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7月，在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进军声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历史的开始。
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是在北平解放不久进行的。1949年2月，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平，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也陆续到达这个古都，加上原来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人员，这就形成了中国新文艺大军的首批大会合。
3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话会，招待在北平的文艺界人士。郭沫若出席了会议，并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这一倡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郭沫若被选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
6月27日，郭沫若发表讲话，说明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主要目的便是要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换我们彼此的意见，接受我们彼此的批评，砥砺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
6月30日，在文代会的预备会上，郭沫若当选为总主席。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毛泽东亲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对新文艺工作者给予了热情而高度的评价：“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文艺工作者。
郭沫若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总主席。他为毛泽东亲临大会而十分激动。据臧克家回忆：“郭老代表近千名代表向毛主席深深地、深深地九十度鞠躬。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大。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卑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得识郭老五十年——怀念郭沫若同志》）
郭沫若为大会致开幕词。他指出，中国人民正处在“一个光芒万丈、伟大无比的新时代”，我们召开文代会“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他高度评价了文化战线上这支“有力的野战军”，过去一直被反动政权分割着，现在终于“紧紧团结起来了”。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文艺运动的总指标”，向工农大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够了解工农，表现工农，更进而教育工农”。
大会期间，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茅盾、周扬分别作了国统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大会听取了各方面代表的一系列报告和专题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产生了“全国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的部门协会以及戏曲改革协会、曲艺改进会等组织。大会至7月19日胜利闭幕。郭沫若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
这次文代会是各路文艺大军的一次大会师。先后与会的各民族代表达824人，代表着大约7万多新文艺工作者以及数以万计的分散在广大城乡的旧戏曲和曲艺人员。正如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这是一次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队伍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
这次大会为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这就是周恩来和郭沫若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加强团结，深入工农兵，熟悉工农兵，创造富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切实改造旧文艺，批判地接受文学艺术遗产，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举行的这次文代会，确认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文艺界遵循的“共同纲领”，组织起一支规模宏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队伍，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文艺工作的新局面。
（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郭沫若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了。他欢呼，他歌唱，他在担负着繁重的国家政务的同时，始终致力于新文艺的建设，他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创造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郭沫若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诗人身份，在政务工作之余，时时拿起他的笔辛勤耕耘，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有诗歌，有史论，也有历史剧，等等，为新中国的文艺百花园地增添了无限春色。
以诗歌创作为例。建国后，郭沫若出版了《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中的《潮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沫若诗词选》，以及由于立群编的诗文集《东风第一枝》。从数量上看，远远超过了作家解放前的诗作；从内容上看，诗人视野的开阔与创作领域的拓宽，也是前所未有的。
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赞颂人民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歌唱伟大领袖毛泽东，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主旋律。诗人的这些作品，大都为即兴抒怀之作，黄钟大吕，色彩斑斓，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郭沫若在他的大量诗作中，倾注了对毛泽东的热情歌颂之情。在此，试举两首为例。如他的《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1952年6月11日）一诗，深切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热爱：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人民的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
来自帕米尔高原，来自太平洋，
来自珠穆朗玛峰，来自鸭绿江。
万岁毛泽东！
万岁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咱们工人阶级是国家栋梁；
快加紧井里采油，炉里炼钢，
为咱们祖国的工业化，技术必须加强。
万岁毛泽东！
万岁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农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牛羊，
我们征服江河，战胜灾荒，
要逐步实现机械化，倒海翻江。
万岁毛泽东！
万岁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钢铁战士捍卫着祖国的边疆；
我们反抗侵略，睦邻万邦，
要保卫世界和平，必须有力量。
万岁毛泽东！
万岁中国共产党！
又如，1957年11月，他随毛泽东乘飞机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后，写下了《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1958年1月25日）一诗：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安如平地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像静穆的崇山峻岭，
像浩渺无际的重洋。
郭沫若抓住照片中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情景，歌颂了人民领袖日理万机、为国操劳的精神。“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机舱外是自然界的太阳，机舱内是作家心中的“太阳”——集中表现出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之情。
郭沫若对于毛泽东，经历了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崇敬、从崇敬到崇拜的情感历程，而且，这种情感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日益加深的。
的确，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获得的，人民把党和毛泽东看作“大救星”，比作“红太阳”。郭沫若早在香港时期，他就自觉宣传毛泽东，歌唱毛泽东。1949年2月辗转到北平后，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感谢“毛主席所领导的人民武装，使中国人民翻了身，使我郭沫若也翻了一个身”。他对毛泽东敬佩得五体投地。北京大学请郭沫若去演讲，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歌颂党、歌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的丰功伟绩。他的每句话几乎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怀有“翻身”之感的郭沫若，他激动、兴奋、歌唱，共和国缔造者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成了先哲、圣人。他对毛泽东无限信赖，无限崇拜，毕恭毕敬，山呼万岁。他相信毛泽东的正确，对毛泽东的言论无条件拥护，直至到了迷信的程度。
郭沫若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全部的力量、精神和生命，贡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诗歌创作上，他不断进取，勇于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误，如他的一些诗歌中流露出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情，单一的政治化倾向，甚至图解政策，损伤了诗歌的艺术性。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郭沫若曾经这样说过：“我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尽管郭沫若在言辞上避免用“崇拜”二字，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是直言不讳地表露出来。
在此还应看到，郭沫若对革命领袖从崇敬到崇拜直至盲从的变化，是离不开当时“个人崇拜”的历史背景的。在中国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在解放区人民中成为一种共同的呼声，在当时的老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个意思。建国后，郭沫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他更是自觉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维护党的现行方针政策而宣传，而歌唱。
（三）
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是怎样看待的呢？显然，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从警惕到接受的演变过程。
早年，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作为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此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由衷的拥护，担心的是自己成为个人崇拜的偶像。毛泽东深知，个人崇拜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是与民主和科学精神相对立的。
1948年8月13日，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上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毛泽东在看到电文后，于15日就回电吴玉章，表示此说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
那样说是很不妥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在中共中央迁进京城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议，在党内做出了六条规定：不祝寿，不送礼，不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在进京途中还想到了李自成，想到共产党人要不重蹈历史的覆辙，只有走民主之路。
1954年6月，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删掉了草案中颂扬他的一些条文，并在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的最后专门解释道：
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后，在中共党内引起了高度的警惕。4月5日，《人民日报》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在于他“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进一步指出，晚年斯大林“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强调：“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
然而，1958年以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发生了转变。这就是，他从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毛泽东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当时，毛泽东讲这番话，是反对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尽管如此，毛泽东把个人崇拜区分为正确与不正确的说法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本来指的就是对个人的盲从，而人们对马克思等革命领袖的崇敬同个人崇拜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然而，毛泽东提出区分两种个人崇拜的说法，势必导致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于当时的党内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直接的后果。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就提出：“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这些言论是不科学的，是与毛泽东自己以往的正确看法相违背的。
党内高层出现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忘却了斯大林的教训，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悲剧。特别是那些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借助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拼命鼓吹，以达到个人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类阴谋家、野心家的代表人物如康生、林彪，正是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最起劲的鼓吹者。如，林彪在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惜以贬低马列、抬高毛泽东的手法，为自己骗取政治资本。
毛泽东亲自提倡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后，国内各类宣传工具都在有意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结果是，对毛泽东歌功颂德的各类文字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群众中本来就自发存在的对领袖的崇敬和崇拜心理得到了鼓励，并迅速膨胀起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狂热程度。
从主观上说，毛泽东一生追求民主，倡导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但是，当毛泽东深入群众时，群众被激发起的对领袖“山呼万岁”的狂热形式，却阻碍了他与群众“打成一片”。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1958年8月，毛泽东在天津被群众围困在一家饭馆里，数万名群众情绪激动，把饭馆围得水泄不通，高呼“毛泽东万岁”，前后达6小时之久。事后，人群中被挤掉的鞋就捡了两大筐。面对着狂热的人群，毛泽东不无陶醉地笑了，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随意地到群众中去了。
毛泽东本人从对个人崇拜的坚决反对到接受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从对个人崇拜保持警惕到陷于阴谋家设下的迷惘，最后终于酿就了个人崇拜泛滥的苦酒。“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十年，也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十年。这是个人崇拜的悲剧，也是毛泽东的悲剧。
显然，郭沫若对毛泽东由崇敬到崇拜直至迷信的变化，与上述时代背景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郭沫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领袖的崇敬和拥戴，本身就代表了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它使毛泽东自我陶醉了；而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渐渐接受，又刺激和鼓励了广大群众中自发存在的对领袖崇拜的心情。
尽管如此，今天来看郭沫若歌颂毛泽东的诗作，在对时代的局限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们也可深深地感受到，郭沫若对毛泽东真诚的赞美，正代表了特定时代下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的领袖浓厚的革命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