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风潮对文化学术界的一次次冲击，使得文化学术工作者一时无所适从，文艺学术的发展颇受影响。时代进入到1956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极其重要的一年，国家的主要任务将从以大规模阶级斗争为主转变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迅速发展文化科学事业上来。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讲，就是“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
那么，如何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呢？正是在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泽东是在4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方针的。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人们要我写字，我就写了这两句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谈到这一方针。他说：“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最高国务会议不同于党内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宣布“双百”方针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公开提出，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欢欣鼓舞。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话的郭沫若，更是如此。他邀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文艺界和科学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本人在十分兴奋的心情下，更是致力于“双百”方针的宣传工作：
一是连续发表文章，侧重于对“百家争鸣”的宣传和解说。如：
7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他指出：“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一切意识形态必然展开出全面的斗争。……新与旧之间有斗争，新与新之间也有斗争。”新与旧的斗争就形成“推陈出新”，新与新的竞赛就形成“百家争鸣”。他进一步指出，今天的“百家争鸣”既不同于我国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也不同于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的交响曲”。
8月26日，郭沫若发表为《人民中国》杂志所作的《“百家争鸣”万岁！》。他阐述了“百家争鸣”的时代特点，指出：“我们的时代中实现‘百家争鸣’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更有利的条件。”他在文章中分析了这些条件，并提出了促进学术繁荣和保证“百家争鸣”的具体措施。他断定：“只要我们不断努力，我们的‘百家争鸣’将永远继续下去。”
9月6日，郭沫若在《工人日报》发表《‘百家争鸣’可以推广》，就“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仅限于学术界等问题，答《工人日报》读者问。他认为，“百家争鸣”“主要是发展学术研究的方针”，但“在实际工作中和在技术上都可以适用”。他认为“百家争鸣”的意义，不外是自由讨论或者广泛竞赛，问题在于怎样进行，以求得进步。
12月18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发展学术与艺术的问题——答保加利亚〈我们的祖国〉杂志总编辑包果米尔·诺涅夫同志》，阐明了我国正在贯彻的“双百”方针，为的是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他认为：“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必须经过自觉的独立思考。命令主义会妨碍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其结果会使精神生产的活动遭受损害，有时更生出反作用和逆效果。”
二是拟以“百花齐放”为总题，“选出一百种花来做出一百首诗”。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百花齐放》诗集的由来。
郭沫若的这项工作，开始于毛泽东公开提出“双百”方针之时。他最初写下了《牡丹》《芍药》《春兰》三首，但由于所熟悉的花不多，便停了下来。至1958年2月25日，郭沫若在《诗刊》第2期正式发表了这三首咏花诗，重新开始了咏百花诗的创作。
3月30日，郭沫若作《〈百花齐放〉小序》，说明了重新写作的缘由：今年发表了《牡丹》《芍药》《春兰》三诗后，“同志们看了鼓舞我：‘跃进一下，就作足一百首来！’好，我受到鼓舞，决心来完成这个小任务。”他同时希望各地朋友帮忙，开示“各地奇花异卉的详细情况”，以助自己“引起实感”。
此后，郭沫若每天写数首，一鼓作气，至4月8日全部写完。为了写好咏百花诗，郭沫若除得到了朋友的帮助、看画册、看标本外，还自己到天坛、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园艺部去访问过。北京市内卖花的地方，他也都去请教过。
从4月3日起至6月27日止，咏百花诗陆续在《人民日报》发表。7月，诗集《百花齐放》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共收诗一零一首。郭沫若在扉页上题词：“敬向‘七一’献礼。”
郭沫若的咏百花诗为什么写了一零一首呢？他在《后记》中解释说：
普通说“百花”是包含一切的花。只选出一百种花来写，那就只有一百种花，而不包含其他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
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一切花》，作为第一零一首。
我倒有点喜欢一零一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又没有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与革命阶段论的结合。
这些咏百花诗全部以拟人化的手法进行创作，寄寓了诗人对新中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之情。如最早发表的《芍药》：
有人竟贬谪我们为“花之奴”，
我们却不愿受这样的污辱。
委屈生活过了不知多少年，
如今是奴隶翻身，人民作了主。
花开在今天，我们是倍有精神，
发出的一花一叶都是为了人民。
蝴蝶们的午梦睡得来更加轻巧，
蜜蜂们的蜜汁比以前更加清淳。
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诗集出版后，影响很大。1959年4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南京《百花齐放》图集创作组剪纸的《〈百花齐放〉图集》；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岘的《百花齐放》木刻插图本；同年9月，江苏扬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咏寿的《百花齐放》剪纸。1961年1月，北京荣宝斋又出版了郭沫若手写，于非、田世光、俞致贞画的国画本《百花齐放》。郭沫若曾分别为这些图集题词代序。
（二）
“双百”方针的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的；而“百家争鸣”的提出，与郭沫若等人更有着直接的关系。
早在延安时期的1942年，毛泽东曾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词“推陈出新”，为京剧艺术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建国初，关于京剧有过争论，有主张全部继承的，也有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在一次戏曲会议上，有人提出了“百花齐放”，周扬听到后认为很好，就向毛泽东报告了。正值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于是写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解决了戏曲的批判性继承问题，为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当时由中宣部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了《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毛泽东指示，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不久，毛泽东提出，由于中国历史很长，可以分为三段研究，建议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第一、二、三所，合办一个《历史研究》杂志，方针是“百家争鸣”。在毛泽东的倡议下，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历史研究》杂志的编委会召集人。
显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是文艺的繁荣，怎样促使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已经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一文中，具体讲到了“百家争鸣”方针提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情况：郭沫若与范文澜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当时，有些同志要中宣部决定谁对谁错。陆定一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决定。
1956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所召开会议，陆定一报告了科学界、学术界的这些情况。其实，毛泽东对郭沫若与范文澜在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也是十分清楚的。毛泽东自己对中国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对郭沫若、范文澜的历史研究都很欣赏。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郭沫若提出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的希望。郭沫若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范文澜也是7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这就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缘起。
正是在毛泽东住所召集的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接着，在4月28日、5月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党内和党外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文艺与科学工作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使郭沫若备感鼓舞。事实上，郭沫若在文化艺术和学术研究上一贯主张“百家争鸣”。40年代，他在重庆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就曾提出过“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建国初，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郭沫若在他的《三点建议》的讲话中，第二点仍然强调“应该广泛地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批评”。他说：“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
当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时，郭沫若立即邀请主要参与决策者陆定一，于5月26日在怀仁堂向文化学术界1000多人做了党对于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政策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陆定一的报告开头就讲：“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先生，要我来讲讲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这个政策对于我国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对于你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陆定一在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双百”方针做了具体的阐述。他谈“百花齐放”时说：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就是戏剧。几年前，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之间的自由竞赛和相互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
他谈“百家争鸣”时说：“我国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现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毛泽东当年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未曾发表，但其思想、直至所运用的一些语言，在陆定一的报告中得到了体现和传达。
陆定一的报告是当时党中央对“双百”方针做出的最详尽、最透彻的阐述。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个报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于是，文化科学各界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报刊发表讨论文章，气氛十分活跃。
当后来有人问到郭沫若为什么请陆定一作报告时，他说：“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生活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这就是我请陆定一同志作报告的动机。”（《关于发展学术与艺术的问题》）显然，当时的科学文艺界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郭沫若急切地希望通过“双百”方针的实行而加以改变。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那些怀疑这一方针的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明了党坚决执行这个方针的决心。
一时间，“双百”方针成为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文化学术界空前活跃起来，文学、艺术、科学各方面都出现一些欣欣向荣的景象。文艺界，创作题材比以前更为广泛，体裁和风格也更多样化，一些揭露生活中消极现象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全国性的话剧、音乐的会演，昆曲《十五贯》改革的成功，等等。学术界，关于遗传学、关于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关于美学等问题，都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其中，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座谈会，是自然科学中百家争鸣的范例。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苏联，生物界的李森科曾粗暴地批判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是“反社会主义”的“伪科学”。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这样做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当他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北大教授李汝祺在青岛会议后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时，随即写信给胡乔木，请他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亲自替作者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倡“双百”方针，就是要遵循科学规律，促进科学发展，避免苏联的失误。
当时有人说：“全国大陆解放，是政治上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是思想上的春天；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思想的春天里，吹送阵阵春风。”可惜的是，和煦的春风遇到了滚滚寒流，待开的百花凋谢了蓓蕾。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敌我界限模糊了，“双百”方针的实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在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中，郭沫若每看到一次文艺界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报道，每次“就吃惊一次”。尽管他的感觉是“完全出乎意外”，但他对所揭发的一切都信以为真。毛泽东告诫人们，“事情正在起变化”。郭沫若又一次调整自己，尽量跟上毛泽东的思想。他对文艺界的现状的看法已经是：“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看齐》）。于是，他又当起了“反右派”的“斗士”。
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一文的最后曾告诫人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很好的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的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一例。”录此存鉴。