从容叙说人生况味，并以棋道论人生，即使三两句，往往见地之深，非常人能及。
“谢志强”1954年生于余姚，著名小小说作家，现为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新疆生活20年。已出版《其实我也这么想》、《谢志强小小说》、《魔幻小小说选》、《新启蒙时代》等小小说集和《与小小说共舞》、《小小说讲稿》两部文艺理论。曾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有人评价：“在结构上由拉美模式入手，又演化为汉语质地，厚积后发，大器晚成，谢氏风格倏然浮出水面。”
“赵柏田”作家。1969年8月出生于余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位著述丰富的年轻人，曾获“十月”散文奖、2000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全国大红鹰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我们居住的年代》、《站在屋顶上吹风》、《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等。近年致力于思想史及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就是他对家乡知识分子精神的梳理。
“《姚江书院派研究》”该书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姚江学派的发展历史，介绍了著名代表人物的成就。作者钱茂伟，1962年生，杭州人，现为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明代史学的历程》、《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浙东学术史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