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强敌入侵，爱新觉罗的子孙居然望风而逃，致国家民族不顾，作为在马背上得到天下的爱新觉罗家族来说，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对外敌的恐惧，预示了这个家族最终的结局。
咸丰当政时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答，死于囚禁。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未能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8000余人溃败。
此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却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无奈，只好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愤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
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也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4艘、击伤6艘，死伤400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之后，英、法两国都在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紫禁城御花园加图《二十四史》的715的S2489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不久，占舟山、攻烟台。六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咸丰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谕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八月，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谈判失败。载垣、穆荫拘囚英使巴夏礼等，解到北京。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让皇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以便行事，办理和局。咸丰心生一计：暗示大臣奏请“秋狝木兰”。初八日，咸丰以“秋狝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奔往热河，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二十二日（10月6日），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奕奏请放还巴夏礼等。这个事件影响重大：
第一，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定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割给了俄国。之后，俄国又占去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英、法两国索赔白银1600万两。
第三，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熄。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园林之瑰宝暨珍藏之文物珍品，或惨遭劫掠，或化为灰烬。
第四，英法联军侵入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园三遭焚掠，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
可是，咸丰皇帝是怎样对付英法联军侵略的呢？
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边境。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反而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咸丰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的听戏欢乐中，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
第二，咸丰没有政治韬略。咸丰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施展猫伶狗俐小技，使得事态逐渐扩大。没有使天津谈判当即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咸丰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
第三，咸丰没有身守社稷。面对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咸丰没有动员兵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
咸丰皇帝不仅没有国君的使命感，也没有历史的责任感。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责任上，不但有过，而且有罪。咸丰皇帝应是《北京条约》签订的直接责任者。咸丰在外敌入京、义军蜂起、社稷多难、江山危急之时，逃离皇都北京，躲在避暑山庄，而且恐惧洋人，拒不回銮返京，从而铸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