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沫若送走了毛泽东，但与毛泽东欢晤的情景却一幕幕留在脑海里，毛泽东说的那句“你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的话，竟在心田里荡起甜蜜的波澜，郭沫若大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慨了。
1929年，郭沫若继《我的童年》发表后，又出版了《反正前后》自传体散文。《反正前后》出版后大为畅销，但非议却不少。其时正是国内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的时期，出现了不少批评文章，有的说这本书，“事实陈腐，不堪入文”；有的说，书中“取材无味，令人讨厌”；还有人说“琐琐私事，无一读必要”，“除却一些四川方言外，如一杯白开水”等等。毫无疑问，郭沫若是颇受了些“舆论”打击的。
然而，只要有过辛亥革命前后那段经历，或者熟悉辛亥历史的人，读了郭沫若的《反正前后》，都不能不感到其文字的清新与认识的深刻。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在辛亥时期也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来说，感触必定是很深的。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起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那段经历时，语气和用词都酷似《反正前后》，所以，可以断定，郭沫若的回忆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并且直到过了十几年后，毛泽东与郭沫若见面时还忍不住要提上一句。
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年纪上只相差一岁，学生时代都是热血青年，对于国家政治感受极为敏锐、激烈。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于这两个19岁、20岁的青年来说，差不多成了他们投身社会政治运动的第一课。
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说，四川保路运动发动前夕，他作为学生代表到教育总会开会，会上铁道学堂的教习刘子通先生，在会场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出来，对于请愿活动的进行做了一番规划；提出第一步应成立常务机关；第二步派代表去见咨议局长；第三步请四川总督代奏请愿书。这种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组织方法，对于初涉社会活动的郭沫若来说，简直敬佩不已。他写道：“刘先生的这一番指导在我们目前已经充分受过政治训练的学生界看来，本来只是家常茶饭，但在当时的学生界，而且在当时的四川，它的评价却不能把今日来做标准。那样简单的一种实地训练给予了学生以多大的经验，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反正前后》）
毛泽东在对斯诺的回忆中也提到了他的“第一次”，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他们都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欢呼着旧制度的粉碎和新制度的诞生！
郭沫若在“剪辫子”一节中谈到：我们最大的喜兴是等不到独立的宣布，在头一天晚上便把辫子剪了。在这时，我们拿着辫子去强迫一些怕事的学生和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们，我们赶得他们鸡飞狗跳。特别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们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包围着，弄得他无处可逃，终竟在谈笑之间把他的辫子的支配权和平授受了下来！
毛泽东在回忆中也兴奋地说：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掉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别的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没有守约。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由于他们的激进和才华，毛郭二人在这场重大的历史变革中都成了群众的领袖。郭沫若始终是学生的请愿代表，参加了四川各界在保路运动中发起的代表会、股东会、保路同志会等各种会议，受到政治运动的极大熏陶，并终于弄到被学堂“斥退”。毛泽东则在“反正”以后领导了湖南的驱张和自治运动。他以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基础，联合各界人士，发动了驱除湖南军阀头子张敬尧的运动，其后又主张湖南自治，发动各种请愿活动，在政治领域中崭露头角。
（二）
自然，辛亥革命之“反正”，扳倒了满清皇帝，建立了民国，但并未像毛泽东、郭沫若等热血青年所期望的那样，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的新社会。新的军阀专制政权的统治仍然是中国落后、黑暗的基础。
毛泽东和郭沫若在“反正”以后对于新政权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都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虚伪、落后与反动。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也有十分深刻的分析。
四川“独立”后的新都督是原咨议局局长蒲殿俊。蒲氏是一个立宪派，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他尽力兜售其“合法斗争”的理论，说：只有法是必由之路，只有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议事厅必然要由门径，不能打破玻璃乱跳。然而，当学生们一旦“和平”了下来，当局的高压却接踵而至，学生们被冠以“借故生事，罢课要挟”等名目，受到各种严厉处分，郭沫若就在那时身受其害，遭到学堂的“斥退”。
因此，郭沫若评论说：立在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四川当年新兴势力的指导者们实在是断难容恕的。他们都是不赞成革命的妥协派，以至于在革命成功以后，“大部分却只保持着一个消极的不动主义，竟使赵屠户那样的独夫在成都也支持了两三个月。坐使政权在暗默中从反动派又移到保守派的手里，从这儿便种下了二十年来政权争夺的丑恶种子。天下从此多事，四川也从此多事了”。（《反正前后》）
当时许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民族自觉的转折，是民族革命或国民革命的初步。郭沫若却在《反正前后》中指出，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中国封建社会到资产社会的转纽。他说：“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〇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在这里，郭沫若虽然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分析中国资产阶级领导者的革命和妥协的双重性，但也很尖锐地看到了革命领导者的缺点和不足。
最后，郭沫若给这场革命下了一个鲜明的定义：“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支配权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的。形式上虽然号称革命，而在实质上则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封建的顽强势力始终没有被打破。”（《反正前后》）
郭沫若在20年代末对于辛亥革命的这些分析，显然是独到而深刻的。所以，当时的评论家们也认为：“一部《反正前后》，颇能畅所欲言地，发抒他这一种认识，所以在他自己本意方面看，或是在他著书意识方面看，这本书是成功的。”
毛泽东作为湖南社会运动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比起郭沫若来，他对“反正”以后中国政治的认识要直接而深入得多。
辛亥以后，军阀势力在湖南盘踞多年，南北军阀争斗，湖南常为战场，人民备受蹂躏。1920年，湖南人赶走了军阀张敬尧，遂兴起自治呼声，希望通过自治将湖南超出南北政争之外，免遭兵祸。当时，取代张敬尧在湖南当政的谭延、赵恒惕为了维持其尚不稳固的统治，也不得不打出了“还政于民”的幌子，发布了“湖南自治”的通电。
毛泽东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自治运动的组织和领导活动。他曾对湖南革命的前景做过一番“乌托邦”式的构想，说：“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当时湖南政治的改造是极为乐观的。他组织湖南各界人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他们希望通过约法三章，要求谭延、赵恒惕等军阀势力遵守自决主义，不引狼入室；希望他们给人民以最大限度的民主。他们肯定谭延的军事势力是“革命政府”，要求这个“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把权力交给人民。他们还想通过组织和平示威的请愿活动迫使军阀势力采纳他们的要求。结果是，谭延阊断然拒绝了毛泽东为请愿群众起草的《请愿书》中的各项要求，并且制造谣言，说毛泽东试图运动军队，捣毁省议会。毛泽东不得不悲愤地致警厅《辩诬函》，要求对诽谤者“缉案惩办，以警刁风”。湖南自治运动遂也告失败。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在中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变革社会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后的新政权仍然是落后、反动的军阀政权。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后来，他向斯诺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他从此以后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显然，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经验，成了毛泽东最终向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个“反正前后”正是毛泽东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认识也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他说：“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反正前后》出版11年后，毛泽东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进一步肯定了郭沫若的观点。
（三）
尽管，在“反正前后”的经历与评价方面，毛泽东与郭沫若有着诸多相同的感受与认识，故而使毛泽东有“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的感叹，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有着伟大政治家所特有的性格特征；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在政治运动中他又有着文人所特有的敏感与脆弱。因此，毛泽东与郭沫若虽共同经历了“反正前后”，但他们介入这场重大政治运动的深度，以及这场革命对于两人的影响，却有着重要的差异。这也是毛泽东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革命领袖，而郭沫若始终只是为人民革命呐喊的一个重要区别。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两人同样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与热爱。
反正时期，毛泽东和郭沫若都有过一次参军的经历，他们在这个事件上的不同态度比较起来别有趣味。
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写道：“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成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我也自告奋勇地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不过，郭沫若终究没有当上兵。原因是，他到武备学堂一看，寝室里的床窄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的身子，这样的床怎么能睡觉呢？于是，郭沫若的思想里产生了斗争，“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
对于这一次的报名参军又同一天畏苦反悔之事，郭沫若自我解嘲地说：“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我自己即使忍耐着去吃一点苦，做到一个忠实的维持秩序的好兵，结果又怎样呢？只添了一个新军阀的爪牙，新富豪的鹰犬罢了。说得光大一点，我顶多可当成了四川境内如蛆如猬的一个军阀。因而当时的落伍虽然不怎么光荣，然而也不是怎样的耻辱。”
郭沫若之参军，尽管如他自己所说可能会有若干不良影响，但当时的退出原因却仍然是怕苦畏难的因素为主，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勤学苦练精神，终究还是逊了一筹。
青年毛泽东在刻意磨练意志，强其体魄方面有过许多异于常人的作为，如苦练冬泳；一年四季洗冷水澡；去闹市读书；不带一文钱游学乡里等等，当时在学生中都曾传为美谈。青年毛泽东以苦为乐，为中国的未来“苦其肌肤”，“劳其筋骨”，立志担负起解救民族的重任。
参军之苦自然是难不住毛泽东的。毛泽东与斯诺也谈到了辛亥年参军之事，他说：“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
毛泽东一共当了半年兵，在兵营里每天实行日本和德国的步兵操典，经过勤学苦练，他初步掌握了一些军事常识和基本训练。毛泽东说：当时，新兵每个月有7块钱的薪饷，除了交两块钱的伙食费外，剩下的钱都用来订了报纸，买了新书。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了解到社会主义，并且与同学一块探讨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在兵营中，毛泽东很快与士兵们打成一片。他说：“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我可以通过为他们写信或做其他这类事来帮助他们。”
半年的兵营生活让毛泽东得到了最早的军事训练，使他了解到中国旧军队中的情形。这就为他后来创立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并在军队内部反对军阀主义，革除旧军队的一些坏习惯，建立新的建军原则打下了基础。这半年的经历，还使毛泽东后来成了学生志愿军的领袖，成功地领导了湖南一师的武装护校活动。这些都为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内建功立业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毛泽东和郭沫若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都很深刻，许多问题上还很一致，但就这些认识的发展来说，两人的差距却极为明显。
经过“反正前后”的政治事变，毛泽东与郭沫若都曾明确地表示，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是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真正动力。郭沫若就精彩地描绘了人民群众参加保路运动时的情景。他同时总结说：“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郭沫若看到了中国民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原动力”，其眼光是敏锐而深刻的，但“反正”以后的郭沫若与“人民大众”仍然是隔离的，他没有到群众中去寻找这种“原动力”，更没有真正成为人民大众革命的领袖。
毛泽东则进了一步。他在“反正前后”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力量，立刻促使他投身于民众之中，从事于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斗争。毛泽东积极地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他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领导了中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接着又从事农民问题的研究工作，策动和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潮，从此逐步走上了建立民众武装，向反动派夺取政权的道路。
经过“反正前后”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和郭沫若都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方法产生了疑问，认识到在中国实行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道理。郭沫若曾对枪杆子的问题作过一番极生动的理论，他说：“凡有国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强。这在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算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什么主义都是骗人的话，只要你手里有兵。你手里一有兵，不怕你昨天还是万恶的军阀，今天便可以成为忠实的信徒。你昨天还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反正前后》）这番议论可以看作是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的形象诠释。不过，郭沫若并未就此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他终究不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
毛泽东则不同。他在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以后，就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最后认为俄国的暴力革命道路应该成为中国的榜样。于是，他立即将这种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思维转入实践领域，走上了从事暴力革命的道路，用他的革命武装论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上述这些差异，表现了毛泽东与郭沫若在思想和个性发展方面的不同方向。毛泽东经过“反正前后”的政治训练，终于走上了革命家和军事指导者的道路；郭沫若则在“反正”以后去了日本，并最终成了革命的文学家。
当然，这些不同的特点和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并不影响他们的思想交流和革命的友情，而且，这种交流与友情在诗词交往中显得尤为热烈和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