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延安他居住的窑洞接见了来自武汉的臧云远，谈到了当时中国的文艺界，谈到了作为革命文化两面旗帜的鲁迅和郭沫若。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武汉成了国统区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周恩来、郭沫若等人都在这里。臧云远是综合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在汉口出版）的主编之一。郭沫若多次为《自由中国》撰稿，延安文化界的艾思奇、周扬等人也在这一刊物上发表文章。刊物一时在国统区颇具影响。毛泽东曾为刊物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抗战初期，敌强我弱。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退却到了重庆。这年的秋天，华北救国会组织了华北文艺界到前线劳军，臧云远也参加了。他带着郭沫若所在机关委托携带的大批药品，怀着盼望见到毛泽东的心愿，经过洛阳、西安，最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毛泽东的住地由三间窑洞构成，青石镶垒的门窗，中间窑洞开门，左右两窑安窗，里面相互通着。臧云远来到时，毛泽东正在靠南的窑窗前，俯案写作。书案是长方木板，上面铺着桌布，点了两支蜡烛，案头上放着一个半尺高的高尔基塑像。
毛泽东的书案上正放着《论持久战》的书稿，他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一直谈到当时的文化界。毛泽东又问起了臧云远在东京时的情况，臧云远于是谈起了鲁迅和郭沫若。
1935年5月，东京留学生中的魏克猛、林焕平、林林、臧云远等文学青年办起了《杂文》月刊。刊名是鲁迅起的，他们原是“左联”同人。郭沫若参加了东京左联支部，是《杂文》的特约撰稿人。《杂文》在东京印刷，寄到上海发行。出了三期，就被上海反动当局封掉。《杂文》社同仁在东京“三间庄”开会商量对策，郭沫若也在座。他建议改名《质文》，他说：“歌德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质与文》。”大家都很赞同。郭沫若还亲自为刊物书写了刊名。
改名后的杂文社为宣传革命文艺理论做了许多工作。鲁迅从上海来信，鼓励和支持这批年轻的文学朋友。鲁迅看到刊物上发表的郭沫若的文章，非常高兴，对郭沫若在日本从事的研究工作也很赞赏。他在给杂文社的信中说：由于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压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已很难发表，这时候郭沫若能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非常重要。同时，鲁迅十分关心郭沫若的安全，望他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鲁迅的这封信由魏克猛转送给郭沫若看过，他很感动。在东京的文学青年看到两位“五四”文艺革命前辈互通音信，互相理解和支持，受到很大鼓舞。
臧云远对毛泽东说，中国的李白和杜甫不是很要好吗？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李白比杜甫大11岁。“五四”新文艺运动，鲁迅是现实主义，郭沫若是浪漫主义，鲁迅比郭沫若也大十多岁，他们也是应该很要好的。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连声称赞道：你们说得很对！
的确，毛泽东堪称鲁迅和郭沫若的知音。
毛泽东研读过鲁迅的许多著作，对鲁迅有着极高的评价。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鲁迅追悼大会，据参加大会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可惜的是，演说词已经佚失了。第二年，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发表演说。这篇演说后来广泛流传，影响很大。
纪念大会在陕北公学举行。毛泽东一早就骑了毛驴，来到了位于延安东门外延河之滨的陕北公学。毛泽东在演说中全面而高度地评价了鲁迅，他说：“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的党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在演说中，明确地指出了鲁迅的三个特点，这就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的斗争精神”、“他的牺牲精神”，这几个特点的综合就是“伟大的‘鲁迅精神”，革命战士要学习这一精神。毛泽东的演说，对于原来左翼队伍中抱有轻视鲁迅观点的一些人，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毛泽东在后来多次论述过鲁迅，最为人们熟悉的是《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那段名言：“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郭沫若比鲁迅恰好也小11岁，他和鲁迅一样，都是现代文艺运动的巨匠。鲁迅逝世时，郭沫若正值中年。早年，由于对文学运动的看法和文学流派的分歧，彼此进行过几次争论，鲁迅对郭沫若有过批评，郭沫若对鲁迅有过错误的攻击。但由于他们“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鲁迅“决不日夜记个人的恩怨”，有着与郭沫若合作的良好愿望；郭沫若对鲁迅的认识也有一个加深和提高的过程，特别是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成为学习、宣传鲁迅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对鲁迅的宣传，受到过毛泽东的影响。举例来说。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稿，1938年3月由胡风最早发表在他在武汉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很快多种报刊都辗转刊载，影响很大。郭沫若当时正在武汉，一定看到过毛泽东的演说稿。同年10月，郭沫若在武汉主持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他在讲话中高度称赞：“‘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意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他号召人们在同日寇抗争时，“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发扬“鲁迅精神”。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提出的“鲁迅精神”的自觉阐发。
对于郭沫若，毛泽东也是十分熟知的。他读过郭沫若不少重要著作，对于郭沫若在文艺风格流派上的浪漫主义追求，对于郭沫若在革命文化战线上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同样有着深切的了解。事实上，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只身回到祖国，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战斗在文化战线的前沿，有力地配合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已经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主将和一面新的旗帜。毛泽东后来多次高度称赞过郭沫若，如赞颂郭沫若“乃文坛宗匠”，称赞郭沫若的著作“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并引为知音。
1938年夏，中共中央曾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做出了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文化界领袖的地位。毛泽东当然是这一重要决定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二）
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这一党内决定由周恩来提出，是因为周恩来长期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与郭沫若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郭沫若自日本回国后，就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展开工作。
郭沫若没有辜负党的重托和希望，在山城重庆的岁月里，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环境怎样险恶，他坚持革命斗争，毫不动摇，名副其实地成为“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郭沫若所领导的第三厅，原本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宣传机构，但实际上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已成为我党在国统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战斗堡垒。
自从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在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蒋介石虽然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日的旗帜，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已由被迫抗战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冬至1940年秋，国民党就先后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
第三厅从武汉转到重庆后，同国民党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第三厅分城乡两处办公，城内的办公处在两路口，乡下的办公处在赖家桥全家院子和三塘院子。在敌机轰炸、顽固派制造磨擦和人员紧缩的情况下，大家都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
郭沫若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亲自率领慰问团到前线去慰问，他组织抗日演剧队、宣传队深入前线演出，他应重庆各文化教育机关、新闻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邀请，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在重庆文化界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战时文化工作》的演说，他参加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鲁迅等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活动。
郭沫若领导三厅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当局先后三次逼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发生在三厅人员从武汉撤退途中，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逼迫，大家没有理睬。
第二次是在1939年秋，郭沫若回乐山奔丧、周恩来暂离重庆，陈诚等人又一次玩弄阴谋，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得知后，立即赶回重庆，以辞职表示抗议。由于惧怕郭沫若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声望，顽固派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三次是在1940年9月，蒋介石亲下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再次威逼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同时策划将郭沫若调离三厅。郭沫若义愤填膺，当即提出辞职。在郭沫若的鼓舞下，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纷纷提出辞职，使蒋介石发了慌。
当然，蒋介石更为害怕的是郭沫若等人到延安去。在三厅全体进步人士总辞职后，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告诉他，“三厅这批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人，他们为抗战而来，你们却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蒋介石得到陈诚的报告后，赶忙召见了郭沫若等人，于是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主持，试图使用另一种办法把他们羁縻起来。
1940年10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尽管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职能限制在只“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的范围内，“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但郭沫若牢记周恩来的教诲：“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遵照周恩来“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指示，领导大家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新的工作，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文化工作委员会经常举办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等，广泛联系党外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民主派，以学术活动方式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在请来的人中，有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张友渔等，有国民党左派邵力子、冯玉祥、王昆仑等，有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郭沫若自己就开设了《古代社会研究》的讲座。
1941年1月，蒋介石阴谋制造了“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周恩来怒不可遏，奋笔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郭沫若也奋笔写下了“怅望江南余隐痛，为谁三复豆萁诗”的诗句。
正当同志们无情地向人民群众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时，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三部训话。他借部里有人说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了左翼文化人的“租界”，要取消“租界”，要大家加入国民党。这已是第四次逼迫郭沫若他们加入国民党了。郭沫若巧妙地以“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为喻，把张治中顶了回去。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了‘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张治中被弄得十分难堪。
自“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的行动受到特务的监视，他不得不变换新的斗争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重庆的几年，完全是生活在一个庞大的集中营里。七八年间，足不出青木关一步。因而也还只好搞搞历史，写写史剧之类的东西。”（《郭沫若选集·自序》）于是，重庆期间也就成为郭沫若一生中历史研究和创作历史剧的又一个丰收时期。
然而，郭沫若的研究和创作不仅有着突出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郭沫若将早年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做了整理，扩大为五幕，突出了“主张集合反对分裂”的主题。该剧由舒绣文、张瑞芳、周峰主演，在重庆抗建堂公演。观众从剧情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反响极为强烈。短短两个月内，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共计40多场，还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表示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
《棠棣之花》的成功，激发起郭沫若极大的创作冲动。从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他在亢奋的情绪下，连续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五部历史剧。这些剧作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起到了讽喻现实、批判蒋介石的巨大的政治效果，打破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专制，对于革命文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对这些历史剧曾予以高度称赞。
在当时，郭沫若剧作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但他的写作条件却很艰苦。简陋的书房，只有满满的两架书，几把椅子，一张书桌。他的《屈原》《虎符》等剧本和改写的《棠棣之花》，都是在那张桌子上完成的。每天，他那里都不断地有客人。再从事写作是不容易的。他常常是在客人走后，马上坐下来动笔，或是夜深人静时熬夜写作。经常是写得很久了，头昏眼花，他就在头顶覆上一块冷水毛巾，继续写。
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影响最大的应首推《屈原》。
郭沫若本人对历史上的屈原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朋友建议他写屈原的戏，立即引起了他创作的强烈欲望。周恩来得知后，特地登门鼓励他：“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
郭沫若十分理解周恩来的这番旨意，并且将这一精神贯穿在全剧的写作之中。他后来在谈《屈原》的创作时说：“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2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新四军，遭到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剧本经过三个星期的构思，一经动笔，郭沫若的创作泉思“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仅10天时间即告杀青。其间，他还外出讲演四次，白天还正常会见客人。他一边写，一边把稿子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有时写刻蜡纸的人还跟不上他的写作速度。他手不停挥，全剧写完时以至于一枝新派克金笔笔尖都折断了。
《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剧院首次公演。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知名演员，如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白杨（饰南后）。连国民党中央社都赞叹这是“集剧坛之精英”。郭沫若很感谢他们，曾给参与演出者都赠诗答谢。
《屈原》的演出获得空前的成功，连演17天21场，场场客满，颇受欢迎。当时街头巷尾常常有人背诵《屈原》里台词的片断，尤其是屈原的一长段独白。苏联驻华大使潘又新在看了演出后对郭沫若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是一篇‘新正气歌’”，“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周恩来对《屈原》的演出也极为关心，全力支持。公演前，他指示阳翰笙等同志，把该剧的演出当作一场艰巨的政治仗来打，要尽一切努力演好。演出成功后，周恩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宴会上高兴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屈原》创作的成功，郭沫若非常高兴。一次在金山家聚餐，他酒后一时兴起，忽然跳到床上，高声朗诵起剧中《雷电颂》一段，把床单都踩脏了。金山却连呼“值得、值得”！因为他从郭沫若情不自禁的表演中，加深了对屈原的理解。又有一天，郭沫若自己拟了一个演员表，打算由文艺界的朋友演出一场。他自己演屈原，于立群演婵娟，马彦祥演宋玉，陈白尘等人跳《九歌》。后来由于他支持不下几个小时的演出，也就作罢了。
郭沫若喜欢朗诵《雷电颂》，高亢激越，震撼人心：
呵，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他也喜欢听别人朗诵。1944年春，何其芳、刘白羽受周恩来委托，从延安到重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在家中欢迎来自毛泽东身边的同志，还特地请金山朗诵一段《雷电颂》。这是一首反抗的颂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被打动。
周恩来对《雷电颂》也很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像《雷电颂》这样的诗词，而且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词。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把国统区人民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愤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老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
继《屈原》之后写成的《虎符》，是郭沫若又一部成功的重要作品。
《虎符》写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剧本借这一著名的历史故事，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从而抨击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和摧残抗敌力量的暴行。郭沫若在《屈原》写成后的一个月开始动笔，也仅用了10天时间就写成了。有趣的是，当年在郭沫若的书桌上有两个半边铜老虎。这就是古代的虎符，用来调兵遣将的。一半在宫里，一半在外边的将领手里，两半合起来，就是一只三寸多长的铜老虎。这个铜老虎是从一个滑竿夫手上买来的，当时花了十块钱。滑竿夫是在轰炸后在瓦砾场上拾来的。郭沫若把虎符当作镇纸使用。这只铜虎符便成为《虎符》剧本的催生符。
郭沫若曾请人将《虎符》带到延安，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给郭沫若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毛泽东
一月九日延安
毛泽东的信写于1944年。就在同一天时间，毛泽东给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在赞扬他们对传统戏曲进行改革的同时，赞扬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成就。毛泽东的信如下：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组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毛泽东这封信虽然主要说的是旧剧革命，却以郭沫若历史剧的成就来鼓励、推动延安戏曲的改革，可以想见，毛泽东对郭沫若历史剧评价之高。同年11月，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另一封亲笔信中，又一次称赞他的历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的这些信言简意赅，多次赞扬郭沫若对于革命文化的重要贡献，代表了我党对一代文化巨人的高度评价。
（三）
当然，代表我党对郭沫若的贡献做出更为具体评价的是周恩来。
1941年11月16日，恰逢郭沫若50岁生日，又是从事创作生活25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全国范围为郭沫若祝寿。当周恩来把这一决定告诉郭沫若时，沫若谦辞。周恩来说：“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显然，借助庆祝活动，进一步树立郭沫若这面继鲁迅之后文化界的旗帜，团结广大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同日寇和反动派作斗争，是现实革命的需要。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经过一番努力，以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章伯钧、罗隆基、王昆仑、屈武、黄琪翔、翦伯赞、侯外庐、孙科、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40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名列其中。
11月16日这天下午，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热闹非常，周恩来、冯玉祥、沈钧儒、老舍等各界名人假座这里，为郭沫若举行庆祝茶会。引人注目的是，高悬在“文化之家”檐前的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上嵌“以清妖孽”4个碗口大的字，这是一批青年人别出心裁赠送的特殊礼物。
茶会由冯玉祥主持，老舍代表文协报告郭沫若生平业绩，接着由黄炎培等人致祝词。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并勉励大家向他学习：“在反对旧礼教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也有着他这一支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运动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
同一天，在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会，何凯丰、周扬、丁玲、李济深、柳亚子、茅盾、夏衍、胡乔木、郁达夫、胡愈之、田汉、邵荃麟、艾思奇、萧三等人分别在各地参加了庆祝活动，都对郭沫若做了高度评价。在延安，音乐家吕骥还特地将《凤凰涅》编成大合唱，由“鲁艺”学生集体演出。
在当时，对郭沫若的前半生做出全面而深刻评说的，是周恩来在百忙中写成《我要说的话》，发表在庆祝活动当天的《新华日报》的头版上。周恩来将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实际上代表了我党对郭沫若的高度评价：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
毛泽东将“鲁迅精神”综合为三大特点，周恩来在将郭沫若与鲁迅比较后，也分析了郭沫若的三大特点，这就是：
第一，丰富的革命热情。郭沫若是革命的诗人，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更为成熟的郭沫若已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
第二，深邃的研究精神。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郭沫若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取得人所难及的成就，为革命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三，勇敢的战斗生活。郭沫若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日本强盗和逆伪，而且在25年的文化生活中，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
周恩来在文章的最后对郭沫若寄予厚望：“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先生今年尚健在，50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此次纪念活动，是一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斗争，进一步确立了郭沫若作为革命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对进步文化界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郭沫若非常激动。他在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电谢港延文化界》的电文中表示：“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郭沫若的确就是这样去做的，他无愧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又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