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师:寻找那些远去的大师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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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生如浮萍,雨打风吹去

1937年,日本在蓄谋多年之后,终于按捺不住狼子野心,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抗日战争就此爆发。

战争开始之后,于右任先生创办了《民族诗坛》,以诗歌的形式宣传抗日,并亲赴各省,鼓动抗日热情。1937年底,蒋介石邀请于右任去其住处,向其询问对于抗战的意见,他斩钉截铁地说:“抗战到底者,就是能打要打,不能打也要打!只有打,才能胜利,也必能胜利!”无心抗战的蒋介石听罢,只得故作严肃的说:“我了解于先生的意思了!”

次年,于右任组织监察委员赴战地视察,在炮火纷飞、危险丛生的战场之上,他以身作则,不顾安危,坚持要到前线去慰问士兵。

汪精卫叛国后,于右任非常愤怒,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先后作了《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和《以民族正气扑灭汪逆》的广播演讲,痛斥汪的汉奸行径。

由于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软弱和无能非常不满,1941年,于右任以回家“寻根”为名,前往甘肃,远离国民政府。

到甘肃后,于右任对当地人说:“我的母亲是甘肃静宁县人,我来访外祖家……”

于右任到甘肃的第二天,举行了一次乡老座谈会。座谈会上,于右任对相亲们说:“我母亲是静宁赵氏,但不知是哪一家哪一户,我不满两岁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先母托付恩伯母房氏抚养我成人。只记得伯母说,陕乱平后,外祖由甘肃静宁县逃荒而来,手拉我母,背负我舅,行至彬州、长武县之间,力竭食尽,又因我母足痛不能行,恐怕连累大家饿死,不得已弃之山谷中。行数十里,一骆驼商人见而怜之,载以行,赶上外祖,赠资而还其女。这是我永远不能忘的……”

提及往昔遭遇,于右任数度哽咽,听者无不泪下。

甘肃书生们知道于右任是书法大家,都想一睹其泼墨的风采。于右任不顾身边人的劝阻,一连伏案两日,为乡亲父老留下了数百幅珍贵的书法作品。于右任视察静宁期间,见街头有不少流浪儿童,便创办了一所专门收容这些儿童的小学,起名为“渭阳小学”,并嘱咐当地官员要加强教育投资,关心贫苦人家的小孩。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到重庆谈判。当时正在重庆的于右任在自己的官邸设午宴款待毛泽东。席间,于右任与毛泽东讨论时局,漫谈诗文。于右任认为,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句,气势非凡,催人奋进。他还明确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反对内战,赞成和平,希望国共两党能继续合作。

然而,于右任希望的和平终究还是没能到来,在抗日结束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于右任失望之极,写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歌》,以表达自己企盼和平的心情,文中写道:“群众无声胜有声,杜诗重读不胜情。太平老人磨铁砚,垂老还期致太平!”

到了1948年春,于右任在南京出席了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副总统,结果落选,仍任监察院院长。

此时的于右任仍希望能通过和谈解决内战。1949年2月15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人来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协商和谈事宜。2月27日,颜、章等人返回南京时,于右任亲往机场迎接。

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京举行。李宗仁原本想派于右任到北京去,他本人也很愿意前往,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有利于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因此于右任未能成行。

周恩来得知于右任不能到北京,非常失望,并对他的处境十分担忧。周恩来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转告于右任说:“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听了屈武传来的口信,于右任顿足道:“是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张治中字文白,于右任才有此言。后来,他又说:“还是周先生考虑得周全,但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能让我留下来吗?”

果如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一举攻克南京。于右任本想留在南京,但是却被国民党特务“护送”到上海。

人民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逃,蒋介石便开始筹划逃往台湾。1949年4月21日晨,于右任被胁迫转移至上海,后辗转到重庆。11月29日抵达台湾。

有人怀疑于右任去台湾不是被迫,而属自愿,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于右任真是自愿去台湾,应该很早以前就开始安排家属了,按照当时国民党的纪律,高层直系亲属是一定要跟着一起去台湾的,但他明显没有这么做,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一家人自此无缘相见。

其次,在1961年的时候,于右任还曾经通过章士钊联系周恩来,嘱托周恩来照顾妻小和给妻子做生日。当时周恩来派屈武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办了80大寿。事实上,于右任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在很久之前就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康岱沙在回忆录中就曾经这样说:

父亲交游甚广,社会关系也很复杂。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元老常年住在我家,周恩来同志间或到我家去探望于先生和邵先生……抗战期间,于右任长期在我家居住,有一天他突然离开我们重庆的家,迁居成都,住在一个陕西同乡家里。后来我才知道,在上世纪40年代初,监察院揭发出了一件很大的贪污案,被弹劾的人涉及蒋介石身边的要员。于先生坚持执行监察权力进行弹劾,而蒋介石执意庇护。于是于先生愤而辞职,离开重庆迁居成都。周副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嘱咐于的女婿屈武代表他前去慰问,并要屈武去成都陪伴和照顾老人的生活,帮助老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苦闷。周副主席嘱咐屈武对于先生说,他的这一举动大得人心,请于老先生不要悲观。

由这些史实可知,于右任于共产党人始终交好,没有理由自愿抛弃故土,远赴他乡。

于右任去了台湾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大陆了,暮年孤独无依,日夜思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