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在思想文化界对俞平伯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批判的同时，另一场更为激烈的批判正在酝酿之中。这就是1955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从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的。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文艺界展开一次整风学习，借以清除错误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确立党的文艺方针和对文艺工作的绝对领导。郭沫若领导的全国文联表示拥护并组织实施，他本人更是带头学习。
在整风过程中，1952年7月，胡风被通知到北京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三四十年代，胡风主要活跃在国统区。他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曾和鲁迅等人配合，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1936年，他与鲁迅、冯雪峰等共同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他的文艺思想的著名观点是：“到处都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这些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思想是有区别的。因此，他同左翼文艺家发生过冲突。
在7月会议之前，周恩来有过重要指示：对于文艺思想上不同观点的争论，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意见，大家平心静气地好好谈谈。但是，会议没有这样去做，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开成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会”。此后，批判并未停止，而且不断升级。到第二年的1月29日，全国文联开会举行胡风文艺思想讨论报告，胡风本人已被排斥在外，不准参加。先后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林、何的文章对胡风在政治上是肯定的，对胡风主要是作文艺思想上的批判。
对于这种批判，胡风并不服气。但是，尽管他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并没有公开反驳。在沉默了一年后，他决定给党中央、毛泽东上书。
从1954年3月到6月，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的积极参与下，胡风写成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报告》。《报告》通称《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
7月7日，胡风在《意见书》的前面，写上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7月22日，胡风以格外激动的心情，把《意见书》郑重地送交给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请他转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胡风的《意见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二是《作为参考的意见》。
在第一部分，胡风主要是对林默涵文章的具体辩驳，论争的要点集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性原则、关于生活或生活实践、关于思想改造、关于民族形式、关于题材等方面。
在第二部分，胡风提出了引起论争的关键，是几年来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在这里，他提出了所谓高悬在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并强调指出“问题不在于这五把刀子，而是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胡风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字里行间不免带有某些过激情绪。在当时，囿于“左”倾教条主义和文艺界的宗派成见，这显然是无法使人容忍的。
胡风清楚地知道他所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又期待着毛泽东对他的理解。然而，就在胡风的期待之中，发生了《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从10月底到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其间，文艺界也开始公开批判胡风。
在12月8日的扩大会上，郭沫若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周扬在总结报告《我们必须战斗》中，有一节专门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周扬指出：“胡风先生实际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藉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二）
批判刚刚开始，事态正在升级。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对胡风的《意见书》作的结论是：“他的意见书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肃清他的影响。”报告提出，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报告还建议，公开胡风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书》。
1月26日，党中央指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长时期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大斗争来看待。
从2月至4月，一场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在全国展开，胡风的《意见书》遭到了公开批判。
3月4日，郭沫若主持全国文联举办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开幕式。在开幕词中，郭沫若把胡风与胡适看作同类，指出，这样的人“正费尽苦心地想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想把主观唯心论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些思想上的敌人，我们要毫不容情地加以反击。”
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章后来收入《雄鸡集》，改名《斥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
在当时众多批判文章中，郭沫若的文章是最具权威、最有分量的一篇。
郭沫若指出，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前，在他的全部文艺活动中，他的重要锋芒总是针对着那时候共产党的或党外的进步文艺家。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
郭沫若认为，胡风巧妙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不亚于胡适的，他的《意见书》是他向中共中央发出的攻击整个文艺领导工作的《意见书》，一个实际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因此，必须彻底批判胡风思想。
4月13日，胡风的旧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反戈一击。同时，他主动交出了胡风与他之间的私人通信。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题名《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连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于5月9日一起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事态立即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始则为这些私人信件中流露出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而震惊，继而陷入了沉思。他深感，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较量，胡风正代表了敌视人民、痛恨共产党的反革命势力。两天后，毛泽东亲笔批示，把揭发材料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连同胡风的自我批判，一同在《人民日报》刊载，并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
一个原属人民内部文艺思想上的争论问题，也就上升成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
毛泽东在按语中说：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一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到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毛泽东为胡风小集团作了严重的定性：反党集团。于是，建国后思想文化领域一大冤案终于铸成。后来对胡风等人的批判和判刑，基本上就是以这篇编者按所作的政治结论为依据的。
5月18日，公安部拘捕了胡风。作为“反党集团”的成员，胡风的一些好友也先后入狱。
5月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胡风集团”的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毛泽东亲自为这些材料写了按语。这些材料很快被汇编成册在全国发行，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并将胡风“反党集团”统一定名为“反革命集团”。毛泽东的《序言》和部分按语，后来被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在《序言》中指出，胡风和胡风分子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警告反革命分子，反对人民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又告诉人民，从胡风事件中学得一些东西，激发革命热情，提高辨别能力，肃清各种暗藏的反革命。随后，一场肃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震惊了全国，震惊了文化界。郭沫若又一次响应，坚决贯彻执行。
5月25日，郭沫若主持召开了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人民日报》揭露的材料，完全证实了胡风集团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郭沫若在发表于次日《人民日报》的《请依法处理胡风》一文中庄严表态：
“到了今天，全国人民正在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然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内部破坏，这是怎样也不能容忍的。
“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一切公众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郭沫若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并撤销他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委）。
（三）
胡风事件是一桩严重的错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案得到了平反。1980年9月中共中央的有关通知中这样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
1988年6月，胡风逝世三周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对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通知，做了几处重要更正，即在对胡风政治上平反的基础上，对文艺思想、宗派诸问题做了澄清和补充说明：
原通知指责胡风提出的“五把理论刀子”；新的通知认为这是胡风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说法，原通知的说法不符胡风的本意。
原通知对胡风的宗派活动有很严厉的指责；新的通知指出，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极为复杂，不宜简单下结论，从总体上看，胡风一生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
原通知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的许多是错误的；新的通知认为，这类问题应该在学术自由和“双百”方针指导下，由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做出决断。
胡风一案的平反，反映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事实上，胡风一生“经过了身外的天崩地陷，也经过了身内的火烧冰冻”（胡风自传），他的文艺思想既有其独到的成就，也有可商讨的地方，但在政治上他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的信念最终没有改变。
1930年前后，胡风在日本参加左翼文化团体，加入日本共产党。30年代，他与鲁迅关系密切，始终坚持鲁迅现实主义的文艺道路。
抗战初期，胡风主编《七月》杂志，大量报道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抗击日寇的消息。《七月》设有“陕北通讯”专栏，专门报道延安的情况。就是在该刊第10期上，胡风最早编发了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该刊很早就刊载过盛赞毛泽东的文章。胡风本人也多次在文章中称赞共产党为“人民的先锋队”，称颂毛泽东为“思想的巨人”，并多次引述毛泽东的政治和文艺方面的言论。《七月》杂志勇于宣传延安和毛泽东，在当时的国统区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遭受过国民党的查封。
1943年胡风回到重庆后，“读到了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整风文件，空前地加强了在人民解放目标引导下的、从实际出发的、为现实主义开路的信心”。（胡风《我的小传》）
抗战胜利后，胡风回到上海，重印和新出版了《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计40多种作品，对两个中国前途的激烈斗争有过一定的反映。他盼望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实现。当他经过种种的艰难历程而来到解放区时，不觉心花怒放。他这样写道：“我的感情才完全从过去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到开国前后，这点感情达到了一种升华的境界，在几首长诗里面，我发出了被我们历史的艰巨而伟大的行程和我们人民的高尚而英勇的品德所引起的心声。我进一步在实感上看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光荣而幸福的前途。”
胡风所说的长诗，是他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不久，在无比激动的心情下，写下的《时间开始了》组诗，包括《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胜利颂》五篇，深切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真挚而炽热的感情。如他在《欢乐颂》中，对毛泽东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衷心歌唱：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像第一响惊雷——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此站立起来了！”
“站立起来了！”
这铿锵有力、出自肺腑的赞歌，只有对党、对人民、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阶级情感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胡风在《青春曲》中，把自己比作小草，把党和毛泽东思想比作阳光，表达的正是这种对党和毛泽东的无比崇敬的感情。
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是当他处于逆境时也不改初衷。胡风在失去自由后，并没有失去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赖。1959年，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表示：“关于文艺思想，我接受党的任何结论。”在被监禁了10年后，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谈学习，还要他们“更好地消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充满了真诚。当他被判处14年徒刑时，他坦然说道：“为了党的威信，……判我刑吧，就是杀了我头我都无怨！”
胡风与郭沫若也曾有过一段友谊，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在郭沫若50岁生日时，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集会庆祝，胡风就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另据胡风日记，1943年11月15日，胡风还为郭沫若第二天51岁的生日作打油诗一首，诗曰：
城有天官府，乡有赖家桥。
画地作天堂，休道老渔樵。
有无何必问，屈子枉行吟。
不见伽蓝殿，肉身佛几尊。
当年拜印度，今日拜谁来？
蓝衣虽易色，依照老希裁。
沿街飞马面，租界暂安然。
铁剪横天下，抽屉当名山。
寿筵不用草，稗子也还稀。
且尽今朝酒，金风剪破衣。
胡风在他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与郭沫若的文字之交；郭沫若在他抗战期间的文字中，也曾记述到他与胡风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