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对毛泽东无比敬佩、无限崇拜的心态下，建国后的郭沫若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以毛泽东的意见为意见”。如果把毛泽东比作“太阳”的话，郭沫若就是一只高昂着头的“雄鸡”（郭沫若有文集取名《雄鸡集》）。有人做过这样的描述：好像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它唱赞歌。
毛泽东思路敏捷，一般人难以追随上他的思想。郭沫若为了紧跟毛泽东，也是竭尽全力。结果是，毛泽东正确，郭沫若也正确；毛泽东犯错误，郭沫若也随之犯错误。当然，郭沫若并非没有暂时的迷惘和困惑，特别是面对五六十年代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时。然而，他很快就坚信这一切都是对的，是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和时代的步伐。
因此，郭沫若总是在不断地检讨中紧跟毛泽东，总是真心诚意地改造自我，更为自觉地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对于正确的思想和路线加以歌颂，对于“左”的思想和路线也不加思索地加以赞扬。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例子，是50年代毛泽东在文艺界展开的三次批判运动，郭沫若也先后多次自我检讨，带头批判。
这并不奇怪，这样的心态也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心态，不仅仅郭沫若一人。但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追求个性的浪漫诗人，因个人崇拜而迷失了自我，却是可悲的。
（二）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第一次思想批判运动，是1951年5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场批判突如其来，波及全国，第一次震惊了中国知识界、文艺界，也震惊了郭沫若。
先说郭沫若。他之所以大为震惊，是因为他原本是武训行乞办“义学”的肯定者。
早在1945年12月，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主持下，重庆知识界举行过为期6天的“武训诞辰107年纪念大会”。郭沫若不仅出席了大会，而且与柳亚子、陶行知等同为主席团成员。在12月5日的大会上，郭沫若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武训为“圣人”，赞扬他勤苦推行普及教育，真正做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当时有不少著名爱国人士在大会上发了言。为此，《新华日报》出了专辑，发表了郭沫若等人的讲话。后来，郭沫若的讲话还被选入1948年华东新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选》，用作教材。
1950年8月11日，郭沫若应《武训画传》的编者李士钊之请，为该书题了书名，并题了辞：
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
据李士钊当时告诉郭沫若，《武训画传》本要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后来不知何故，并没有连载。
在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批判运动以后，郭沫若对武训的看法，产生了由褒到贬的根本转变。
再说中国知识界、文艺界。
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一部历史故事片。它讲的是清朝末年，山东省堂邑县的武训行乞兴学，为穷人孩子提供读书机会的故事。影片1950年底拍摄完成后，于1951年初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公映，立即在知识界、文艺界引起反响，对武训、对影片好评如潮。例如：
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
武训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
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阶级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对本阶级的热爱使他终身劳动，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挠地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
人们同时称赞电影《武训传》的制作态度是严肃的，十分有意义的，值得鼓励。许多人热情地向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推荐这部片子，要让影片把武训精神带到每一个角落，中国需要大量的新“武训”。
在当时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杂志，将《武训传》列为本年度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很短的时间里，多家报刊发表的文章仍是一片赞扬声，并号召人们学习“武训精神”。偶然也有两篇商榷文章提出不同意见，展开了讨论，但并没有影响赞颂的基调。
5月20日，毛泽东发言了。他亲笔为《人民日报》写下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不是歌颂，而是批评，措辞之严厉，批评之尖锐，对于歌颂论者无异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孙瑜语）。当然这也不是讨论，对武训、对影片的褒与贬，毛泽东一锤定音。
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中一直关注着这场讨论。尽管毛泽东亲笔撰写社论之事大多数群众并不知道，但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事态的极端严重性。
（三）
毛泽东的批评与歌颂者的言辞是针锋相对的。
毛泽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我们是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毛泽东尖锐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他在文章中特地开列出了当时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报刊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的文章目录。对此，毛泽东是十分痛心的。
因而，毛泽东告诫人们：“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他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反复强调的问题，即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武训传》恰恰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出了差错。
毛泽东更为痛心的是党员同志的“思想混乱”。他指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吏——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泽东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学得了”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的质问，使得郭沫若深深不安。郭沫若自知，他不但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然而长久以来，却对武训始终抱以赞同的态度，自己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又到哪里去了？自己不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人吗？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必说了。他立即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思想与毛泽东的差距。
于是，就在毛泽东的社论发表10天以后，郭沫若在6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郭沫若在自我检讨中，首先对于往日自己对武训的“盲目”歌颂，作了自我批评：
“武训的存在，我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经过陶行知先生的表彰，才开始知道的。我一直不曾加以研究。但在一九四三年（当为一九四五年——引者注）陶先生所主持的一个武训纪念会上应邀讲话，便也曾盲目地称赞过他。一九四七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我在吊诗里面曾经提到武训，而说陶先生比武训更好。（原诗被收入《蜩螗集》，因手中无书，原语无从引出。）
“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会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会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最不应该的是替《武训画传》——可以说是电影《武训传》的姊妹，题了书名，还题了辞。”
在这里，郭沫若专门提到了作为电影姊妹篇的《武训画传》一书，因为本书是孙瑜编导《武训传》的直接起因。
据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一文介绍：
早在1944年夏天，他在位于重庆北温泉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陶行知来找他。当时，陶行知在离北温泉不远的草街子小镇，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为难童创办了一所半农半读时育才学校。这位令人钦佩的人民教育家，送给孙瑜一本《武训画传》，希望有机会能够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当时由于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没有摄影棚和35毫米电影设备，自然不能拍摄。
电影虽然未能很快拍成，但孙瑜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这本画传，深深地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特别是他终身卖艺讨饭，为穷孩子们办不收费“义学”的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当时就根据“行乞兴学”这条主线草拟了一个几百字的剧情梗概，夹在笔记本里，准备慢慢地做合乎情理的艺术加工，构成一部电影的轮廓。
1945年孙瑜赴美时，身边还带着《武训画传》和他初拟的剧情梗概。武训种种感人肺腑的事迹——讨饭、做短工、唱小曲、变戏法、拾破布断线缠“线蛋”玩具出售等，始终萦绕在孙瑜的心头。1947年秋天，他在回国的太平洋旅途中，开始写“分场剧情”。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艺术加工虚构的），也逐渐在他的头脑中形象化了。
回国以后，孙瑜忙于恢复电影工作，决心筹拍《武训传》。1948年1月，他在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赶写完“分场剧本”，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赵丹等人。
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欣然接受领衔主演武训的邀请。1945年他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冤狱脱险回到重庆养病时，在医院里也曾读过《武训画传》。赵丹是山东人，他被武训这位清朝的山东同乡忍辱负重、行乞兴学的事迹，感动得痛哭流涕。
《武训传》1948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11月因经济困难而停拍。1949年2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把《武训传》的摄制权和已经拍成印好的声底片和拷贝一齐买走。当时因昆仑厂正在赶拍《三毛流浪记》等影片，《武训传》暂时搁置。
1949年6月，孙瑜赴北京参加将在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7月26日，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的晚餐上，他与前来出席的周恩来、郭沫若等人重逢。
孙瑜与周恩来同是南开中学的校友，30多年没见面了，但周恩来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孙瑜十分激动。他们提到当年的往事，特别是周恩来当年曾主演话剧，而且多半演女角，不禁开怀欢笑。在短暂的相聚中，孙瑜告诉周恩来，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并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略加思索后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寥寥数语，使孙瑜对所谓“义学”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
此次相见，周恩来、郭沫若都在孙瑜的小纪念册上题了辞：“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努力！”孙瑜与郭沫若是四川同乡，他描述郭沫若的签名，潇洒飘逸，像道士画符似的，带着龙飞凤舞的笔姿，相当难以辨认。
1950年《武训传》重新开拍，10月完成拍摄工作，至12月剪接完成，翌年在北京等地上映。
由此可见，在电影《武训传》的拍摄过程中，《武训画传》的影响是直接而重要的。因此，郭沫若在文章中特别对为《武训画传》题辞之事，做了自我检讨：
“这实是我的错误。我当时是应该负起责任来，劝阻《武训画传》的出版的，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尽了帮助宣传的能事。
“虽然我的题辞多少含有批判的成分，并惹得编者在他的自序中驳斥了我，但批判得十分不够。而且在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武训其人，而其基本的原因也就由于并不十分知道武训其事。放高利贷来兴学，所兴的学又是要叫做地主阶级‘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的。这有什么值得‘珍视’，有什么‘很难得’呢？武训不仅没有意思‘解决问题’——使老百姓翻身，他反而在增加问题，使问题更不容易解决——使老百姓更不容易翻身。这又算得什么‘奇迹’呢？”
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武训其人做了批判，特别指出了由于“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会加以研究”，就容易被武训表面上一些刻苦行为所蒙蔽。他认为，武训的以身作则是一种“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郭沫若在检讨的最后真诚地总结教训道：“经过这一次讨论，我是受了很大的启发的。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这种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我已下定决心加以痛改。我诚恳地向读过《武训画传》的朋友们告罪。”
（四）
毛泽东的亲笔社论，全国主要报刊都加以转载，从而掀起了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批判运动。在当时不仅是郭沫若，文化艺术界许多人都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纷纷做出自我批评。
以上海为例。5月21日，上海文化教育界举行会议，与会者来自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华东文化部、教育部、新华出版局，上海市文化局、教育局、文联、教育工会以及电影界，共200多人。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黄源、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于伶、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戴伯韬，都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检讨。
为了证明社论的正确性，在江青（化名“李进”）的直接参与下，由中央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于6月到山东武训的家乡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由13人组成，先后在山东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调查了20多天。回京后，由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斐（文化部）、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建国后江青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她实际上是这次调查活动的带领者和主持者。
《调查记》除前言外，分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调查记》最后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了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在调查团出发前，毛泽东曾指示他们，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义学也不重要，它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调查记》写成后，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在1951年7月23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后来印成小册子。
《调查记》的公开发表，实际为《武训传》的讨论作了总结，把这场颇具声势的思想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
对于已经背上歌颂武训沉重包袱的郭沫若，《调查记》的发表不啻是又加重了几层。他认真学习后，在8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
郭沫若的这篇读后感，一是称赞，二是再次检讨。他称赞《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这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他检讨，武训原来是“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在读了《调查记》后深感“瞠然自失”的心情下，他对自己曾“附和过”歌颂武训的错误，“重新再检讨一次”。
（五）
40多年过去了，怎样看待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次批判？
平心而论，当年对武训、对电影《武训传》的许多称赞，如上所引，确实有过分美化之处，把“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桂冠戴在武训头上，是不合适的。
毛泽东提出讨论和批判这个电影，涉及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是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当时，大批知识分子带着旧思想、旧文化进入新中国，这次批判，也就成为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机会，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
然而，这次思想批判运动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到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作为当事人，胡乔木当年曾和周恩来一起审看过《武训传》。他说：
“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影片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思想问题和艺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复杂问题，是不能采取大批判的简单方法来解决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于采取了极端的、粗暴的方式，结果是，一场关于文艺创作的讨论，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运动，前后持续达一年之久，它不仅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一些同志因此而受到沉重打击，也给文艺创作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1953年9月，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就指出，文艺批评“从教条公式出发”，“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和“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
郭沫若也是这些在精神上有压抑和苦恼的作家之一，他的一再自我检讨就是明证。随着这场批判的发展，文艺界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郭沫若领导的全国文联成立了文艺界学习委员会。郭沫若本人更是带头学习，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郭沫若发表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的文章，再次表达了加强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的真诚心情。
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建国后的文化领域开了一个进行错误批判的先例。从此，文学艺术和学术理论的批判往往被严厉的政治批判所代替。而作为新中国文化界领导人的郭沫若，在其中总是担当着带头检讨、带头表态、带头批判的尴尬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