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摘自王东明的《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先生》
虽然生活上的穷困已经将王国维逼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但是他依旧保持着前清遗臣的风范，在那个大街上已经看不到几个留着长辫的时代，王国维整日里还是穿着黑色马褂与长袍，脑袋后面拽着一根长长的大辫子。
这，就是王国维，他以一种近乎于愚昧的决绝保持着自己对于清王朝的忠诚，尽管这并不会让大清王朝起死回生。不过，王国维的这份忠诚与坚持还是为他换来了一个他做梦都梦不到的机会，能够面见逊帝溥仪，并成为逊帝溥仪的近身大臣。1923年由蒙古八旗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王国维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7月14日，溥仪擢升王国维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成为清逊帝溥仪近臣之后，王国维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他的月俸为160两白银，合224块银元，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不过，对于喜欢买书和古文物的王国维来说，这些钱还是令他捉襟见肘。
1925年2月，清华大学设立了研究院，时任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胡适马上向校长曹云祥推荐了国学造诣精深的王国维。不想，王国维却一口拒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他作为清朝的官员怎么可以去民国政府创办的大学任教呢？最后，胡适便又请溥仪出面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去清华任教。当时，清华教授的薪金甚高，教授月薪大洋300银元至400银元，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银元。王国维、梁启超以国学大师身份任教当然是薪水最高者，月薪均为400银元，后来增加到500银元。不过，王国维因为家里有近十口人，生活虽然宽裕了很多，但也不是特别丰足。
此后的两年时间内，王国维一直在清华大学安心地教书，这两年多的教书生活可谓是他一生中最宁静的一段时光，生活安定，家庭和睦，周围又有陈寅恪、吴宓等知己一起谈论学问。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却是那么短暂，霉运又一次降临在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学大师身上。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患上伤寒而病逝，时年只有27岁。
突然而来的丧子之痛令王国维备受打击，而在这个时候，他与既是好友也是亲家的罗振玉又产生了矛盾。当时，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病逝后，罗振玉没有跟王家打招呼就直接将女儿接回娘家去了，而王潜明留下的3000银元的遗款也成为了王国维与罗振玉产生冲突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最后，罗振玉直接致信王国维宣布绝交——先失去长子，再失一生挚友，这样的打击让王国维一下子变得颓丧起来，虽然他表面上没有表现得多么伤心，但是内心的伤痕却是他永远也无法抹平的了。
1927年春末夏初时分，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北京，此时北京城中的遗老遗少们都深感惶恐，身居清华园内的王国维与梁启超也开始担心北伐军进入北京之后，会像在湖南那样发生摧残旧知识分子的事件，因此都忧心忡忡。6月1日，清华研究院放暑假，中午全体师生举行会餐，总共摆了四桌酒席，每一桌上都有一位导师。会餐开始之后，梁启超在酒席上与学生们谈笑风生，另外两位导师也和学生们谈笑融融。但是，王国维的那一桌却气氛十分的沉闷，他好像满腹心事，既不喝酒也不吃菜，周围的学生看他这样子也都不怎么说话。宴席散时，师生们相互话别，互道珍重。
当夜，王国维依旧像往日一般勤劳工作，批改学生试卷到很晚，夜里也熟睡如常。
翌日清晨，洗簌完毕后吃了一点早点的王国维又像往常一样去研究院转了转。上午9点的时候，他向同事侯厚培借了一张5元纸币后悄悄地走出了清华校门，然后坐上一辆人力车向颐和园驶去。
中午时分，等着王国维回来吃饭的家人实在等不及了，便打电话到清华研究院询问，结果研究院回答其早就离开了。等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家里人仍然等不回王国维，这时候家里人开始着急起来，儿子王贞明又跑去研究院询问，结果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王先生让我到校门口雇一辆洋车，不知哪里去，我便给他雇了35号车。”随后，王贞明根据车夫的编号找到了颐和园门口，就发现35号车的车夫正一脸惊诧地站在颐和园门口——就在王贞明刚刚赶到之前，颐和园的看门人已经告诉车夫，他上午拉来的那位老先生已经投湖死了……
起初，王贞明还不相信车夫的话，可等到他跑进颐和园鱼藻轩的时候，才赫然发现，那个口鼻中塞满了淤泥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一代国学大师、清华研究院历史上的著名导师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殉清而死，有人说他是因为国学的衰落殉道而死，也有一些无聊之人说他是因为与罗振玉在钱财上的矛盾而自杀……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却再也不可能出现在人世间了，他的死对于中华国学来说无疑是相当大的损失。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8月14日，王国维被安葬在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的忌日悼念会上，清华大学为他立了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
碑铭曰：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人评价”
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评价：“公少负才气，有不可一世之概：三十以后，阅世日深，乃益敛才就范。其为学也，专壹而不旁骛；其闻善也，不护前以自恕；其涉世也，未尝专己嫉能；其守义也，不以言语表襮，而操养至切。”
1927年6月5日《大公报》社评《悼王国维》：“魏文帝为太子时《与昊质书》谓：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建安以来，千有数百馀岁，文人之能以名节自立者，卒不可多得？当今之世，求所谓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如徐伟长其人者，惟海宁王静安先生其庶几焉。”
陈寅恪评价王国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崖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严严狁考》等，是也；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固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第六章 徐志摩——永远留在康桥月色中的民国风流才子
他是开一代诗风的“新月派”的主将，被誉为“中国的雪莱”；他的生命是一首美丽的诗，他的灵魂是一首美丽的诗，关于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一首美丽的诗。没有他的诗坛，注定是寂寞与乏味的。但是，传世的不仅是他的诗与文章，还有那绵延深远的爱的绝响——这，就是徐志摩，民国时期最有才华的诗人，那个时代最风流倜傥的才子。
“徐志摩的一生”
生平：1897年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富商家族中，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他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年轻时留学欧美，深受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归国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其作品文字华美、清新飘逸、韵律谐和，是新月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34岁。
师承：张树森、梁启超等人。
著作：《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落叶》、《自剖》（1928）、《巴黎的鳞爪》、《秋》、《轮盘》、《卞昆冈》（与陆小曼合作），《爱眉小札》、《志摩日记》等。
任职经历：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天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分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