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走进婚姻殿堂的徐志摩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沉浸在结婚所带来的甜蜜中，就提前遭遇了婚姻所带来的痛苦——刚刚结婚的徐志摩带着妻子陆小曼回到硖石老家之后，就遭遇了父母的冷遇，徐父甚至好几次直接当着徐志摩的面斥责陆小曼。
面对父母的冷遇，徐志摩和陆小曼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们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会慢慢地变得平和起来。然而，出乎这对新婚夫妇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在家里还没有待足一个月，两位老人竟然直接将他们扔在硖石，前往北京去投奔他们心目中的好儿媳张幼仪了。
面对父母亲的不待见，徐志摩一直努力地劝说陆小曼不要放在心上，但是不管他怎么劝说，陆小曼心间的阴影还是越来越大，结果是没过多久陆小曼就染上了肺病。
一边是父母的不理解，一边是肺病日益严重的妻子，此时的徐志摩被现实折磨得焦头烂额。和陆小曼结婚后家里断绝了对徐志摩的经济支持，这使得徐志摩只好决定前往上海讲学，以讲学之资养家度日。
一九二六年腊月，徐志摩和陆小曼来到了上海，先是住进了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但是，一直过惯了好日子的陆小曼却在这里住不习惯，最后徐志摩又将家搬迁至福熙路四明村923号，在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里居住了下来，光是每月租金就高达银洋一百元左右。
随着生活开销越来越大，从来就不懂理财的徐志摩在努力工作之外，也开始学着过“仔细日子”。可是，一直都憧憬浪漫的陆小曼对于徐志摩的婚后表现却逐渐不满起来，她觉得整天都忙忙碌碌的徐志摩对她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的热情，他们的爱情也逐渐在这场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的中名存实亡。一次，她对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诉苦道：“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婚姻成了爱情的坟墓。徐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爱。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
由于对婚姻的失望，陆小曼开始成为了阔太太们牌桌上的常客，经常是徐志摩忙完工作回家后，陆小曼还打牌未归。可就是这样，徐志摩并没有太责怪陆小曼，相反，他认为陆小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做得不够好。为了投“妻”所好，他还经常陪着陆小曼登台唱戏，在陆小曼主演的戏中当个配角。可渐渐地，徐志摩也对于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厌倦起来。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写下了这样苦涩的文字：“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为了满足陆小曼的物质欲，徐志摩开始在多个大学兼职，有一段时间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讲课、甚至去远在北平的北京大学兼课，课余时间还写诗卖文换钱，可就是徐志摩如此的努力赚钱还是赶不上陆小曼的花钱速度。
1929年，徐志摩辞去了在东吴大学和大夏大学的教授职务，进入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同时还兼任了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然而，由于工作地点在南京，陆小曼却居住在上海，所以这段时间徐志摩要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来回奔波，十分的辛苦。1930年秋天，不堪忍受两地来回奔波的徐志摩索性辞去了南方的工作，接受胡适的邀请，重回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可是，已经习惯了上海这座灯红酒绿的大城市生活的陆小曼却不愿意跟随徐志摩回到北京。最后，徐志摩在多次劝说毫无作用的情况下，只好独自一人前往北京。
只身来到北京的徐志摩还是放心不下远在上海的陆小曼，经常从北京乘坐飞机赶往上海探视陆小曼。但是，因为机票的价格十分昂贵，徐志摩每次在北京与上海两地来回奔波之时都选择搭乘别人的免费飞机。在那个时候，飞机还不是一种非常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对于它的安全性很多人都存在疑问。陆小曼也经常劝徐志摩不要搭乘别人的免费飞机，因为她觉得少见徐志摩一面也比让徐志摩乘坐安全性不高的飞机要好得多。对于陆小曼的担忧，徐志摩却安慰她说：“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条件，你不让我坐免费飞机，坐火车可是要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钱去坐火车呢？”
就这样，徐志摩不顾陆小曼的劝说，还是经常乘坐飞机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和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然而，死亡的阴影也就是在这样频繁的往返中悄悄地逼近了徐志摩。
1931年11月19日上午8点钟，探望完陆小曼后的徐志摩又匆匆忙忙地坐上了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邮政飞机飞往北平，因为他当晚还要出席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谁也不会想到，徐志摩所搭乘的这架飞机竟然是一趟“死亡航班”。当徐志摩乘坐的“济南号”飞抵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刚刚还是一片晴朗的天空忽然大雾弥漫，辨不清楚航向的飞行员只好降低飞行高度以寻找航线，可是由于疏忽大意，降低飞行高度的“济南号”撞上了白马山……
徐志摩坠机身亡的消息传来之后，整个文坛都为之震惊，胡适在听说徐志摩的死讯后久久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傅斯年、梁思成、陈雪屏、钱端升等人一直聚集在胡适的家中默默哀悼，林徽因更是哭昏了过去。
徐志摩死后最为伤心的人当属陆小曼，郁达夫后来在描述陆小曼的悲痛之情时这样写道：“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陆小曼夫人当初接到徐志摩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徐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陆小曼清醒后，便坚持要去山东党家庄接徐志摩的遗体，被朋友们和家里人死命劝住了。最后决定派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去山东接回。”而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在后来回忆起当时的陆小曼之时也这样说道：“下午，我换上素色的旗袍，与郁达夫一起去看望陆小曼，陆小曼穿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包了一方黑纱，十分疲劳，万分悲伤地半躺在长沙发上。见到我们，挥挥右手，就算是招呼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在这场合，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徒劳的。沉默，一阵长时间的沉默。陆小曼蓬头散发，大概连脸都没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几个年头。”
1931年12月上旬，全国文学界在北京为徐志摩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会场是林徽因亲自设计布置的，她将飞机残骸的一小块木条放进鲜花花圈的下方玻璃盒内，以示对徐志摩的哀悼。北大教授丁文江在追悼会致了悼词，胡适则在追悼会上讲述了徐志摩生平，当日到会200多人，《大公报》、《申报》和《北平晨报》等报纸均作了报道。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整个文坛都沉浸在徐志摩去世的悲痛之中，报纸上几乎天天有人在哀悼徐志摩。蔡元培为其写挽联：“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苏雪林哀悼徐志摩说：“徐志摩，这位才气横溢，有如天马行空的诗人；这位活动文坛，不过十年，竟留下许多永难磨灭的瑰丽果实的诗人；这位性情特别温厚，所到处，人们便被他吸引、胶固、凝结在一起，像一块大引铁磁石的诗人，竟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间，以所乘飞机失事，横死于泰山南面开山的高峰下，享年不过34岁。”
1932年，徐志摩的父亲在老家硖石为徐志摩举办了一场追悼会，一直对陆小曼非常不满的徐父在这个时候还是拒绝了她，他强烈阻止陆小曼前来硖石参加儿子的追悼会。迫于无奈，作为亡妻的陆小曼只能托人送来了一副自己写的挽联：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然而，不论活着的人再如何的哀悼与伤心，徐志摩却是再也不会站在大家面前了——诗人徐志摩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轻轻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人评价”
林语堂评价徐志摩说：“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
冰心评价徐志摩：“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般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了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踏，看了使人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
林徽因评价徐志摩说：“诗人徐志摩的心情是洁净的，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徐志摩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
§§第七章 梅贻琦——终生守望着清华园的“两岸校长”
他让清华大学在短短10年之间跻身于享有巨大学术名气的世界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他终身守护的清华大学奠定了校格，注入了“清华之魂”；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更是一位浑身闪耀着光辉人格魅力的哲人——这，就是梅贻琦，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的一生”
生平：1889年12月29日，出生于天津的梅氏家族，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梅贻琦自幼熟读史书，喜爱科学。最早研究电机工程，后来专心攻读物理。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清华师生校友在提到他时都会说：“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湾，享年73岁。
教育观念：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元培一样，梅先生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
任职经历：1915年，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1931年12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市创办新竹清华，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1962年2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